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和班超：兩漢經營西域模式背後的格局差異

原標題：張騫和班超：兩漢經營西域模式背後的格局差異

作為兩漢開拓西域的標誌性人物，西漢的張騫與東漢的班超都在特定時期發揮了特定的作用。相比之下，前者出使西域的壯大排場與北伐匈奴的大規模戰爭，班超的西域行動更像是精銳小分隊的冒險和襲擊。

這完全是因為二人所處時代的不同，還有河西走廊的格局都發生了變化。這一系列差異也預示了後來的歷史發展。

兩漢政權的性質不同

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以關中為政治和軍事中心，再東出天下去建立漢朝。在這一過程中，劉邦藉助其他的地方勢力和項羽分封的諸侯取得最終勝利。所以，他的王朝其實建立在部分承認分封基礎之上。婁敬等人說服劉邦最後定都關中，也有從軍事地理角度壓制關東地區的考慮。

但在客觀上，西漢的統治中心也過於靠近對外的前沿地區。漢文帝時的火燒回中宮，就是匈奴人能輕易威脅到統治中樞的證明。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朝逐步加強集權。通過白馬之盟終結異姓諸侯的誕生，又通過平定七國之亂削弱地方勢力，再通過推恩令削弱同姓諸侯國的力量。同時將關東大家族遷入關中，作為削弱地方組織能力的手段。

西漢在武帝手中擴張了近一倍的領域

因而，漢武帝才有實力組織起對匈奴的大規模征伐。張騫的出使也只是大戰略的一部分而已。與之配套的遠征大宛、北伐匈奴、還有修建烽燧驛站與西域駐軍，本身就是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為前提的。連年的征戰，又促使劉徹推行鹽鐵專賣等政策，則導致了海內人口大減，小民破落而豪族興起。

但東漢卻並非如此。劉秀依託關東豪族才建立的政權，那些人本身就是對集權的制約性力量。他們又通過察舉制控制了東漢的選官途徑，所以政府難以像西漢那樣徹底集權，進而支持規模比較大的征戰活動。

東漢的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的重合，相比於政治重心靠近西北邊疆的西漢而言，更容易對外採取相對內向的策略。所以一旦在西域的經營和征戰受到挫折，放棄西域乃至放棄涼州的聲音就甚囂塵上。

東漢的建立 離不開關東軍閥的鼎力協助

匈奴的南北分裂

漢初的匈奴 恰恰是其勢力鼎盛時期

在張騫的時代，匈奴是一個比較強大而且有威信的部落聯盟。漢武帝的戰略，是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為支撐，在東亞和中亞地圖上開展遠交近攻的策略。通過月氏等西域國家包抄匈奴的左翼，通過征服衛滿朝鮮包抄匈奴人的右翼，再以自己的力量對抗匈奴本部。

張騫的出使西域，則是這個戰略規劃的具體步驟之一。他們基本上阻斷了東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張騫為什麼會被匈奴長期監禁的原因。

西漢的戰略是從三路完成對匈奴的包抄和重擊

到了西漢後期，匈奴內部出現了南北分裂。雖然在兩漢之交，北還大漠的匈奴再次與漢朝對抗，但巨大的內部矛盾很快又引發了第二次南北分裂。就和之前一樣，在整體對外政策相對保守的情況下，漢朝採用的主要是拉攏南匈奴對抗北匈奴的策略。此時的南匈奴有漢朝扶持，而且東邊的烏桓和鮮卑已經初步崛起。所以，北匈奴的活動空間受到擠壓。其活動中心不可避免地向西遷移，並更加依賴西域城邦提供的商業稅收入，以及從西方獲得的武器裝備對抗漢朝。

東漢初期，西域城邦遣使漢朝，就控訴匈奴的賦稅過於沉重。所以此時的北匈奴的經略重點，應該變成了河西和西域地區。

西域的鼠首兩端與部分整合

西域各國在前期也是典型的騎牆派

隨著北匈奴在兩漢之交，加強對西域的控制與入侵，西域世界的格局也發生了變化。

西漢時，地區內的各國力量比較分散。在張騫抵達西域後，當地剛剛經歷了烏孫-大月氏-塞人-大夏的民族多米諾骨牌，所以西域呈現出地中海阿富汗人種、塞人、羌人、吐火羅人和匈奴人雜居的局面。這些小國實力還比較有限，所以是典型的騎牆派。所以只需要幾百人的使團，再由斥候護衛，恩威並施地進行賞賜和遠征，就可以起到不錯的效果。

