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和他的「帝王史觀」——《雍正王朝》熱播背後的中國社會心理土壤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作者=秦暉

來源=《中國青年報》

我並不認同70年代所謂「人民史觀」以及那時對「帝王將相文藝」的左傾討伐，但如果「帝王戲」越過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榮」，恐怕也不那麼正常。而且正如「文革」中從前期「橫掃帝王將相」到後期大頌「法家帝王」一樣，這二者常常是同出一根的。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從80年代起，在當時盛行「荊軻刺孔子」式的傳統文化批判的同時，史學界與文藝界都一反民國以來對「滿清」的貶斥，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庄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人人奮發有為，聖明君主之多開歷朝未有之盛。這種全盤否定遠古傳統與極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朝並存現象很耐人尋味。90年代後隨著「文化熱」的主流從「反傳統」到「弘揚傳統」的轉變，「大清頌」的調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現「滿台大辮子」、「五個乾隆（或x個慈禧等等）鬧熒屏」的景觀。這裡除了市場經濟中娛樂文藝自然繁榮的成分外，為免罹文網而迴避現實的遁世自娛式「說古」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戲說乾隆」式帝王劇在大陸出現了青勝於藍的流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戲說」式帝王劇明言為遊戲之作，有的更以「不是歷史」、「純屬虛構」相標榜，供人消遣而已，誰也不會把它當成歷史來解讀。雖然這種「文化快餐」如果太濫，會引起「雅文化」方面的不滿，尤其是如果它因免罹文網而繁榮，更會引起憂患意識對玩世遁世傾向的批評。但對這些作品本身人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戲說」嘛，何必當真？

但近來帝王劇出現了新景觀，這就是號稱「歷史正劇」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資、高檔次、權威參與、台長製片、「大片」派頭、「主旋律」駕駛、輿論宣傳加上市場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熱」。面對這個滿口現代話語的「改革皇帝」、清朝「第三代領袖」的大紅大紫，一些史學家乃至愛新覺羅後人紛紛作證說雍正的「政績與人品」的確偉大，該劇從「大的氛圍」、「歷史事件」直到「器物層面」的細節都很「真實」云云。倒是據說改編所自的小說原作者二月河在意外驚喜之餘還是委婉地表達他對這個「高大全」的雍正難以認同，對電視劇「把雍正塑造成無私無畏的，一點缺點也沒有的人」頗有微詞。

的確，電視劇中的雍正與二月河小說中的形象已判若兩人，而與歷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萬里。應當說這部片子在藝術上還是比較精彩的，要求創作的作品完全真實而不虛構更無必要。問題在該劇編導打著「歷史正劇」的旗號，否認是在「戲說」雍正。而該劇也確實是按照極鮮明的價值取向來編排的，並非消閑性的「戲說」可比。然而該劇不僅遠離歷史的真實，而且這一遠離所體現的取向更屬落伍，它渲染的與其說是「改革」皇帝不如說是「文革」皇帝。無論就其「高大全」的創作手法還是就其影射史學的「法家帝王」模式而言，它都與「改革」無緣而與改革前的「文革」遺風相承。從「戲說」乾隆到「胡說」雍正，標誌著近年來帝王劇景觀的一個新發展，而如果說遁世的「戲說」本無害，欺世的「胡說」就更無益了。予以辯正，誠屬必要。

無私的「道德皇帝」

歷史上的雍正政績雖無劇中誇張的那樣顯赫，但應當說還是一個有為之君。傳統史觀因其殘暴而抹殺其政績的確不公，近年來史學界在這一點上是幾成共視的。然而在專制的「家天下」，有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為奇。即如唐太宗的殺兄誅弟、霸佔弟媳、逼父奪位，武則天的連殺親子乃至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明成祖的叔奪侄位、株連「十惡」，隋文帝的謀殺小外孫而篡其國，等等，本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之惡、專制極權具有「道德淘汰機制」，歷史上九重之內的宮廷陰謀、厚黑者勝，都是不勝枚舉的。今天的歷史觀沒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國能力與其「得國之正」混為一談。過去人們以雍正「得國不正」而漠視其治國之績，如今的電視劇為張揚其治國之績而把他的「得國」說的高尚無比，其實都是基於同一種陳腐觀念。

