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繼和：南懷瑾學術思想與巴蜀文化（四）
編者
本文作者譚繼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慶市開縣人，1965年川大歷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導的先秦史專業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編寫組工作。現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四川省社科院二級硏究員，博士後導師，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川大中華文化研究院諮詢委員，天府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志審核委員會委員、成都市佛教協會顧問。四川省司馬相如、揚雄、郭沫若等研究會和省武術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省李冰、武則天、杜甫、楊升庵等研究中心顧問，省大禹研究會和省杜甫研究會顧問，省圖書館理事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顧問，中華口述史研究會副會長。巴蜀全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編。曾任五至八屆省政協委員兼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學首席專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津專家。主要著作有《劉沅十三經恆解箋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脈》等。
本文系作者為紀念南懷瑾先生誕辰百年而作，授權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南懷瑾文教基金會發表，全文約兩萬四千字，分期連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南懷瑾學術思想
與巴蜀文化 （四）
文 譚繼和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儒家學派是孔子於齊魯創立的，但「孔子絕不是儒家的開山祖師」（吾師徐中舒先生語），儒家思想的淵源久遠，其源頭為原始儒學，「五行說」是儒家思想的根源。以「五行」為首的「洪範九疇」，是古人順應天時地利，重農事重水利的經驗上升為天地陰陽宇宙觀的理論結晶，是儒學的源頭。大禹興於西羌，是蜀人。他依據「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的治水經驗，提出順水之性，崇尚自然，作「洪範九疇」，確定國家社會治理的大范大憲的九大類範疇，提出「五行」以水為首，以水火木金土為序，也就是「天一生水」，這是儒家觀念的來源，也是大禹創立的「天道五行」。後來孔子將大禹「天道五行」發展為「禮義學仁樂」為主旨的「人治五行」，主張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禮記·禮運》），思孟進一步擴展為「仁義禮智信（《郭店楚簡《五行》：「信」作「聖」）」的「德治五行」，再發展演變而為漢代董仲舒的人倫五常說。由這個過程也可看出大禹是原始儒學之祖，是最早的儒家德行的實踐者。正因有如此久遠的儒源,所以後來，從西漢文翁興儒化蜀起,進一步拓展了儒風在巴蜀的流布，直到清末尊經書院盛行今文經學，使歷代蜀學環境得以成為以「蜀解儒經」為本,貫釋道,通百家,「以文辭顯於世」，以「文章冠天下」的「好文雅」「重文史」的書香鄉風，傳承至今。這樣的儒統，對抗戰時期入蜀的大量文人，如懷瑾師這樣的，無疑有有形和無形的影響。
儒與道的源頭均在易，蜀地對易學也有特殊貢獻。漢代揚雄著《太玄經》，創蜀中世傳的「太玄學」，晉范長生創「蜀才易」，至唐形成為李榮重玄學派，至宋明出現蘇軾東坡易傳、譙定、來之德的易學，形成蜀易學「學古不法古」的特徵，被宋代理學家二程譽為「易學在蜀」的獨特識見與獨特風格。這樣的易學獨到思維傳統也一直在蜀中傳承，就如南師抗戰時所遇所請學問難的靈岩書院的師友，袁煥仙先生、蒙文通師等，都是這個傳統繼承的佼佼者。
