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血的鈔票
20世紀80年代，我聽過很多人講過「帶血的鈔票」這件事，版本眾多，說法不一，主線卻差不多，都是講兩個朋友某甲和某乙，合夥到外地做生意。當時改革開放不久，有生意頭腦的人並不多，做買賣的只要肯吃苦，大多可以賺到錢，就算在市場賣服裝練攤兒，弄好了一天也能掙個千兒八百。這倆人起早貪黑，從年頭忙到年尾，老話說天道酬勤，再加上二人運氣不錯，臨近年關一攏賬，錢是真沒少掙。等到回家的時候，二人把辛苦一年賺來的鈔票全裝在一個提包里，準備回到家二一添作五一人分一半。不料某甲見財起意，不想跟某乙平分這筆錢，於是在路上找個偏僻所在，乘某乙不備將其殺害，又殘忍地將屍體大卸八塊，分別掩埋到各處，然後拎著提包，獨自踏上歸途。
途中一晚，某甲住到一家小旅店裡，關上房門數錢，本以為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前前後後天衣無縫，卻發現某乙的鮮血流進了提包。那一提包鈔票都是十元面值的，當時最大的面值就是十元，俗稱「大團結」，正面青灰色，圖案是工農兵和全國各族人民，背面粉紅色，圖案是天安門城樓，所有這些鈔票都被鮮血浸透了，洗不掉又捨不得扔。某甲望著帶血的鈔票，心裡頭七上八下，脊梁背上一陣陣發冷。隨後這一路都不太平，接二連三發生了不少怪事。等某甲回到家中，無意當中一照鏡子，居然看到全身是血的某乙站在他背後死死地盯著他。原來是某乙死後陰魂不散，一路跟到家中……
一般講到這個地方，聽者基本上已經聽得入神了，正是又懼怕又想接著聽的時候，講述者突然抬高嗓門兒，做出厲鬼掐人脖子的動作，能把人嚇一大跳，屢試不爽。據傳還真有人因為聽這個故事，被嚇得心臟驟停致死，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嚇人，嚇死人」。
「帶血的鈔票」來源於真實事件，報紙上有過新聞報道。當時有很多人到廣州進貨，蛤蟆鏡、喇叭褲、港衫、旅遊鞋、雙卡錄音機、流行歌曲磁帶之類的，帶回來絕不用發愁銷路，不少個體戶坐火車往返做生意，從南方進貨到北方賺錢，進貨時全都是現金交易。那時候銀行儲蓄所沒有現在這麼方便，無法實現通存通兌，更沒有什麼借記卡、信用卡之類，出門在外都是帶現金，有人怕丟，就在內褲上縫個口袋，把錢裝在裡面。個體戶去外地進貨，怎麼說也得帶個幾千塊錢，只能用報紙包好，放到提包里拎著，走路時包不離身，睡覺時拿包當枕頭。
當時有兩個合夥做這種買賣的人，賺了一大筆錢，其中一個圖財把合伙人殺了，分屍藏匿之後，獨自帶上侵吞的鈔票從廣州回家。此人並非慣犯，作案之後難免做賊心虛，整天提心弔膽，總以為有鬼跟著自己，最後承受不住心理壓力，到公安機關自首了。此事成了老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玄乎，從個體戶發家致富的反面典型，變成了一個專門嚇唬人的段子。其實這個故事還說明一個道理，幾個人一起做事，本來都約定好了，但結果有人偏偏不按規矩出牌，這樣的人縱然一時佔了便宜，將來也得倒霉。用句老話說，就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
我第一次聽這段「帶血的鈔票」，還是聽我表哥講的。表哥這個人，我不止一次說過他，上學的時候除了學習不好什麼都好，長大了除了不會掙錢什麼都會。之所以提起這個話頭，是想說以前一到放暑假的時候，表哥就帶我一起玩，他是我們那一片的孩子王，在眾多小孩、半大小孩中一呼百應，別人不會玩的他會，別人不敢玩的他敢，上野地里逮蛇、下臭河溝子摸魚、做彈弓子打家雀兒、占茅坑蹲老頭，連猴屁股也得多把手，簡直淘出了圈兒。
那陣子他經常帶我去一個姓趙的老頭家裡玩，據說這個老爺子挺厲害，周圍相識的人都尊稱他「趙工」。我和表哥也跟著這麼稱呼，而不像尋常那樣叫「大爺」。在那個年代，成年人彼此互稱「同志」，「先生」這個詞幾乎被廢止了，一般的尊稱是「師傅」，「老師」這個稱謂還特指學校教員。稱謂中帶個「工」字，大多指工程師或高級知識分子，能夠被這樣稱呼的人少之又少，比「師傅」高出好幾十個檔次。聽大人們說過，趙工當年曾在海外留學，20世紀50年代初拍過電影、當過導演，「文革」時戴了帽子、挨批鬥，又被下放到新疆的戈壁荒灘上進行勞動改造，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可以說那一代人經歷過的坎坷挫折，他一次也沒落下，七災八難全趕上了。很難想像經歷了那麼多苦難，還能有趙工這樣的心氣兒，活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表哥想讓趙工講講以前當導演拍電影的故事。趙工卻告訴我們他從沒當過導演，此事說來話長，大部分人不知道內情，因此以訛傳訛。這跟看電影、小說、連環畫一樣，越是說來話長，我們就越想一探究竟。