當然更重要的不在於觀念而在於事實。與歷史上的其他「得國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點在於他的「得國」不僅在後世常受譴責，而且在他在位時就頂著他的嚴刑峻法而「流言」四起。為了平息指責，雍正挖空心思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以自辯，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就是以這本奇書中的雍正自道為基礎而進一步拔高的。根據這種說法，雍正本無心於大寶，只是目睹時艱，「為社稷百姓著想」，又受了父皇囑其改革除弊之重託，才勉承大任，接受了康熙的傳位，做了這「有國無家」、嘗盡「人間萬苦」的社會公僕。而他的政敵則個個陰險惡毒，以私害國害民，大搞鬼魅之伎，與他不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線鬥爭，而且有善與惡、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的人品較量。他們不顧雍正的寬宏大量，怙惡不悛，死不悔改，不僅在雍正繼位前妄圖篡國，而且在整個雍正年間都猖狂作亂，從煽動社會風潮、策劃宮廷陰謀直到發動軍事政變，為迫壞「新政」、謀害雍正而無所不用其極。而雍正在忍無可忍時才發動正義的反擊，但依然寬宏待敵，仁至義盡。通過雍正自己粗茶淡飯，卻給大逆犯曾靜享用豐盛御膳，自己大義滅親殺愛子，卻對主要政敵「阿其那（狗）」不忍加誅等「感人場面」，電視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蕩皇恩！

這樣的胡說也未免太離譜了。封建古代的宮廷陰謀往往成為千古之迷，說法眾多難以統一併不奇怪，可是在雍正問題上無論怎樣眾說紛紜，嚴肅的歷史學家沒有一個會相信《大義覺迷錄》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評價雍正政績的人在內。因為該書的拙劣編造早在當時就已是欲蓋彌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為禁書。正如我國一流清史學家集體編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簡史》所說「由於胤禛與隆科多合謀取得皇位，事出倉促，密謀不周，以致漏洞太多。雍正即位後，花了很大氣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意覺迷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對這樣一種連雍正的兒子和制定繼承人都羞於示人的編造，我們的編導卻不僅全盤接受，還錦上添花，真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馮爾康先生是國內史學界倡導給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譽雍正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但馮先生對雍正偽造歷史的劣行也深有體會。中國素有標榜直筆的「史官文化」，雖然實際上歷代帝王都干預修史，造成「實錄」不實，但象雍正那樣不僅偽造歷史，而且圖改檔案，偽造史料，則還是罕見的。在對照了雍正「加工」過的《硃批諭旨》、《上諭內閣》等檔案與故宮中倖存的原件後馮先生也感嘆曰雍正「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宮中檔案要改，何況《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宣傳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種愛好當然不是閑得無聊，實在是他虧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國」而言，雖然九重之內的許多細節已成千古之迷，民間種種流言也未必可信，但今天已能確證的事實是：

第一，康熙暴卒於暢春園時，胤禛與負責警衛的隆科多控制著局勢，真情如何只有他們二人清楚，而《大義覺迷錄》所講的「八人受諭」之說純屬編造。他為何要編呢？

第二，所謂「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現仍存故宮內第一歷史檔案館，它之為雍正偽造是鐵證如山的，正如大力為雍正「辯誣」的馮爾康先生也指出「毫無疑問，這個詔書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親筆，也不是他在世時完成的。」當然，馮先生並不認同雍正「篡位」說，但他沒有解釋不篡位為什麼要矯詔。

第三，康熙末年諸皇子在朝臣中聲望最高的皇八子胤禩，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十四皇子胤禵，而胤禛並無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繼位大出人們意料。這一背景是明擺著的。

第四，雍正即位後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傳達康熙旨令的趙昌誅殺，當時在京的外國傳教士馬國賢稱此舉「使舉國震驚」。接著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發的硃批諭旨全部上繳，嚴禁「抄寫、存留、隱匿」。這顯然有殺人滅口與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與年羹堯是雍正繼位的關鍵人物。隆掌宮禁，傳「遺詔」，而年則為雍正派往西北監控爭位主要對手胤禵的親信。即位後雍正一時不顧君臣之禮地大捧他們，稱自己不識隆才，「真正大錯了」，說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對年更稱為「恩人」「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還檢討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聞。然而大位一穩，雍正很快翻臉殺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殺隆科多時還特別宣稱先帝臨終是「隆科多並未在御前」。當時被視為「遺詔」傳人的人如今竟被認為根本不在場！如非殺人滅口而是僅僅因為其他罪過，這從何說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後似乎害怕康熙的亡靈，棄康熙常住的暢春園、避暑山莊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創建西陵作為自己的歸宿，等等，都是後人斷定雍正「得國不正」的根據，這一切決不是「雍正的政敵造謠」所能解釋的。

