大男主題材失敗了不要緊的，紀錄片電影未來可期

2018年，在人為地製造流行名詞——現實主義題材、大男主——均告失敗後，真正被觀眾選出走入台前的，卻是向來不被資本青睞，甚至觀眾也天然存著審慎心態的「小人物」。

前者極好理解，如果將「資本」擬人化，他大概有著濃厚的集體主義審美，凡事追求大、極致、威名和人無我有，小人物的故事在投入產出比上不夠重磅，顯不出手筆。而他又自詡了解市場玩轉行業，認定小人物的故事少了大咖、特效和築夢式美輪美奐的布景、結局，很難有人買單，因而寧願花上億做大爛片，也吝嗇於朝小人物多看一眼。

而後者，日常生活時間與財務預算能分給電影的部分就已不多，在約會、聚會等規定場景下，童話性質的喜劇、大片更具備解壓、合家歡功能——生活原本就夠苦，實在不願再直視小人物的普通、困境和天花板。

所幸，小人物和大熒幕之間的距離，正在被拉近。《無名之輩》《我不是葯神》《一出好戲》，小人物爆款貫穿了整年的話題，平凡人物的高光時刻和觀眾完成共情，但戲劇創作中的小人物，和現實中真正和我們摩肩擦踵而過的小人物，始終存在難以抵消的距離，觀眾仍膽怯於直視真實的小人物——困境中的普通人，不是總讓觀看者覺得舒適。

這也是院線紀錄片始終很難在票房上獲得突破的原因，觀眾或許拒絕的不是「紀錄片」這一藝術形式——主題獵奇感濃厚的紀錄片倒從不缺觀眾，《我在故宮修文物》《岡仁波齊》或動物自然類的，都有很好的反饋——而是當紀錄片的鏡頭對準沒有被戲劇化的小人物時，那種照見自己的情緒。

正在上映的紀錄電影《生活萬歲》，就很「局促」。鏡頭慢慢聚焦又掃過的一幕幕人物故事，晴與雨、晝和夜，沉睡的哭泣的嬉笑的怒罵的，熒幕下的那些人，撲騰著泅過生活的河。

《生活萬歲》概念海報濃郁豐滿。

「我們並不是找齊了所有拍攝對象再去拍。大家一邊拍，一邊找，多線鋪開拍攝。電影素材需求量大，我們拍了四十多個人物。」任長箴說，這個《舌尖上的中國》總製片人擁有一支配合良好的團隊，「我們是一個團隊作戰，當你觀察他們的時候，你能感受到，他們是被同一種東西熏陶，被同一種工作方式提煉出來的創作者。」

「生活挺好的」 大約是看完《生活萬歲》後由衷的感慨。

「很多人會在影片里看到相似的東西，不一定是一模一樣的處境，但會是一模一樣的情緒，」任長箴沒打算拔高或暴露小人物的品質和狼狽，「我們想呈現能立得起來、有張力和魅力的故事。」

《生活萬歲》拍了40個故事，最終被選入成片的只有15個。「那些人不夠精彩，為什麼還要拍？」紀錄片從來不是有劇本的藝術形式，不開機永遠得不到結果，「前期，你可以確認這個拍攝對象還不錯，但開機時間準不準確？你開機時，人物是不是處在有表現力的階段？能不能有故事要素？這都是未知的。」

小學生觀後感作文，簡單文字後有著最真摯純粹的感動。

勉強稱為「主角」的14組人物，電影甚至沒有給出他們更多的個人信息，零散的對話里才不著痕迹地透露出名字、年齡、城市，像無名之輩，一切社會概念中的定義都不重要，生活里父親、女兒、情人、老來伴才是他們此刻的身份，也是觀影者此刻的身份。「導演的頭腦中應該有兩套邏輯系統，一套是社會化的系統，而另一套是自然人的系統，」任長箴在一次採訪中強調，「紀錄片要扔掉那個人社會化的一面，保留自然人的共性，你會發現這才是你想要的。」

主人公們或許坎坷，各有各的生活問題，但從不放棄力量。

「蜘蛛人」帶著兒子體驗工作環境，細數被自己擦亮過的上海高樓；相依為命半輩子的盲人賣唱夫妻攢了很久的錢，換了一架更好的電子琴，中秋節晚上摸索著碰杯慶祝；沒法照顧病父的護林員，孤獨地輕輕拈起誤入的蝴蝶放生；安頓好家中的病父，來到故宮做講解員，極盡舒展腦中知識和四肢。

當然，《報社》當中對記者職業操守和新聞理念的討論，放在網路社會的今天，有些微的過時守舊。

當記錄者不以獵奇、刻意挖掘、暴露等等不夠純粹的目的為導向地記錄，小人物自然人屬性中不敗的光，最讓人感動。觀眾無懼於直視困境中「鏡像的自己」仍發著光、有希望的樣子，更需要藉助這14組普通人的生活影像堅定信念，「我們在調研時刪掉了很勵志的人物和題材，留下更靠近普通人、更像身邊人或者你在街上擦肩而過的人，」導演說，「姑且叫做人間百態的採樣吧。」

