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浪潮中的一朵「奇葩」：「土皇帝」禹作敏
原標題：改革浪潮中的一朵「奇葩」：「土皇帝」禹作敏
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出現過一批非常有意思的人物：農民政治家。他們擁有野心與膽魄，也頗具政治才能。在春潮剛剛涌動的時候，他們抓住時代機遇，發展鄉鎮企業，帶領整個鄉鎮集體致富，大放異彩。時代向前進步與發展的時候，他們又能繞開制度的壁壘，平穩過渡，將原先的集體產業變成自己的家族企業，如浙江萬向的魯冠球、橫店集團的徐文榮。
當然也有淪為悲劇的，如王志綱老師這篇文章里所講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同樣的出身、同樣的事情，因為不同的性格與韜略，走向不同的結局。然而，正如文章里所講，「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進步不可能沒有代價，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總會有犧牲者。這批鄉村能人無論成敗，都可以稱得上是時代的先導者和開拓者了」。
作 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1991年底小平開始南巡， 1992年初，發表南巡講話，這讓沉寂停頓三年的改革開放再次掀起春潮，掀起滔天巨浪，中國又開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思想的解放也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高潮。當然也帶來了一些亂象。這個時候出現的幾朵奇葩或者浪花，對當時的中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時的風雲人物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另一個是首鋼總經理周冠五。小平當時已經是88歲高齡了，有時候人老了以後，好像迴光返照似的，精神反而特別好，南巡完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去考察了北京的首鋼。
當時為了推動改革開放，首鋼幾乎要到了整個中國一半的國家政策，當時也就是蛇口和深圳才能享受這樣的殊榮。當然，周冠五如此風光的背後，也為他後面在政治上出現問題埋下很大的隱患，這裡就先不多說了。那時候對整個中國影響最大的還是大邱庄和「莊主」禹作敏。
1992年是大邱庄最火的時候，大邱庄書記禹作敏被當成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超級典型，中央電視台連篇累牘地在黃金時間播放了長達半個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個時候輿論一律，沒有互聯網，沒有多渠道的信息，中央電視台就是黨和國家的喉舌，上個中央電視台是不得了的事。也就半個月時間，之前名不見經傳的禹作敏，就成了整個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
大邱庄模式被當成典範。那時候有句話：「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 」，每天排著隊去大邱庄朝拜的人簡直如過江之卿，數不勝數。不光是中國的部級幹部成隊去學習、省委書記帶隊去學習，連外國的大使也率團隊去學習參觀，大邱庄可謂紅極一時。
當時作為新華社記者，我當然也對這個現象非常感興趣，也去做了採訪。我記得我是92年5、6月份去大邱庄的。因為寫過幾篇影響力很大的報道，當時無論我去哪裡採訪，都會給我開綠燈。到了天津以後，天津新華分社的社長專門給我寫了封介紹信，他說沒有這封信，再有名的記者肯定也見不到禹作敏的。
我拿著介紹信到了大邱庄，這裡位於天津靜海縣的一塊鹽鹼地上，是鹹淡水交匯的地方，土地條件很差，基本上不長莊稼。很多年來，大邱庄流傳著這麼一個俗語：「嫁女不嫁大邱庄，十年糧食九年糠」，是個窮得不得了的地方，鹽鹼地里水都是鹹的。禹作敏當初想搞大包干都沒法搞，他親口和我說，當時包給每家一畝半分地，照樣不長莊稼餓肚子，搞農業是死路一條，到處是娶不到媳婦、討飯的人。
大邱庄的旁邊就是非常有名的團泊窪，團泊窪位於天津河海交匯處，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曾經是著名的「五七幹校」。
