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與季羨林先生對話中呈現新思想

本文根據同季老多次談話記錄和錄音整理，地點分別是北大朗潤園先生家中、301醫院等。特此說明。

季羨林

（1911—2009），山東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在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和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領域成就卓著，其著作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王岳川

，四川省安岳縣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書法院副院長，國際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日本金澤大學客座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雙聘教授。當代中國書法「文化書法」理論的創始人。

一、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互動和對話

王岳川：您老每天凌晨4點即起床寫作，可謂聞雞起舞。這圖景在北大口碑相傳，不脛而走啊。

季羨林：不，不是我聞雞起舞，而是雞聞我起舞。過去我是早晨四點起床，現在是三點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個小時。一到三點，就好像有根鞭子抽著讓我非起來幹活不可。

王岳川：先生說的是大實話。我知道先生為了寫《糖史》，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每天來回幾里路去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注意到，近三十年，您撰寫了近三百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十幾部學術著作，總數達1200萬言，這種以寫作連接的生命本體，顯示了您思想自由之後的空前噴發的寫作狀態。

季羨林：是的，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練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王岳川：謝謝您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羨林文集》，並授權委託我選編《季羨林學術精粹》。我通讀了文集兩遍，每讀一次感受就深一層。在夜深人靜中，讓思緒一路遠去。您精通英、德、俄、法、梵語、巴利語、吐火羅文等語言文字，焚膏繼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熱忱而「止於至善」：從考證到義理之學，從東方語言學家到東方學家，從印度歷史文化到比較文學的研究，從佛教語言研究到中國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個多元的文化研究域。我注意到，您在多個領域中都有很深的研究，如印度古代語言、吐火羅文、印度古代歷史和文學、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等，涉及眾多新興學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德國及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等。可以說，您不屬於任何一個固定的研究領域，也不屈從於任何專業狹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類智慧，創新東方新思維。而您授權由我來選編您的四卷本的《季羨林學術精粹》，我感到學術重量和思想信賴的雙重壓力。在我研讀選編過程中，盡量將您的睿智和重量級的論著選出來，使人們能夠通過這位世紀老人的言說，看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蹤跡和價值情懷。

季羨林：我們那代人受了很多苦，所以非常珍惜時間和生命，盡量讓自己每時每刻都處在一種學術的生活當中。我研究的東西都比較冷門，如印度佛教語言學、巴利語、吐火羅文等都是比較冷門的專業。

王岳川：先生做學問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謂專業的領域中，而是有廣闊的人文關懷，尤其是關注全球化時代東方文化復興的意義，提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論，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論爭。

季羨林：我1991年在《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中就認為：現代性的西方文化過分強調競爭，已經顯示出諸多弊端，東方文化將在未來歲月中顯示出魅力。在西方，從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學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細，現在已經分析到層子(夸克)，而且有人認為分析還沒有到底，還能往下分。東方人則是綜合思維方式，用哲學家的語言說，即西方是一分為二，東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要興起的必然是以尋求整體的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用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經達到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把人類文化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岳川：儘管有人對您的觀點加以批評，但是我認為您是有遠見的。我從您的身上，看到是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嚴肅思考和價值擔當。可以說，一個世紀的國運轉換和具有強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觸，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受到嚴重質疑。這種狀況使得中國文化身份充滿疑問。西方的強勢文化對中國而言成了必須認同的中心，這使得幾乎整個20世紀中國的命運都與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相牽扯，西方僅僅將中國文化當成一種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謂中國文化，甚至在西方關注的中國問題上，那些論述大抵也不過是西方話語的另一種閱讀方法，而中國始終只是被觀察的客體。這種在歷史屈辱中成為被西方觀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們意識到，政治霸權話語以及知識殖民、符號崇拜等問題是中國文化重新定義所必須加以審視的。因為，當我們不自覺地受外來思想主宰而又不質疑其合法性時，就可能只會臣服於這種話語，而無法引入一種反思性與抗衡性話語，而真正健全的中國觀應是對西方核心範疇進行剖析，並在這種接納和質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季羨林：中國一些人長期以來只相信全盤西化，似乎西化是萬靈之葯。其實這是很有問題的，也是對國家人民不負責的。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王岳川：我注意到，20世紀過分的崇洋使得中國文化身份出現了辨認上的危機，文化象徵資本嚴重滯後於經濟資本的提升。「象徵資本」建立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上，它是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形象的辨認方式。經濟崛起而文化象徵資本下滑，必然出現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經濟雄強，所以國際上「中國威脅論」「中國分裂論」「中國崩潰論」頻頻出現；而由於缺乏文化對中國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軟著陸，缺乏用文化對這個大國崛起以後動向的重新說明。因此，應下大力氣抓文化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使經濟崛起和文化創新的雙翼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強國形象，讓世界逐漸消除對抗中國崛起的敵對情緒，使得中國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強國一道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文化走向。在我看來，中國的現代性應該向整個人類體現「東方智慧」，人類的未來只能是東西方文化的真誠對話和互動。中國在科技領域進入現代化，在文化領域應站在更高的角度體現不斷創新的東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應該讓世界重新認識新世紀中國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國化」的同時，也使「中國文化精神世界化」，東西方共同構成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雙贏要素。