正因為鏡頭的平視感——這在夏天的紀錄電影《大三兒》中也能明晰體會——而非悲天憫人地俯視角度。

「從技術上來說，我們在開拍前就確定要用35和50這樣很接近人的視角的鏡頭來完成，並且不使用腳架，全部是手持拍攝，並且要求我們的攝影機跟拍時要和拍攝對象的眼睛保持同等水平，其實就是為了在影像上達到更平視的效果。」

因而《生活萬歲》的敘事是截取主角的生活片段，並不完整。「電視製作才習慣把信息給得很滿，拿掉大家的思考和腦補空間，但電影不是，需要靠觀眾合理將情緒、日常經驗補充完整，這是魅力所在。」

《生活萬歲》讓觀眾走齣電影院帶著的是力量和「生活挺好」的感慨，那在今年FIRST電影展上大放異彩的《四個春天》，大約會讓人有立馬拿上DV回家記錄的衝動。

在今年FIRST西寧電影展中大受好評的紀錄片，作為新人導演，當中的冷靜克制十分難得。

粗糙、凌亂並不規整，沒有經過置景的居所內外，每一處都是極濃厚的生活痕迹。最常見的南方小村小鎮，冬季，老媽媽會用自家配方熏香腸；木門的紅漆刷到了門框外白牆上，踢腳線貼得不牢靠，被雨季泡脹過，皮鬆松的；入夜父母各佔一個大屋子，做縫紉的改音樂的，互不干擾。

熏香腸的媽媽帶著春節年味而來，煙火氣十足。

導演用自己的DV連續拍攝了父母家的四個春節，主要內容是他的父母如何過日子，如何相處，南方冬季的冷調透著沉靜，故事卻無限溫暖，即便在家庭遭遇最黯淡的時刻，導演依舊是克制的，直到家人從波折殘酷中恢復生機。

「在中國，很少有導演在自己的處女作里能如此直接、準確、誠實地表現普通中國人、普通中國家庭的生活，把普通中國父母作為主角進行拍攝。也很少有導演能夠在自己的處女作里對生活擺脫批判、鞭撻、控訴、揭露的角度，用平靜自製的鏡頭去發掘生活之下真正的力量，也就是那種支撐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家庭歷經風霜雨雪走到今天的那種力量。」

和菜頭在公眾號里數度將《四個春天》封為他的年度紀錄片，「《四個春天》里有我們熟悉的生活，有我們熟悉的身影，更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生活的真實。」

南方小城鎮不甚繁華的、蕭索的冬季，在導演鏡頭裡倒是有別樣美感。

《生活萬歲》或《四個春天》，作為電影/紀錄片不能給觀眾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卻能幫人看到光、亮、美好，恢復生活的鬥志。觀眾不會在當中看到戲劇性的反轉，主角也沒有光環，只是普通人輕嘆口氣，拍拍肩膀繼續前行。

12月的大熒幕，還有貢獻過《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導演蕭寒新作《一百年很長嗎》。

無論是《我在故宮修文物》或是《喜馬拉雅天梯》，導演團隊始終將鏡頭對準人。

「如果說故宮是廟堂，這一次我們把目光投向了江湖。」他在預告片中這樣說，蕭寒和攝製團隊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尋訪一百多位普通手藝人，觀察他們的日常，最後將主線凝聚在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廣東佛山的「90後」打工仔黃忠堅和新疆阿勒泰地區沖乎爾鄉的哈薩克老人阿合提。

不一定每個故事都有如迪士尼電影版圓滿的結局，不過那又怎樣呢？

故事主線在此不多劇透，「我們終將擁有一種生活，讓自己忘記了時間的長度。」這是該片的精神主線，當上述普通家庭面對生活的驚濤駭浪，在恐懼無措迷茫中仍不斷迸發個人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很美。

兩組人物關係對照，匠人的執拗、堅定歷歷可見。

小人物的美，在這個被「喪文化」支配著的年末，變得動人。人類文明的豐滿，正是由這一個個的故事、一個個在生活中不斷前行的人填充的，不要被「紀錄片」或「小人物」嚇跑，他們的好值得入場。

院線里的紀錄片

1

《喜馬拉雅天梯》

蕭寒導演舊作，關注西藏登山學校年輕嚮導。《喜馬拉雅天梯》的名字源自藏民們畫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當地人稱之為「天梯」，並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靈魂通往聖地，而這些珠峰的引路少年們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

2

《我在故宮修文物》

《我在故宮修文物》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記錄「奇觀」的電影。藏在這些文物後面的，是人的故事，是那些生活在故宮裡的人的故事。一件文物，穿過千年的歷史，將現代文物修復專家們的生活與古代宮廷里皇宮貴族、士大夫們的生活串聯了起來。

3

《大三兒》

在夏天引發熱議的《大三兒》，值得在年底窩在家中再看一遍。大三兒儘管個兒矮，精神上時而卻巨人得很，讓庸常的我們看了亦自嘆弗如。比起紀錄電影，背後的故事興許更值得觀眾關注探究，有些逗趣，有些唏噓，有些反思，導演的鏡頭始終平視、不帶褒貶，大三兒需要的或許正是這樣的注視。你會去電影院看紀錄片嗎？有什麼偏愛的類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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