我記得文化革命結束的時候讀過一首詩，很有名的近代詩人郭小川寫的，叫作《團泊窪的秋天》。到現在我還能背下那首詩，非常蒼涼和美麗的語言，前面兩句是：「秋風像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窪，秋光如同發亮的汗珠，飄飄揚揚地在平灘上揮灑。」那幾年，有一大批像郭小川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在這裡吃著窩窩頭干苦力。
後來我做戰略策劃的時候與團泊窪還有一些緣分，我幫助天津把這裡改造成了整個京津地區最棒的休閑勝地，為它打造了兩個世界級的球場，並且把名字改成團泊湖高爾夫國際球會，這裡日後成了整個天津最有名的球場。
言歸正傳，我拿著介紹信到了大邱庄，看到整個大邱庄人山人海，都是來朝聖學習的人，就像去湖南韶山一樣。到了禹作敏居住辦公的地方，敲了半天，門終於開了，走出來一個小青年。我說明來意後，他卻不讓我進去，我只好遞上了介紹信。他讓我等一等，然後就進去了，五分鐘以後又出來。
這種感覺特別像黃門官一樣，我腦海里想起古代的很多經典畫面，就如白居易《賣炭翁》裡面寫的一樣：「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當時我的感覺就是——怪不得這個地方出太監李蓮英，這種風格和調性真是一脈相承——「黃門郎」開了門說，「喳，可以進去了」，就是那種皇上身邊小太監的感覺。我就跟我的助手進去了，穿過一個大門，就到了一個很簡單的農居。
路上經過一個辦公室，辦公室里有七八條漢子，坐在那裡喝茶，旁邊的桌子上亂七八糟的丟了七八條王八盒子。現在的人可能已經不知道王八盒子是什麼了，92年繼大哥大以後，就是摩托羅拉手機風行，這種手機又厚又重，就像王八盒子一樣，售價1萬塊錢一台。
1萬塊錢對當時我們這些記者來說，簡直就是天價。我記得當時我的工資是兩三百塊錢一個月，這就是說，等於我三年的工資才能買這麼一個東西。因此在我眼裡面這屬於貴重物品，但是一群大邱莊上的普通大漢，隨便就把手機扔在桌子上，那時他們的富裕是你根本想像不到的！
後來又穿過一個房間，終於到了一個有沙發的簡單房子裡面，有人請我們坐下。坐下不久，旁邊的側門開了，大名鼎鼎的禹作敏出來了。我當時一看，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農民，個子很高很瘦，佝僂著腰，臉上是千溝萬壑般的被風霜打磨的面容，披著一件西裝，叼著一根煙，煙灰顫顫巍巍的，總是有一截煙頭燒到一半、快要掉下來搖搖欲墜的樣子。他進來以後也不看人，這時旁邊有一個女人用怪裡怪氣的天津話對他說，這是某某某社長介紹來的，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他的情人。他也不看我們就開始跟我聊天了。我跟他聊了可能有一個小時，按照現在的說法，那一個小時禹作敏說得上是金句頻出。
他坐下以後就說，「你們很有面子啊，今天來大邱庄的正部級幹部有二三十個，俺不見，沒時間；外國大使團有一百多個俺不見，不夠格。你們是今天俺破例見的人，因為給你們寫信的人在俺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俺，俺給他這個面子，你們開始問吧。」
我說：「禹作敏書記，您有很多語言在國內影響很大，比如說『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低頭向『錢』看，講的是『金錢』的『錢』，抬頭向前看，『前面』的『前』，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也可以說只能向金錢看，才能夠往遠處看，只能向遠處看才能向金錢看。這句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他說：「不管怎麼批判，今天我仍然堅持這句話，這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統一的最佳語言。」這個人有很多類似於這樣很精彩的句子，金句。的確是這樣的，如果沒有物質上的財富，你怎麼能夠在精神上走得遠呢？但如果光是一味地盯著錢不看遠處，你怎麼能夠走得好呢？他經常有很多非常棒的農民語言。
第二個問題我問道：「中國有兩個共產黨之下的重要人物都是村黨支部書記。一個是陳永貴，另外一個就是你了，在中國影響是超級巨大。 你怎麼看待你們兩個人？如果你是從政能當到什麼職位，你覺得能拿下來嗎？」他說應該副總理沒有問題。我說為什麼呢？他說陳永貴就是個高粱花子都能當副總理，我搞工業、製造業比他複雜得多，我還當不上副總理嗎？這話夾子打開以後，他說了很多精彩的秘密，不是童言無忌，而是肆無忌憚。
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尚昆同志的兒子要來採訪我，說他要陪小平同志的晚年生活，缺少好的機子。我馬上給了他一部德國最好的相機。
這裡面他還給我披露了一個非常絕密的信息。我去的時候為什麼大邱莊裡里外外那麼緊張呢？因為小平看完首鋼以後，決定要來大邱庄，我去的時候，恰好中央警衛團過來看地形。他讓我千萬保密。
