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既不是事實，也不合邏輯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由此拉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設立經濟特區、自主創新……40年前百廢待興的中國以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一步步闖出了一番大國氣象。

40年改革，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一路征程亦艱辛複雜。該如何總結好過往40年的經驗和啟示？未來不停頓的改革、不止步的開放又該如何前進？觀察者網就此採訪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

觀察者網：都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您認為過往40年中，存在哪些重要的節點現在看來是走對了的？

房寧：改革開放是個探索的過程，中間有很多曲折，自然就有一些關鍵的節點。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十二大是個很重要的節點。

十二大是在改革開放初那幾年的基礎上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確認了黨的改革路線，使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從歷史角度來看，十二大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個全面部署和全面啟動改革開放的時間節點。

「十二大」會場（圖/人民網）

第二個很重要的節點就是八十年代末了。

改革開放的初期探索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和一些失誤，在八十年代末釀成了一場政治風波，這對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同年秋冬之交，蘇東出現政治動蕩，最終導致了政治劇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瓦解倒台，蘇聯也在這時候發生了巨大變化，到1991年最終解體。

所以，八十年代末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所幸的是，我們經受住了這次考驗，中國總的社會發展的方向、改革開放的大局沒有受到太大的干擾，還在繼續前進。

再下來，當然就是1992年南巡講話。

政治風波之後有很大的反思，對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黨內是有爭議的：究竟對不對？是不是搞錯了？經過一個階段的反思，同時特別是認真思考和認識蘇聯東歐的教訓，鄧小平不愧是老一代核心，他穩定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雖然改革開放有風險，雖然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失敗了，但中國還是要繼續探索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說，根本上來講，中國的命運還是取決於改革開放，還是取決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

當時也有一種思路，就是讓發展讓位於政治穩定、政權安全。但鄧小平認為，最大的安全還是發展。只有不斷地通過改革開放取得發展，國家才能進步，人民生活才能改善，這也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 這個思想最終還是佔了上風。這就是1992年的作用。

此後還有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1998年。這一年從兩方面說。

第一個方面，就是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階段性地解決了計劃經濟的遺留問題，解決了傳統國有企業的遺留問題。所以，1998年向市場邁進，在產權制度改革上邁出了巨大的步伐。當時也有很大的風險，上千萬工人下崗，對國家來講是一個極大的震動，也影響了千百萬人的生活。我記得當年我們在東北調查，形勢確實很嚴峻。但是非常幸運，中國還是經受住這次考驗，發展過來了，後來就有了大發展的「黃金十年」。

從1998年到2008年，我們有了巨大的進步。這是中國發展最快也最平穩的十年。中間還有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讓中國更平衡更全面地發展。整個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主要就在這十年。浦東的開發、長三角珠三角的進一步發展，都在這個階段；整個中國的經濟也在向著中西部推進。在這十年里，經濟發展最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快，整個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2008年的高潮就是北京第29屆夏季奧運會。北京奧運會幾乎成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巨大成就的一個慶典，全球矚目。但那之後西方發生了金融危機。一方面我們全民族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另一方面，風起於青萍之末，經濟危機悄然席捲世界。這之後，我們經濟實際上進入了一個調整期。

到了2012年的十八大，這又是一個節點，我們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到2012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期基本結束了。我們對外開放的環境比較寬鬆即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到這時候也基本結束了。所以，我們進入了一個新常態。這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又是個新考驗。「行百里者半九十」，實際上是困難更多，風險更大，不確定性增強的這麼一個時代。

有這樣一些節點表明我們的改革開放是一個不斷奮鬥、不斷探索，也不斷糾正錯誤、調整航向的一個過程。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現階段風險更大，您在前不久發表的《現代化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一文中也提到，「現在中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最後的最關鍵的階段」。請問您認為現階段存在哪些因素阻礙中國向現代化轉型？

房寧：首先說說什麼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實這個也不只是中國的經驗，世界各國都是這樣的。

現代化的發展，也就是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按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剛開始是起飛階段和高速發展階段，各國都有相似之處。我們國家在這一輪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發展還是比較快的。當然，這中間有起有伏，但是總的來講改革開放40年是起飛和快速發展的階段。

根據我們對世界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研究，實現70%的城市化率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標誌，而起步的時候，城市化率一般不超過30%，從30%到50%是個巨大台階，50%到70%又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現在中國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後半段，這階段並不是凱歌行進坦途，而是困難更多、風險更大、不確定性增強的這麼一個階段。

我們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越接近成功並不是越容易而是越困難，並不是越安全而是風險越大。這是世界性工業化呈現的一種規律。