二、從文化拿來主義到文化輸出主義

季羨林：我提出在「文化拿來主義」之後走向「送出主義」，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是我不辯論，因為中國的崛起誰也擋不住。

王岳川：「文化送出主義」是在國人長期文化自卑主義之後的精神自覺。儘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體從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我們更年輕的一代學者應該堅持「文化輸出」，將這一理念轉化為長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興工程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中國學界的「文化自覺」表徵為：向世界整體性推出古代和現代中國思想家群體思想，不僅注重將中國古代經典向西方主動翻譯輸出，而且注重將經歷過歐風美雨洗禮的20世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統地向海外推出；還應在「讀圖時代」充分利用現代電子技術和電視衛星通信手段，傳播具有深厚中國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統地「發現東方」、探索「文化中國」的精神價值；同時，從「漢語文化圈」振興和和諧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對外漢語」的教學和辦學，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國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藝術，成為中國文化的理解者和愛好者，以加強中國同世界對話和互動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礎。全球化中信息和經濟的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文化互補化，起碼在全球化過程中會形成中心與邊緣、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使得任何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閉發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斷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關係，使自身既具有開放胸襟和氣象，又堅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內在精神的發揚光大，使不斷創新的中國文化精神成為人類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西化了兩個世紀的世界，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進一步加大「中國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讓中西在「建設性夥伴關係」的互動中，真正「發現」東方優美的文化精神，體味中國創建人類「和諧社會」的誠意。

季羨林：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單邊的文化流向，文化總是互動的，文化的迴流是遲早的事情。我曾在《吐火羅語研究導論》中寫過這樣的話：「吐火羅語被發現以後，引起了中外學者的認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過去從沒有人想到的問題，譬如印度歐羅巴人的原始的發源地問題等等。有人提出了亞洲發源說。雖然Lu ders對此說提出了懷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確鑿可靠的證據，加以反駁。看來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待於學者們進一步的探索。」同樣，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中，我說過這樣的話：「佛教發展到唐代，已經越過了光輝的頂點」，「在印度，情況也差不多，到了7世紀，印度教已完成了轉型任務，影響日益廣被。雖有戒日王張揚，佛教已非昔日之輝煌。後來，伊斯蘭教逐漸傳人。在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夾攻之下，佛教終於在印度銷聲匿跡。」對於這種在佛教原發國已經「銷聲匿跡」的佛教，我就意識到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理論旅行中的文化迴流。我還在《佛教的倒流》(1991年)中鉤稽中國佛教典籍史實，諸如永嘉禪師的《證道歌》傳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囑含光把智鎧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寫梵文著作《會宗論》和《破惡見論》，回國後又將《大乘起信論》和老子《道德經》翻成梵文，揭示中國文化智慧融入佛教，傳回印度的「倒流」現象。在另一篇論文《論「出家」》(1982年)中我考證吐火羅文中的「出家」一詞實際上是譯自漢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現象的又一例記。

王岳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今天應該提出「作為主體問性的中國」甚至「作為他者間性的中國」，使「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之爭」讓位於「人類性」問題，在人文視野和世界主義的廣闊精神下，使發現東方文化精神和發現西方文化精神成為發現人類文化精神的生態和諧的過程。真正的思想是超越個我而與人類性連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個人小我悲歡而思考人類終結性問題的一類人。十四億人的大國如果不產生世紀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當何以堪?!東方大國長期沒有聲音，誰來為所謂的遠東說話?誰來為中國人說話?只能我們自己說!在消費主義時代潛在的資本邏輯中，我們到了真正面對跨國話語真實性問題並重塑「中國文化形象」的時刻了。