他還透露了小平的兩個丫頭先來看他，說是小平要來考察大邱庄，除了工業以外，要在農業上也找個典型，希望大邱庄能夠繼續擴大生產，再上台階。
他說他就問她們，說大邱庄是不是改革開放典範？ 她們說要回去請示。回去以後，她們給我打電話，說跟老爺子彙報了，老爺子說——是典範，他要來。所以我就說，就沖她們這兩句話，俺把柜子裡面藏的兩三個億全部拿出來擴大再投資。
禹作敏當時原話就是這樣跟我講的，那種豪邁、豪情無法想像。
他甚至還冒出一句轟動全中國的話來。他說大邱庄之所以窮，是因為地利不好，所以通過改革搞工業，搞了很多冷軋鋼廠。為什麼我一直說國有企業是史前恐龍，就是看到大邱庄以後，感受特別深。從來沒搞過工業的農民，決定搞工業以後，剛剛離開土地，一下子就把天津的工廠給打垮了，效率非常高。原來我們不允許農民搞工業，結果農民一搞工業就把國有企業搞垮了，這肯定是體制問題。所以禹作敏富得流油，富了他也想長治久安，那就要改良種子。他就開始鼓勵大邱庄的男子去娶清華北大的高材生，娶到一個獎100萬。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很可笑的行為，但他當時覺得天經地義，他就是想改良種子基因。
他還給我講了一件事情。他說：前不久，大寨的大妹子郭鳳蓮（「農業學大寨「時期的傳奇人物，時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編者注）來了，說要學我搞工業，沒有起步資金，跟我叫窮；我說大妹子給你100萬你拿走，她說要打借條還，我說不用還了，農民幫農民不用還。這就是禹作敏。
現在回頭看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可以說是豪情滿懷、奇蹟頻出，也真的催生出來一批人物。除了禹作敏，還有一個後來市場上的牟其中，這些都是梟雄怪才。當時禹作敏跟我講，說他準備把三五個億再投資，再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意得志滿、豪情滿懷，一般人他根本看不起。
他在說話的時候，就只知道大口大口地吸煙，一支香煙點燃以後，他一吸就可以吸掉一半，就像吸嗎啡一樣。他旁邊站著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像個小太監似的，看他差不多快要抽完，就在旁邊拿出一支煙點上，然後悄悄地走過去，把他嘴邊那個給取出來，再把點上火的這支給他遞到嘴裡去。這過程中，禹作敏繼續佝僂著背邊談話邊抽煙，根本不抬頭看人，所以我當時就懷疑這老頭是不是吸毒啊！
我跟禹作敏聊天，旁邊的女人一直插嘴。本來他談的正常的話，但是我聽起來就像電視劇裡面的清宮秘史，聲音陰陽怪氣的。後來我們聊了有一個小時左右我就告別了，出去的時候看到門口那條血紅色的河，鐵鏽污染非常嚴重，心裡不由得感慨萬千。禹作敏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我回去以後寫了一篇文章叫《 中國首富村揭秘》。
這篇文章有八九千字，我把整個大邱庄和見面的事情寫了一遍，在文章的結尾，我寫了這麼一段話：夕陽西下，當我走出大邱庄的大門，門前是一條湍急的河流，但河水存儲著一種鐵鏽色高度污染的物質。這個時候我的眼前有兩個農民黨支部書記的身影一直揮之不去,一個是山西大寨的陳永貴，一個就是眼前的禹作敏。他們兩個都是農民出身的政治家，也都是大隊黨支部書記，都是名揚中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但是前者只是種高粱和玉米，在土地上做文章，而後者卻是做製造業，雖然經營的東西不太一樣，但是兩個人的政治智慧和抱負何其相似。這片土地上為什麼總是產生土皇帝呢？
這篇文章發表在當時剛起步不久的《南方周末》上，當時的創刊社長叫左方，這個人也是很有頭腦、很棒的一個大記者，看了以後拍案叫絕，把這篇文章以專版的形式發出來了，名字就叫《中國首富村揭秘》。在這篇文章里，我還順帶給禹作敏起了一個外號叫「大邱庄莊主」。這篇文章出來以後，影響非常大，全中國至少有上百家期刊和雜誌轉載，一下子把《南方周末》的名聲給做大了，但同時也得罪禹作敏了。
禹作敏看完之後不幹了，打電話到新華總社，總社追問到了當時我常駐的廣東分社。廣東社長找我談話，說我捅婁子了，搞出這麼大一個問題。當時我也真的是少年氣盛，我跟社長說了兩點：「第一，採訪時他講的是不是事實？」社長說這個我不知道。「第二，我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沒用新華社牌子，我文責自負。」社長說：「你負得起責嗎？誰不知道你是新華社的名記者？這個人很不得了的，他有手段會收拾你的，新華社已經吃過一次虧了，一直在跟他道歉，最後還做了很多賠償才完事。他在中央各方面都是能量非同一般的人，可以一手遮天的，他還有各種黑道手段。你怎麼負責？」