顯然，雍正謀位成功只是「厚黑學」成就，何嘗有絲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馮爾康先生所言，他「結黨謀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開始，「追求儲位已發展到不顧罹罪的程度」。當然，專制時代宮廷鬥爭毫無道德可言，「誰上台手腳都不幹凈」，雍正的政敵也未必見得比他好。但無論胤禩還是胤禵，其治國思想都於史無征，他們之間的爭奪既談不上是道德之爭，也談不上是政見、路線之爭。

如果說雍正奪位問題尚有疑雲的話，劇中其他地方對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說」了。曾靜一案雍正的處理即使從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殘忍地將只有思想異端的呂嚴沈三族株連慘殺，卻留下「現行犯」曾靜為他宣講《大義覺迷錄》，電視劇居然把這描寫成仁慈之舉！雍正的最後四年一直「安適如常」，他的猝死雖然史無確證，但包括推薦雍正之治的楊啟樵、馮爾康等在內的海外清史界多認為是妄求長生迷信丹藥中毒而亡。電視劇卻描繪雍正長期抱病操勞，為治國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敵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後不久幾乎同時死去，死前被貶稱豬、狗，受盡虐待，一般都認為是被雍正授意虐殺。而電視劇不僅將二人被鎮壓的時間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顯示二人一直搞破壞，而雍正一直忍讓，還描寫雍正寧誅己子也要謹守父訓，決不肯殺弟弟！如此等等。為塑造這個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遺餘力了。

「天下讀書人」挑釁「改革皇帝」

如果僅僅出於道德宣傳而抬高雍正倒也罷了。這部長劇的特點恰恰是「胡說」而不是「戲說」，它對「歷史」的創作並非遊戲之筆，而是按鮮明的觀念來剪裁、組裝的。這一觀念就是「天下讀書人」清流誤國，結黨亂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國，為民作主，兩條路線鬥爭貫穿「新政」始終。

為了表達這一主題，該劇精心編造，把歷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據乾隆說也「未有顯然悖逆之跡」的「八王」胤禩說成雍正一朝反對派勢力的總首腦，讓他活動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虛構的陰謀兵變被粉碎後才失去自由。在這個臆造出來的總司令麾下聚集了編者想像得出來的一切惡勢力從貪官污吏、關外滿州八旗守舊貴族直到舉著孔孟牌位上街遊行的「天下讀書人」。

也真虧他想得出來！極端反漢化的關外八旗守舊貴族與代表漢文化正統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條戰壕中的戰友，團結起來與皇上作對！

尤其對於「天下讀書人」，編導表現了集中的仇視，片中屢屢出現當代某「學者」關於「清流」乃萬惡之淵的現代話語，突出表現雍正殺言官、誅諫臣、懲治「科甲朋黨」、為得罪「天下讀書人」而不惜「身後罵名滾滾來」的種種豪舉。應當說歷史上的雍正的確有此傾向，他對科舉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寧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對直言敢諫、特立獨行、以道義自負而「妄談國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議傳統尤為厭惡。作為一個公然標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雍正當然不希望臣僕們腐敗自私，也要獎廉懲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種「海瑞罷官」式行為，在他看來這種「沽名釣譽」的「巧宦」比那種惟命是從的貪官更壞，他因此懲處了一大批「操守雖清」而奴性不夠的儒臣，如李紱、楊名時等。雖然喜歡奴才而討厭「海瑞」是歷代皇帝的通病，但傳統儒家意識形態還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義的。而雍正不但在行為上不能容忍獨立人格，在理論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觀，公開批判「潔己沽譽」的清流傳統，因此他的確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來，傳統人士的確有諸多劣根性，在意識形態上道德虛偽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體制上科舉入仕之途造成知識人與官吏身份合一，作為依附於皇權的權貴層他們不僅難有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傳統中那種抗衡皇權的貴族精神。而在某種情況下，儒生的迂腐確實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對雷厲風行地貫徹其治國主張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當時背景下確也無可厚非。但從根本上說雍正的「反儒」與現代意識對儒家知識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對的不是「天下讀書人」對皇權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對皇權的相對獨立性，它要消滅的是「讀書人」的個性，要發揚的則是刀筆吏的奴性。