有很多國家都是倒在實現現代化的終點線前的，它們也曾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最後卻歸於失敗。比如像巴西、阿根廷這些拉美國家，都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但是到最後卻陷入停滯，乃至於社會混亂。更嚴重的比如像委內瑞拉和一些非洲國家，甚至包括南非，現在經濟、社會也並不是很穩定，這都是問題。

示威者在委內瑞拉中央大學發起集會，譴責馬杜羅政府，防暴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阻止遊行（圖/東方IC）

觀察者網：為什麼越發展，最後的困難反倒越多？

房寧：內在的機制實際有三個方面。

第一，各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都是一種探索，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勝出必有所長，成功的工業化國家能取得巨大成績，總有一些長處，經驗、政策、法律，能夠實現發展的模式都有它的優點。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兩面的，有優點，也有不足。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它的優點充分展現，利好也逐漸出盡，而積極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以後效率就衰減了。隨著發展，同樣一個模式、制度，它的缺陷會逐漸得到展示。一方面利好出盡，一方面問題出現，我們現在就遇到了這個問題。

第二，從管理模式來講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原來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什麼會利好出盡，並且轉而會出現一些問題？因為隨著發展，治理體系越來越複雜，治理難度越來越大，在複雜的現代化社會管理中，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都出現諸多不確定性，會顯現出已有知識的局限性以及能力的短缺，也就是現在幹部經常講的「能力恐慌」。

過去做事情，比如調整經濟，我們能夠得到明確的反饋，能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但是現在有很多情況，我們出台重大的決策，作出戰略選擇後卻不知道它有什麼結果，政策結果可能會很滯後地展現，展現以後極可能導致已經實行的政策難以為繼。

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們有一個四萬億的投資。當時一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沒想到，很多資本最終進入了房地產領域，推高了中國房地產的價格，造成現在還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這就是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後果——無法有效應對複雜性，缺乏預見性。黑天鵝事件頻發，其實黑天鵝事件並不是完全無由頭、無規律的，只是我們對它缺乏預見。它本身未必是偶然的，而是我們在認知上的問題造成它的突然性。

資料圖：東方IC

第三個方面，就是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各種阻力會越來越大，特別是來自外界的阻力。

剛才我們提到戰略機遇期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之所以還比較順利，很大的一個有利因素是我們爭取到了一個戰略機遇期，外部環境比較好，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跟我們合作為主、競爭為輔的關係，我們也比較好地管控了分歧和矛盾。現在我們越來越感覺到，歐美髮達國家和我們的關係在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越來越向對抗、競爭轉化，我們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制度變遷、複雜性增加、外部環境轉變，使我們在現代化的最後階段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和風險。

觀察者網：今年10月份，習近平時隔六年再赴廣東重溫改革路。現在看來，領導人的這次「南巡」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發展之路意味著什麼？

房寧：中央有一句話，叫「改革永遠在路上」，這個是不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在面臨著各種困難的情況下，沒有別的選擇，只有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學術上叫「路徑依賴」。我們必須沿著原有的改革開放的思路繼續往下推，不能走別的路，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取得的成績、積累的財富穩定下來。

以往實踐證明，我們的改革，我們實施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我們要堅持。但是原有的政策利好逐漸出盡，所以我們還需要繼續創新。繼續的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是非常重要的。從制度、管理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就是個制度和治理創新的過程——當然，這是在實踐的基礎上摸著石頭過河得出來的，現在遇到困難，還要通過改革創造新的制度優勢，創造新的利好。

所以，「改革永遠在路上」應該成為我們的信念。

觀察者網：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請問您怎麼看？

房寧：我們為此做過系統考察。可以說，這說法既不是事實，也不符合邏輯。中國改革的對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的一種僵化的管制經濟體制，要改變原來的體制，它首先就是一個政治改革。

我在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做過一些口述歷史的訪談，走訪了一些經歷過改革開放的老幹部。他們很多都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過程。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從政治改革開始的。你想想，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呢？！

首先，他們都談到所謂的「幹部四化」。

結束領導幹部事實上存在的終身制，實行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把一大批擁護改革開放的年富力強的幹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使整個改革開放有了一個人力資源的保障即組織保障。

我們現在紀念改革開放，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當年改革開放最早的探索者，最早「吃螃蟹的人」，比如時任廣東第一省委書記習仲勛、在廣東最早倡導改革的吳南生、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創始人袁庚，沒有這些人到達各級領導崗位，怎麼可能有改革？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簡政放權。