季羨林：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百折不撓的民族。過去幾千年，中華民族對全人類的進步提供了很多物質和精神的發明創造，對推動人類前進不可否認地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有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卻說中國是落後愚昧的民族，是僵化保守的民族。我當然不同意這些錯誤的說法。我認為中國對當今世界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和諧」這個重要的人類和平生存概念。現在世界西化很嚴重，到處戰火不斷，世界上沒有一天不打仗的，不是這兒打，就是那兒打。這個對全世界人民都沒有好處。人類最缺的不是物質，而是和諧。中國提出和諧發展理念對於世界當下和人類未來都有重要價值。

王岳川：和諧理論中庸之道在人類日益激烈競爭和戰爭中，顯示出其生命力。「五四」時期，北京大學一些教授提出要廢除漢字、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諸說法，啟蒙與救亡在特殊歷史時代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因為當時中國戰爭頻仍，經濟疲弱，綜合國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後，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綜合國力地位已經排名全世界第三，如果文化自卑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仍然甚囂塵上，那就是一個文化背景錯亂的癥候。而中國學人遭遇的問題是，西學知識能夠給我們怎樣的地基?西學知識是否不可以懷疑?西方的思想話語具有的虛無性是否不應該批判?和諧思想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提供的解決衝突和戰爭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也是人類走向未來需要遵守的最高原則。

季羨林：和諧在整個世界的動蕩中，意義極為重要深遠。我認為，如果每個國家都像中國這樣，不侵略別的國家，也不許別的國家侵略。那麼這個世界就會和諧幸福得多。可以說，和諧是未來世界的重中之重。

王岳川：中國的和諧發展觀參透了運行於世界的規律，所以強調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的生命精神至境，堅持不偏不倚，不過分競爭開發，保持自然生態的和諧，保持精神生態的健康和諧。和諧中庸思想在新世紀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義和世界性價值。

季羨林：《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古人偉大之處就在於要求團結統一，不要求分離。今天，我們也可以通過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傳播，將中國的和諧觀點逐步讓西方人接受，從而使世界走向和平。

王岳川：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我注意到，韓國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國家興》一書中記載了一則資料：1995年，在韓、中、日三國曾有一份民意調查，問「東方的儒教文明，能成為現代世界普遍指導理念嗎?」在被調查者中，回答說儒學文明是現代指導理念的，韓國佔90％；中國佔22％；日本佔63％。這一份民意調查，意味深長。中國知識界應該警醒。另一方面，西方近年來出現了持續不斷的「漢語熱」，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生在選擇「外語」專業方向時，相當多的學生選擇了「漢語」。而中國各大學的對外漢語中心的外國留學生也人滿為患，蔚為大觀。這對「中國文化輸出」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現實回應。漢語危機本質上是東方文化的危機，漢語危機的消除，是東方文化振興的前提。只有當21世紀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真正的「人類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態平衡之途。

三、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身份

季羨林：我曾經講過：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但知識分子卻有一身傲骨，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儘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有的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

王岳川：您描述的「背離這個傳統」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一個精神整體，而是一個不斷分化著的類。這意味著，個體只能以自己平實的工作為思想批判和問題揭示做一個註腳，進而成為這個變革的社會肌體中的一種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對新世紀中國思想播撒和知識增長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凡聖在一念之間——生命應在何處安頓?思想何處是歸路?是在矢量的時間長河中尋找最後的歸所，還是在遠景的先行見到中確證生命的真義?知識分子在中國古代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然而今天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中的知識分子，究竟還有怎樣的工作平台和價值地位?清代趙翼詩：「莫將三寸雞毛筆，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的沉痛和無奈!但是不放棄三寸筆的文化意義，同樣也是知識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躋身為「沉默的大多數」。不願沉默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消費主義時代怎樣擔當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樣在大眾世俗日常生活中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基點?我想，痛之所以為痛，不僅在於痛本身，更多的是源於痛者的孤獨。知識分子必須是對現實問題的先行見到和預先警示，這種清醒的責任意識與其所懷有的德行操持，決定了知識分子必定是一個負重獨行的精神行者。

季羨林：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即使有時激憤想到海外定居，但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麼力量也拔不掉的。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