西漢在漢武帝中後期才開始執行對西域的進一步控制

到遠征大宛的戰役結束後，漢朝逐步修建烽火台、驛站、屯田據點等設施，並在關鍵節點和交通要道進行直接控制。經過漫長的拉鋸後，漢朝的西域都護取代了匈奴的僮僕都尉，成為了這一地區的主人。

但在兩漢之交，漢朝在西域勢力的衰敗，北匈奴的威脅再度增強。甚至還有王莽用原教旨主義改革去挑釁西北各邊區民族，導致了中原駐軍再次陷入困境，有的人被迫投降匈奴。

莎車一度崛起 成為地區小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南疆的西域城邦就試圖進行局部統一。經過一番兼并，幾個比較強大的城邦成為了地區性的主導勢力。他們是塞人的于闐、疏勒、莎車巨額車師諸國，以及吐火羅人的龜茲和焉耆，還有個自成一系的樓蘭。這些國家組織起的聯軍規模已經可以達到2-5萬人之多，其中龜茲一家的可戰之兵甚至有2萬。加上這些大國的商業收入不少，本身已不是受外族擺布的小城邦了。

除非是成建制的大軍進入，否則幾百人規模的使團與軍隊，很難影響這些國家的傾向與決策。因此，改變策略的班超就曾表示：幾十人足矣，否則會增加額外的累贅。

在這一過程中，屬於塞人的莎車一度崛起。莎車王賢，保護了留在西域的中原遺民。一面從漢朝討得封號，一面組織絲路南道的城邦抗衡北匈奴，將匈奴阻擋在絲路北道。後來莎車看到漢朝的駐軍和都護不來，劉秀也採取放任西域諸國自生自滅的政策，便一度征服了樓蘭、于闐和龜茲等國，稱霸一時。

這次短暫的霸業，因為于闐人的反抗和匈奴的趁虛而入告終。北匈奴南下後，扶持傀儡統治者，再用較大城邦的傀儡去奴役較小的城邦，進而更加嚴密地控制西域國家。到後來，匈奴兵甚至可以帶著臣服於他們的西域人騷擾漢朝邊疆。

所以，此時的西域大城邦不完全是柔弱可欺。幾個大城邦的力量集結起來，實力已不容小覷，可以在短時間內抵制中原和匈奴的進軍。只是由於脆弱的環境和較少的人口，不支持持久的戰爭。也由國際貿易形成的商業投機思維和儘可能避免戰爭的潛意識，導致了這裡的統一和聯盟不會長久。

漢軍根本不可能將全部西域城市都攻克佔領

使者的眼界和個人魅力

在陳湯的「雖遠必誅」之前，正好是漢朝初步進入西域的時期。這一階段的漢使們，世界觀還是以中原為本位的。

比如張騫想邀請烏孫和月氏返回河西故地，無疑是想讓這兩個大國來到漢朝西部當臣屬的游牧屬國。完全是一副頤指氣使，呼來喝去的不尊重態度。殊不知接觸到了巴克特里亞希臘文化的月氏人，怎麼會放棄來之不易的新家園呢？

除了張騫之外，一批由無賴之徒充任的漢使，更是敗壞了漢的國際形象。間接導致了第一次遠征大宛的失利。

當中原的政權特質與文化氛圍已經趨於內向，東漢在西域的外交就更加依賴軟實力而非硬實力了。在這方面，班超的才華與個人魅力，其實是歷代漢使中最好的。除了靈活的斬首行動、攻城戰與突襲戰這樣的硬手段外，班超比其他的使者更會利用軟實力。

由於班超從小就不拘小節，不求全責備。所以對於從軍征戰的罪犯、豪傑、暴徒以及異域族群都表現出了寬容和理解。而且和張騫迎娶被迫分賞的匈奴女子不同，班超主動迎娶了塞人系的疏勒國王室公主。這在歷代對外交往史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古代高層的跨國聯姻一般是中原送出本家的公主。但中原軍政人員迎娶外國公主的情況非常罕見，班超則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但西域的世界和內地非常不同。一國的君主權利有限，國王僅僅是一號大貴族，而女貴族在政治中有重要發言權。所以班超迎娶外族公主，就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此後，他可以使用貴族的身份遊走於西域世界，與當地人的關係更加密切。這為他的外交與征戰無疑提供了許多便利。