當年傅高義在寫《領先一步：改革開放的廣東》時，發現了中國改革的奧妙——一方面市場的力量、人民群眾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的力量、規劃的力量。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取得成功，和國外不一樣，不能簡單地說就是市場經濟——哪國都是市場經濟。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有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而這個過程在改革來講，就是簡政放權，給各級政府一定的空間，讓他們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市場、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另一個就是黨和政府的積極性。它們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

此外，整個國家行政體制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廢除人民公社。

我們說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開始，這個是有道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的就是人民公社體制，所以這既是個經濟改革，更是個行政體制的改革，分不開的。

四川向陽第一個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圖/新華網）

第三個就是憲法改革、民主法制的建設，以及各種軟環境的發展，比如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若沒有這些配套，怎麼可能有經濟體制改革呢？

在短短几十年里，我們建立了覆蓋到農村的社會保障體制。如果光有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保障，就可能像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哀鴻遍地。所以我們國家社會體制的改革，也保證了我們的市場經濟。

中國的改革，從幹部體制的改革、中央-地方關係的改革、權力配置的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憲法制度改革，直到各種社會體制的配套改革，這些構成了我們改革的整體，哪一個也不能單兵突進。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開闢了道路，社會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保障。

所以，改革是全面的。那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也是很外行的。

觀察者網：領導層也提出要推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請問該如何理解新時代下的「全面」與「深化」？

房寧：要注意到這個主題詞有變化。十八大以後，我也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因為我應該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理論闡述者。

我所撰寫研究闡述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學術著作《民主的中國經驗》及其簡寫本《中國的民主道路》是我國政治圖書論述中國民主問題的學術性著作中翻譯出版最多的。英文版（《China』s Democracy Path》）由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翻譯出版，算是進入西方出版界主流，現在已經翻譯出版的還有日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韓、法、德、俄、泰等語言版本都在翻。我也沒想到，寫中國政治改革的這些書會被外國如此關注，而且很多都是人家主動提出來的，以前還真沒有這種情況。這些也說明，我們的改革開放在發展，所以才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中國的民主道路》英文版封面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主題詞有點變，十八大以後更多講的是治理。我們講民主法治，這些話語更多是建構性的。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已經形成，經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現在則是進入實踐操作層面。車很好還要開得好，所以現在強調所謂的治理，也就是制度的運行。現在我們大量的改革，或者說進一步的推進，更多的就是制度的運行層面上問題了。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問題，發展還不平衡、不充分。這些我們體會特別深。像我們政治學所有一個忌諱，我們很少說中國如何。因為你一說中國，我馬上會想，你說的是哪兒？

中國的情況千差萬別，這種差別不是文化性的，不是你河南人說河南話、他廣東人說廣東話，而是發展階段性的差異，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之一。比如長三角地區的大城市已處後現代階段，人們的價值觀有很大的變化；而璦琿-騰衝線西側還在追求工業化、城鎮化，甚至有的地區還要解決溫飽問題。

不同地方的社會關注、社會形態、思維方式、政策體系都是不一樣的。所以中國發展，就要考慮到各方面問題，要逐漸精細化，不能上下一般粗大。未來要解決的，更多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問題。

十九大上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那要平衡什麼？我們的研究現在主要集中在這幾個問題上。這個問題現在具體來說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制約和激勵的關係。

現在發展產生了很多問題，如道德風險，所以十八大後特彆強調從嚴治黨、反腐倡廉，這個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反腐倡廉、從嚴治黨，要形成很多的制約。比如我們成立了監察委，制度上有很多這種變化。

過去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直講權力監督，而不講權力制約。甚至認為制約是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分權制衡；從十七大以後，我們開始講，特別是十八大，把權力制約寫到十八大報告里去了。所以現在我們權力既講監督也講制約。但是又不能只講權力制約，還要講激勵。中國還得不斷改革，以往的利好出盡了，那就要促進位度的繼續創新，敢於改變一些過去的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

怎麼處理好這個問題？改革之初不太講制約，就講大膽闖、大膽試，現在發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一方面幹部紛紛落馬。有說法，「大樓起來了，幹部倒下來了；工程建成了，人抓走一大批」。這都是以前的教訓，現在要取得平衡。但也不能說咱們就制約吧，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那也就干不動事了。所以現在又提出來，怎麼能夠激勵調動大家積極性，中央也有文件提及。

再有就是監督與保護的關係問題。

制約和激勵更多是針對政府機構、黨政組織，而監督與保護主要針對個人。

我們現在從嚴治黨，對幹部個人有很多約束，如八項規定、幹部的個人事項報告制度——我們也一直在研究財產公示、財產申報等制度。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我們在調研中常聽到幹部講：檢查的人多了，幹活的人少了；告狀的人越多，幹活的人越少。也不好說「懶政」「怠政」，反正現在下邊的形式主義還是有所回潮的。