王岳川：愛國是知識分子的底線，正如孝敬是做人的底線一樣。我看到一些知識分子，從來對父母不孝敬，對國家深懷仇視，總想打碎重來。真正的愛國的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和公正者，應為弱勢群體發言，即使面對國際重大的話語權力和政治勢力也不能塗抹自己的愛國立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重要任務是，向人類展現出「東方智慧」，使得東方智慧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中成為新世紀社會文化的有效資源，由此展開東西方文化的真正對話。傳統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呈現有著重要意義：把握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清醒地認識新世紀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製造「中國威脅論」的國際文化話語域中，強調文化創新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意義——在社會轉軌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藝話語空間，使中國文化創新在不斷明晰豐富和深度拓展中，推進的「中國形象」的立場定位。

季羨林：我認為，中國文化在新世紀有廣闊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總結，提煉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其他文化區域去。

王岳川：您提出思想就已經在學界很大膽了，具體的工作年輕一代的學者會繼續做。學術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您九十高齡為何不頤養天年，而是仍然每天來回於圖書館收集資料寫作?

季羨林：我們這一代在各種會議和文革中浪費了很多時間，現在仍然被很多瑣務纏身，沒有完整的時間，只能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我寫過一篇文章說：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喳」「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里，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自行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里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涌，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彷彿「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作沒有法子。

王岳川：我多年前曾經同北京電視台編導到您家一起拍攝《北大之魂》時，在湖邊聽先生暢談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價值身份的大膽和勇毅實在是令後學失色。您說：「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長大多是學富五車之士，而多數稟有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精神。北大發展中的校長起的作用最大的，第一位是嚴復，是了不起的，翻譯的《天演論》對中國影響非常大，第二位是蔡元培，他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很重要，今天還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我認為不奇怪，我認為這是正確的。他一方面聘請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另一方面與此針鋒相對的辜鴻銘、林紓等。第三位校長是胡適，對學校的管理自由而不散漫，第四位馬寅初，他的人口論當時遭到批判，現在承認了，當時要是聽他的話，今天中國的經濟形勢就不是這樣。其後的一些校長，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華上大不如從前了」；還說「創一流大學，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則是重大失職。文科作為真正的一流，應該好好扶持啊」。

季羨林：是的，人老了顧慮就少了，就更該說真話，像巴金那樣說真話!

王岳川：中國文化發展目前問題還很多，尤其是人文科學不受重視，使得整個民族的文化創新和精神生態出現了不少問題，其負面效應已經顯示出來。

季羨林：國家發展我感覺重理輕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自然科學技術和經濟騰飛有個限度，如果沒有文化作為基礎，所謂騰飛只能抄襲別人，自己要創新要發展必須以本國本民族文化為基礎。

王岳川：您2005年提出：每位大師都是不可超越的，每個大師都是一座豐碑。這實在是東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深隱著人文科學獨創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學來規劃的獨特思想。您這種敢於發表新論，決不與人雷同，不怕他人在東方復興和重寫文學史等話題後的爭論攻擊，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季羨林：事實就是如此啊。在人類文學史和學術史上出現的偉大詩人和學者，僅僅一次出現就成為永恆的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論詩人，中國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都是；論學者或思想家，中國的孔子、司馬遷、司馬光以及明清兩代的黃宗羲、顧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錢大昕等等都是。自清末以來中國學術界也由於種種原因，陸續出現了一些國學大師。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思想和學術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入中國，中國學壇上的少數先進人物，接受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忠誠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優秀的學術傳統，於是就開出了與以前不同的鮮麗的花朵，產生了少數一次出現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師。我想以章太炎劃界，他同他的老師俞曲園代表了兩個時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國維是不可超越的，陳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湯用彤同樣是不可超越的。

王岳川：我很同意您的看法，這些偉大的詩人和學者都是原創者，所以不可超越。原創性是跨時代的首創，其新異性影響後世千百年。「原創」有四條原則：一，它直接成了經典，只要是原創的就必然是經典；二，它會歷久彌新，人們總是能從中找到新的和符合當下的文化精神資源；三，文化軟實力能量巨大，不僅在一個狹小的專業領域有影響，而是在整個人類歷史領域有重大影響；四，按照中國古代說法它是「神品」，神來之筆，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王羲之微醺書寫《蘭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寫一次卻達不到那樣的高度，這就是「原創性」的不可複製性!總之，原創會直接成為永恆經典，對後世影響深遠；原創橫跨多個領域，產生爆發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創新性」，是一時一地或是一個流派，就是說它可以「半創」「四分之一創」、甚至是「微創」都可以，都叫「創新」，它與成為史載成為經典的原創不同，它會被歷史記一筆——創意新穎，人們會為它的新奇而感動；具有一定的當代影響，大抵只能紅三兩年，其影響超越不了這個時代。「標新性」的標誌是成為「事件」，發現什麼吃香，什麼成潮流成氣候就去標新立異，只滿足於各領風騷三五天。如果有的學者在電視作秀上再往前邁半步，也會成為一個「事件」；唯新是求，結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很快就會被另一種比它更標新立異的東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暫的。