再說「菩薩在蜀」。「菩薩在蜀」是唐代劍南道梓州通泉縣（今射洪縣）的故事。一群巴蜀商人到五台山去拜菩薩，有個和尚告訴他們：「菩薩在蜀，你們何必捨近求遠？」要他們回蜀中到通泉縣靈鷲山靈鷲寺去找一位老頭陀，他就是活菩薩。這群商人眼見活菩薩而無法企及，只見到他的影子在石壁上。這個故事說明巴蜀禪學的獨到特色：獨拜能利益眾生的菩薩，頓漸隨緣，佛在心中，心性合一。
巴蜀禪系的思想奠基者是唐太宗時的玄奘，他在成都修習五年，播種了「萬法唯識」。巴蜀禪系的首創者是唐代智詵。他在蜀中創凈眾——保唐禪系，融合南北頓漸二宗，「別開一宗」。八祖什邡人馬祖道一倡「平常心是道」，創立叢林和農禪制度，使禪學進一步人間化、生活化、社會化，為禪宗變為人間佛教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以後禪月貫休、圓悟克勤、楚山紹琦、破山海明、丈雪通醉、能海、遍能、隆蓮等歷代巴蜀禪學大師對禪宗發展皆歷有貢獻，使四川成為中國禪學中心之一，故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猶不可不知蜀」之說。
以上分別就儒釋道三教三學在巴蜀的淵源、基本特徵，及其對巴蜀歷史人文環境的影響和作用，做了簡短的敘述。其中主要是道的「仙學」、儒的「道學」「心學」、佛的「禪學」三方面構成巴蜀歷史人文環境的特色。這樣的歷史人文環境，已經深化到巴蜀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中，故對在籍巴蜀和客寓巴蜀的文人學士會發生有形無形、或顯或密的影響和作用。
如果再進一層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實際深處觀察，這三教不是孤立的、封閉的分散的影響和作用，而是三教圓融、會為一宗，同時又是互競互融，「與釋比較」、「與儒並功」、「與道並玄」的三教三學融為一個地域文化共同體的共識所構成的歷史環境、人文環境以及思維空間對於巴蜀人心靈的影響和作用，其特點是「儒仙禪」的共同體意識，即：儒化仙佛，仙化禪儒，禪化仙儒，仙禪儒互化混元為一的共識。這一共識，浸入心田，即成為「心燈」精神。袁煥仙先生與南懷瑾先生在四川首講「心燈」，秉持「心燈」情懷，就應作如是解。
四川所育養的仙禪儒「心燈」傳統的歷史人文環境，其由來也是很早的。仙儒相化的「列仙之儒」形象，最早出在西漢賦聖司馬相如筆下。到唐代以來，更興起三教共一道場的教化之風。巴蜀最早的「三教道場」是唐代宗大曆二年（767年），建在資州（今資中）的三教道場，由資州刺史叱干公奉御敕所建，老子、孔子和釋迦牟尼三聖共一堂，「方丈之間，示我三教」，以便宣示「首唱忠孝」，「已表儒風」，「中含仙道」，「開悟方便」的三教合一的風習。到宋代，「渠城」（今四川渠縣）還有個建「三教寺」的故事。最初在「城之絕頂處」建有個佛寺，「而未及儒與道」。後由僧了一將該寺改為「三教神祠」，「中如來，左孔子，右老君像，皆石刻」，並命名為「三教寺」，以宣「三教合一」之理。清人為該寺寫碑記，進一步闡述「純儒釋道三教，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三教合一宗旨皆在「事理樂農桑，俗習正風化」。「惟儒教正中平易，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不與一切象教同視」，「可見教門雖異，儒理實兼」。這裡所闡述的以儒為本、貫通釋道的精神，正是巴蜀人所理解的「三教合一」的根本宗旨和文化內涵。不僅三教合一有專門的道場，就是佛寺或道廟亦都貫穿著儒釋道經書並習的精神。例如，唐僖宗逃到成都，即將玄中觀改為青羊宮，這是巴蜀道教第一叢林。該宮的建設也貫穿了三教會通的精神。唐人樂朋龜專門為道觀當重三教合一之理，寫了《西川青羊宮碑銘》。他在該銘中稱成都為「仙鄉故里」，青羊宮是在「太玄城內」、「濯錦江邊」化出的老子「行宮」，這是申述青羊宮的「仙道」精神。但他特別闡述這個「仙道」精神是三教合一的：「道儒二門，經綸一揆」；「三千儒術」「九萬靈仙」，聚為一體。「分身作佛，濟如來千劫之功」。所以老子形象是以「真仙」「羽客」之身，「與釋比較」，「與儒並功」，以「大道」為「三教之冠冕」。由此可見，道觀雖以「立清靜為理，體虛無為師」，但其本質還是「三教揆一」才是「不二之教門」，「真一之本宗」。清代大儒雙流人劉沅為重修青羊宮三元殿寫碑記，又再次闡述青羊宮的精神內核是儒道結合，「上肖三元（指乾、坤、水）」，「下修人倫之正」，「三元實僅一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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