我說：「咱們當著面把這話說清楚。第一，我這篇文章以事實為準繩；第二，我自己文責自負；第三，如果他不服氣，我們可以上法庭用事實說話，他如果用黑道手段，那我就是聞一多、李公朴。我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就得按照事實來說話，不能因為畏懼權勢而堵塞言路。」因為我的堅定，這件事情就僵在這裡了，總社也感到壓力很大，沒想到兩個月以後禹作敏就出事了。
當初我對他的結局其實已經能夠預感出來了，他的利令智昏，必然導致物極必反。第一，他其實已經得罪了幾乎整個天津的官場；第二，他自己無法無天到很嚴重的程度，小平後來沒去成，要去了這件事情還真是不好辦了；第三，他私設公堂，為了整頓財務紀律，用私刑的方式，用自己的內部武裝力量把人抓起來，嚴刑逼打最後把人整死了。
這種搞治外法權的惡劣行為，天津總要有人管。結果，當天津的政法部門去管的時候，他居然搞了一個「告全黨全國人民書」，上綱上線到「砍旗」，宣稱一旦動他，就是砍改革之旗，把天津政府搞急了。如果這件事拎不過來，天津政府在政治立場上也站不住。最後，事情傳到了北京，北京的新決策層也受不了他這套做法，決定把他拿下。
既然上面表示沒有維護他，下面就開始派軍警把整個大邱庄圍起來。沒想到，禹作敏居然號召全村人武力抵抗。在最後一刻，他找到楊尚昆求援，我也是後來聽新華社內部說的，楊沒有鬆口。他又滿懷希望地找到了小平女兒，希望能夠幫他擋一擋，但是老爺子說，一切按照黨紀國法辦。他一聽就軟了，繳械投降，束手就擒。
後來大家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他被公審，雖然很多事情已經掩蓋隱藏了，但他殺了人的罪行是躲不掉的，最後判了重刑。他的身體本來就不行，風燭殘年，很快死在監獄裡面，大邱庄基本也就垮了。一代傳奇故事風流雲散，而禹作敏臨終都沒有等到他朝思暮想的「平反」。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隨風而逝的時代故事，而在這個時候他還有個兄弟，就是浙江蕭山的魯冠球。魯冠球跟他一樣，也是村黨支部書記，鐵匠出身，但是魯冠球的做法完全是南派風格，而且和浙商普遍比較柔和的經營風格有關係。當禹作敏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去提醒他。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魯冠球擔心禹作敏一次次的行為越線破格，可能有生命危險，但是禹作敏一直不當一回事。從這一點上看，他有點像袁庚。袁庚在蛇口的時候，如果只是純粹搞所謂的經濟改革，就沒有政治風險，但袁庚不滿足於這種小小的經濟改革，他想把蛇口特區變成政治特區，對歷史對中國有更大的影響。
禹作敏也是不滿足於一畝二分地，搞成了中國首富村之後，他也想在政治上弄出點聲響。再加上他骨子裡面是個農民，封建意識太強，所以很多事情超越了國法他都不知道，他以為有上面保住他就夠了，根本不知道這個社會進步了。
而浙江的常青樹魯冠球，用連續20年的時間，經過「和平演變」，把鄉鎮企業蕭山萬向節廠改制改成了自家的企業，最後通過紅帽子獲得幾乎共產黨該給的所有政策，包括金控、進出口優惠等等。尤其，魯冠球敏銳地抓住了全球化時機， 併購整合，從一個萬向節廠一步步蛻變為世界級汽車零部件企業，很迅速地在馬雲之前成為浙江首富，成了浙商群體中的「教父級」人物。
中國有一批這種農民政治家，深諳政治，本來都是集體的掌門人，最後通過和平演進，將集體變成自己家族的企業。橫店的徐文榮也是黨支部書記，最後將橫店集團轉成自己的企業。現在很多文章提及徐文榮，經常使用的字眼是「橫店之王」。這樣的稱呼，和徐文榮的強硬做派有很大的關係。徐文榮自己對記者說過，他曾先後趕走過五個阻礙企業發展的公社或鄉鎮領導。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放異彩的鄉鎮，背後往往都有一位強勢的基層人物或者農村強人。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江蘇華西村吳仁寶、河南南街村王宏斌、橫店集團徐文榮等等，雖然成王敗寇各有不同，但是無一例外的，最初走的都是超常規發展道路，繞開制度的壁壘，遊走於政策的灰色地帶，企圖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禹作敏的核心悲劇就在於，他對政治既不了解又太冒進，最後成為悲劇人物。
所以同樣的出身、同樣的事情，不同的韜略形成了不同的結果。但是進步不可能沒有代價，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總會有犧牲者。這批鄉村能人無論成敗，都可以稱得上是時代的先導者和開拓者了，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當中一個非常有趣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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