四、人間情懷與和諧生命觀

王岳川：先生的壽眉已經很長了，看著越發睿智慈祥。

季羨林：哈哈，該長毛的頭頂不長了，不該長的眉毛反而老長。

王岳川：您在醫院裡還每天寫兩千多字，真讓年輕一代學者汗顏。

季羨林：活到老，寫到老。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間。時移世異，人事滄桑，今天的我已經非復當年之我了。我有一個「三不主義」的保健方法，就是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心裡沒有負擔，胃口自然就好，吃進去的東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輔之以腿勤、手勤、腦勤，自然百病不生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不容易，甚至對自己「太殘酷」。已經到了九十多歲，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潤園裡的第一盞燈，伏案讀寫，孜孜不倦。我只能說，這樣做能使自己心裡平靜。如果有一天我沒能讀寫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內疚，認為是白白浪費一天。習慣成自然，工作對我來說已經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來生了。

王岳川：是啊，這種熬夜寫作，其內在的情懷仍然是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人文知識分子代表了社會的良心，人文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體現在童心、慧眼、俠骨、柔腸這八個字上面，學者人間情懷和思維超越性必要的。光是有慧眼和俠骨，這是好論戰、好鬥。今天我們的世界，活得有慾望功利心的人很多，但具有赤子童心的人很少，王國維張揚的那種赤子之心很難看到，大抵只剩下消費、娛樂、沉重的肉身和放縱的慾望，沒有釋放自己大快樂那種童心。那種節日般的大快樂和只是滿足自己生理慾望的那種快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還有柔腸，柔腸不是僅僅指愛情，對女人、對男人的戀情，它是對世界的、對宇宙的、對生命的，包括親情、友情的愛，這在性趣盎然的時代人們對真情已經很淡然了。知識分子這個詞，從古希臘對「哲學王」的籲求開始就一直有神聖的意味，今天這種神聖性意味被解構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於是許多學者耐不住寂寞，開始眺望和羨慕「有機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生活。但我以為，知識分子的根本恰恰在於對於那些彷彿虛無縹緲的問題的思考，人文學術問題註定與實用價值無緣，一個學術問題的理清未必為社會帶來多少財富，但是世界上總有些精神性的、超越性的東西是愛智者必須去思考的，也總有些美好的東西是需要美善者去守候的。為什麼我們強調知識分子的立場和價值?因為對於一個社會而言，知識分子就是人類精神的最後守夜人。知識分子就是置身於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歷史中間物，從黑暗的世界中走出來，展示給他人未來的世界，而當光明到來時正是自己飄逝時。這種命運很有悲劇的味道，但卻道出了一種現實——唯有飄逝的，才是永恆的。

季羨林：我喜歡的知識分子是：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後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後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當然是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王岳川：其實這正是您夫子自道。知識分子應該保持一介寒儒的書生本色，不應該過多地考慮經濟問題，而應有超乎事務，蕭然物外的大氣象。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我們個體的生命。

季羨林：我已年屆耄耋，我對生命和名利的態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脫的。我很欣賞陶淵明的四句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順盡，無復獨多慮。」這是我的座右銘啊!

原載《山花》2010年第13期，新近收入張保寧主編的

《文學研究方法論讀本》

，2017年版

本書是為文學類專業研究生編輯的一部方法論讀本。全書分為思想篇、視野篇、治學篇、方法篇和經典篇五個單元，主要介紹前輩學者的學術思想和精神、學術大家的治學經驗和方法，以及經典性的學術成果或案例，目的是幫助研究生在求學問道中樹立正確的學術思想，開拓學術視野，掌握學術路徑，培養學術方法。期望此讀本能夠對文學類研究生的學術成長起到一點促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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