為什麼形式主義回潮？原來的主要傾向是亂作為，現在的一個傾向是不作為，怎麼短短時間內發生這麼大的變化？顯然是監督多了、制約多了，他們的顧慮多了。所以下面的幹部有時候就利用形式主義來應付上面，比比劃劃假作為。

現在應當更加註意保護幹部的正當權益，包括保護其個人隱私，保護創業幹事的積極性。但這就複雜了，現在的情況比過去複雜得多。過去簡單，放開就行，現在不是簡單放的問題，也不是收的問題，否則就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現在都要掌握一個度。

第三，我們還要處理好集中與分散的關係。

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里就有提到，這是中國治理上的一個永恆話題。中國內部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問題，所以治理時一方面要集中統一，不能各行其是，否則國將不國，黨將不黨。但這統一又不能是僵化的、一刀切的、上下一般粗的。因為各地情況不同，必須要結合各地實際，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靈活執行。

總之，中國的制度既要有一定的統一性，又有很大的差異性；既要嚴格要求，又要給一定的寬鬆。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是一門藝術。

觀察者網：您也提到，中國在改革開放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來自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最近最明顯的壓力應該就是中美貿易摩擦了。您認為，中美雙方在這90天「停火」期里可以做些什麼？

房寧：誰說停火了？停火意味著脫離接觸、放下武器，而現在美國人是利劍高懸，只是給中國規定了一個期限。這不是「停火」吧？而且現在鬥爭還在繼續，雙方還在談判。所以我從不用「停火」這概念。

美國現在的態度很明確，就是給中國90天的寬限期，讓中國把他們開的各種條件解決了，答應他們；如果90天以後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那就照舊。

對中國來講，這90天是非常重要的，要在90天里解決很多問題。要我個人看，這時間非常緊張，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畢竟有這90天比沒有要好。

有一天我在中國記協的新聞茶座上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時，也說了一個觀點。

我覺得中美貿易關係有很多問題，很多並不只是美國認為的問題，其實很多我們也認為是問題。比如中國進一步兌現WTO承諾、進一步開放的問題，這不是美國強加於中國的，很多是中國在走向國際化、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也要做的事兒。要說清楚的是，我們做的很多事情不是被美國逼的，中國自己也在主動地進行改革開放。但是為什麼現在美國這麼咄咄逼人？客觀實際地講，現在無論是內外部提出的各種目標、各種設計，都需要一個過程，都需要創造條件，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無法做到的。

所以，我答外國記者問的時候就說：「現在別說你美國了，中國政府很多事情想做，它也做不到。我認為90天內中國政府不可能全部滿足美國人開出那些條件，客觀上確實做不到。還不說合不合理、我們想不想做，就是退一步來說是合理的、應該做到的事，現在也做不到！需要條件和時間。不能這麼強加於人。」

中美還是應該坐下來，尋求我們的利益交集，尋求通過改革、通過政策的調整、通過進一步的開放，擴大中美之間的互利雙贏因素。我覺得這個應該是90天里做的主要事情，而不是一方壓一方，或者說一方反抗一方。

中美畢竟兩個大國，對整個世界有影響，應該有互利共贏的意識，盡量去尋求互利共贏的因素。我也祝願兩國政府能在90天里就這個問題做有效的工作。

資料圖：東方IC

觀察者網：現今歐洲身處亂局：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推遲英國脫歐草案的表決、法國「黃背心」運動持續近月，社會動蕩，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同時深陷政治危機。請問他們的這些遭遇能否為中國未來的國家治理提供警示？

房寧：我對這些還沒有太深入的研究，沒那麼寬廣的知識，信息也不充分。

就我所知，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還是西方長期以來的問題。他們也不斷在講，原來經濟發展比較好，社會福利比較高，現在西方經濟，特別是歐洲經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民眾在過緊日子，所以會產生一些矛盾。

至於英國，更多是牽扯到所謂的經濟開放性問題。

經濟全球化在戰後加速，帶來很多福利的同時，也帶來很多變化，也給各個國家帶來一些問題——在有些國家問題更加突出，比如英國，所以英國現在對開放有保留。英國希望能夠避免開放帶來的一些問題，比如歐盟中的落後地區、落後國家搭便車的問題。英國一直比較保守，所以才成為第一個通過全民公投脫歐的一個國家。

現在他們也有很多人上街反對脫歐，因為實際上很難分開。英國脫歐的手續沒辦完，就已意識到，真正脫歐以後也是很麻煩的，好多事也是沒法辦的。所以它現在有點進退兩難。

他們給我們的一個經驗，就是涉及重大的國際政治和民生問題，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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