趙工生於東北一戶商人家庭，20世紀40年代留學海外，在新中國宣告成立之後，他和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一起滿懷熱情地返回祖國，因為精通俄語、英語，上級把他派到當時的東北電影製片廠翻版組從事翻譯工作。從新中國第一部譯製片《普通一兵》開始，他參與翻譯了多部譯製片，後來由於工作需要，又調到電影廠厂部當了一名幹事。在電影廠的大院里，趙工度過了一段非常難忘的時光。有一天，老廠長將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有一個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攝製組，一行三人來到中國，準備去當年的關東軍要塞拍攝紀錄片，讓他全程擔任翻譯，同時也是中方工作小組的負責人。
老廠長命令趙工務必做好三件事：一是全力配合攝製組，圓滿完成拍攝任務；二是關東軍要塞位於深山老林，隨時會有豺狼虎豹出沒，再加上路滑山險，一定得多加小心，要保證攝製組全體人員的安全；三是要有大局意識，不該說的別說，不該問的也別問，不能讓老大哥挑出毛病來。老廠長最後拍著趙工的肩膀強調：「小趙同志，這是一次艱巨的政治任務，組織上高度重視，所以一定不能出現任何紕漏。」趙工連連點頭道：「請老廠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第二天一大早，攝影隊的人就到齊了。整個小組一共有六名成員，中蘇各有三人，蘇方是大鬍子導演格羅莫夫、攝影師契卡、年輕的女助理娜佳。中方這邊也是三個人，幹事趙工中等個頭兒，長得濃眉大眼，分頭剪得整整齊齊，藍色卡其布軍便裝漿洗得很乾凈，腳下穿著一雙溫州皮鞋，擦得乾乾淨淨，負責此次拍攝任務的翻譯工作。別看他是個留過洋的大知識分子，可是說話敞亮，辦事麻利。警衛員小陳名叫陳為民，個頭不高，敦敦實實，小圓乎臉兒，老家在山東，說話一嘴的山東口音，當過兩年兵，但沒上過戰場，自以為是個老兵，其實就是個新兵蛋子。小陳主要負責攝影隊的保衛工作，穿草綠色平紋粗布軍裝，雙鉤領系得嚴嚴實實，紐扣被刻意刷了一層綠漆，有利於隱蔽，挎著一支蘇制PPS-43衝鋒槍。
除此之外，還有個熟悉地形的嚮導，此人一身洗到發白的舊軍裝，腳底下穿一雙解放鞋，身板結實，寬肩闊背，走路呼呼帶風，說話高門大嗓，臉部輪廓明顯，鼻樑挺直，一雙細長的眼睛炯炯有神，兩邊的腮幫子很凸出，在部隊里戰友們就叫他「大腮幫子」，這個外號一直帶到林場，真名反而被人忽略。很多人以為他是朝鮮族，其實並不是。他是個參加過抗日戰爭、東北剿匪、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老兵，如此資歷，脫下軍裝後卻回到山裡當了個普普通通的獵人。
紀錄片攝影隊的任務十分簡單，只是到老爺嶺猛虎山要塞拍攝關東軍和前蘇聯紅軍交戰的廢墟，雖然那一帶山高林密、多有野獸出沒，但是有大腮幫子作為嚮導帶路，手裡還有武器，倒不至於遇到什麼危險。對於他來說，鑽山入林是家常便飯，這趟任務不過是帶眾人進山走一趟，是個相對輕鬆的差事。
出發之前，中方几人相互熟悉了一下，大腮幫子嘮嗑時喜歡蹲著抽手捲煙。他身經百戰，一肚子深山老林里的故事，和知識分子趙工搭班子，可謂「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兩個人在一塊兒取長補短，關係處得不錯，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不過大腮幫子並不喜歡前蘇聯人，當年前蘇聯紅軍的確打跑了關外的日本鬼子，可到最後扒鐵路、拆工廠，趁火打劫把能搶的東西全搶走了。
趙工看得出來，大腮幫子對對方的成見很深，甚至可以說懷有敵意，但都剛剛認識，他也不便多問。經歷過戰亂年代的人，誰還沒點秘密？大腮幫子不願意像小陳那樣稱呼趙工為趙幹事，他行伍出身又是山中獵人，可沒那麼文氣，就直接叫「老趙」，他說這才顯得近乎。其實趙工那時候還很年輕，比小陳大不了幾歲，就稀里糊塗成了「老趙」。
六個人組成的攝影隊到齊之後，趙工為大家互相做了介紹，各自帶上行李背包，即刻乘車出發前往老爺嶺。當時誰也沒想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歷險就從這裡開始了！
本文節選自天下霸唱新書《天坑追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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