這也是班超執行斬首行動和遊說，往往能取得不錯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非常善於通過清除匈奴使者或者匈奴代理人，去改變一個國家內部的力量對比，使之倒向漢朝。然後逐步拉攏了絲路南道上對匈奴不滿的政權，比如鄯善、疏勒、于闐等。最後將絲路北道的親匈奴政權都外交孤立，再各個擊破。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以夷制夷和借力打力。

班超與疏勒公主的兒子 就是日後的名將班勇

受惠於漢人和塞人的混血身份，作為班超兒子的名將班勇，非常了解各國的情況。為《西域傳》中絲路各國的記錄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最後為了避免損失，班超充分利用西域地區不適合大規模軍隊打持久戰的特點，成功地打退了貴霜帝國君主維瑪-塔克圖發動的軍工。也就是漢文記載中的大月氏副王謝對西域的進攻。

貴霜王維瑪-塔克的希臘式錢幣

後來在東漢朝廷內部，撤出西域駐軍，乃至放棄涼州的呼聲甚囂塵上的時候，班超還能派出使節，繼續探索更加遙遠的西方世界。這就顯得更難能可貴了。想必他意識到了西域不是天下的邊緣和終點，相反這裡多元的文化與族群，說明這裡是中間地帶和十字路口。

最後還應當指出的是，班超能有平定西域的傳奇，完全是他沒有遵守漢章帝召他回國的詔令。這體現出的特點是：一個遠方帝國的將領進入了西域，也會體現出極大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遠方帝國的控制力會被削弱，他們會服從當地的遊戲規則。

無論西漢還是東漢 對匈作戰都經常離不開西域本地人支持

另一個例子就是前涼的大將軍呂光。在擊敗了龜茲後，發現中原陷入動亂，已經鞭長莫及。於是就選擇在西域和涼州地區自立格局。

但時代精英做出的命運選擇，很可能和時代的主流文化氛圍是相反的。班超的開明在日益保守和內向的東漢是不多見的。他越是成功，越是證明了所處時代的萬馬齊喑。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繼任者和前任都缺乏他那種對西域世界和漢代邊疆的了解。所以經營成果都沒有他來的成功。

未來的歷史伏筆

河西走廊對於漢朝的意義在逐步增加

除以上因素外，河西走廊的局勢與當地的勢力變化，也會干擾到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在東亞大陸的混戰時代，這裡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當漢唐的統一時，西域都護府和安西都護府像中原揮向西方的拳頭，河西走廊是連接拳頭和軀幹的手臂。而在之前的周秦時代，這個四周是山地和隔壁的狹長地帶，就是西域和關中的交通要道。只不過在當時還僅僅是模糊的邊境防線。

回顧張騫所處的年代，河西走廊原本是匈奴部落的駐牧地，受到匈奴單于的遠程控制。但在霍去病奪回河西走廊後，這裡的道路一度比較通常，便於張騫使團的出使與行動。

到了漢武帝統治的後期，隨著西域的開闢，中原統治者有了新的擔心。那就是青藏高原上的羌人開始與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勾結，共同威脅漢朝的西北邊疆，從兩個方向合圍中原。所以河西的作用就不限於鏈接西域和中原，還是阻斷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的外族屏障。反之，一旦青藏高原上的外敵東出南下，中原在西域的駐軍很可能成為一片外族海洋中的孤島。

失去河西走廊 漢軍的駐地和工事將徹底成為孤島

放眼整個漢代，從漢武帝時代後期開始，羌族就開始與匈奴勾結，共同威脅漢朝的河西地區。從那時到王莽當政，羌族一直是河西地區的定時炸彈。班超的成功出使西域，還有他的兒子班勇的成功遠征，都是發生在漢朝成功鎮壓羌族起義之後的間隔期。可見河西的暢通與否，直接影響漢朝對西域的控制力強弱。

羌亂本身還有另一幕後潛藏問題。那就是東漢是一個以關東豪傑為主的王朝，奉行的重關東輕關西政策。關西的豪強從西漢末年起就在當地這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里自我保護，也因此沾染了羌胡習氣，變得好勇鬥狠與東漢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東漢朝廷就經常用關東的官吏壓制本地豪強。

在羌亂嚴重的時刻，甚至為了削弱涼州的豪強大族，不惜提議放棄涼州，內遷河西的人民。這無疑激化了涼州豪傑的不滿情緒。最終東漢還是不得不依賴涼州本地的羌胡化豪強和羌族歸順者去鎮壓羌亂。這樣的結果，就是迎來了忠君愛國的董太師來進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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