雍正這樣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電視劇作者對此的讚賞。豈止讚賞，電視劇實際上是青勝於藍地強化了這種「雍正思想」，它不僅把知識分子勇於講真話的一面視為大惡之尤，而且連傳統文化中也作為正麵價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諫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與攻擊，而把目不識丁的皇家奴才塑造為蓋世英雄。這樣的價值觀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們常對「宮廷戲」、「辮子戲」充斥熒屏嘖有煩言，對清官、忠臣形象滿天飛而公民、人權意識萎靡不振多有批評。但老實說，象《雍正王朝》這樣連東林、海瑞式的書生意氣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揚家奴意識的作品還真少見，這樣咒罵清流而崇尚趨炎附勢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罷官》都差遠了。

《雍正王朝》為弘揚「雍正思想」而在編造「歷史」上走得多遠，以下可見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範總督」是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鄂爾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績與影響包括雍正的評價更勝田、李一籌。但電視劇卻突出田、李而隱去鄂氏，為什麼？因為鄂是科舉入仕，而田只是監生，李更非「讀書人」。但李雖讀書少，卻是個大財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貲（捐錢買官）為員外郎」而進入官場的。而電視劇為了突出「清流誤國、奴才救國」的主題，把這個李員外「變」成了「要飯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為家奴後才苦盡甜來！顯然編導這一創作是要表達「讀書人犯上作亂，工農幹部才忠於領袖」的觀念。

田文鏡、李衛的確是忠心事君，政績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極一面。尤其是田文鏡習慣於報喜不報憂，是個「放衛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錢糧超額受表揚，但雍正八年大水災，田匿災不報，還謊稱「民間家給人足」並嚴催錢糧，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鄰省。鄰省告發，雍正查明屬實，卻為田開脫說田「多病，精神不及，為屬員之所欺耳」。類似的情形發生多次。田後來留下罵名，固然有他為皇上辦事敢於得罪地頭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樣是不可否認的。總之，雍正厭「清流」而用奴才是實，但程度沒有那麼甚，效果更沒有那麼好。而電視劇在這兩點上是誇張得太離譜了。

雍正年間有過嚴懲李紱、謝濟世、陸生楠「科甲朋黨」一案。這其實是個大冤案。李、謝分別於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參劾田文鏡，據說是因「天下讀書人」受壓制而不滿。陸生楠並未參與劾田，只因是謝的同鄉而受株連，三年後又有人告發他有「抗憤不平之語」遂罹文字獄之難。這三人的確都有「讀書人」的牢騷，但只是各自行事，何來「結黨」之說？更何況李、謝之劾田文鏡也不是沒有田的過錯。因此後人多稱三人之冤，就連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學家如馮爾康等也認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電視劇里，卻變成了三人帶領大批「讀書人」出身的官員，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發難於朝堂。李謝相隔數月的各自上疏也變成了三人領銜的大批人一再集體上疏請願鬧事。於是偉大領袖一舉粉碎這個知識分子反黨集團也就義正詞嚴，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誰來主宰」的證明了。

循著「天子聖明，為民作主，奴才忠誠，書生可惡」的「雍正思想」，電視劇幾乎把從清初以來的一切壞事乃至作者認為壞而其實未必壞的事都算到了「讀書人自私」的帳上。呂留良的反清復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與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鬥爭一脈相承，而電視劇卻把他說成一些因「科舉不順」而心懷怨望的自私「讀書人」的反社會行為。曾靜的反清直接受呂留良影響，也是民族矛盾的體現，而在電視劇里卻成了「讀書人」反對「新政」的小丑行徑，其原因是「新政」使「我們讀書人都沒有了好處」！

科舉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權操縱下形成的「縉紳」，具有知識分子與專制官僚、「讀書人」與皇家奴才的雙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權賦予的種種特權。在「官民一體當差」與攤丁入畝這類改革中，某些縉紳出於私利而百般阻撓，但他們正是以專制官僚於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身份這樣做的。電視劇對專制皇權大加歌頌，卻把一切罪惡歸咎於「天下讀書人」的清流、清議與知識分子的敢講真話（當然是相對而言），這不是顛倒黑白么？

總之，《雍正王朝》在弘揚「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過了雍正本人，為此還可以剪裁歷史、編造神話，看了這種片子真使人懷疑現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改革皇帝」還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國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個承前啟後的人。就個性而言，他的勤政與果敢也是比較突出的。但電視劇為弘揚「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話為千古一帝，甚至醜化康熙時代來突出雍正之治，則很成問題。實際上雍正的許多治績，都有前人奠基、後人續力，其成也就不那麼輝煌。

雍正打擊縉紳勢力，推行「一體當差」，這實際上是清初順康之際借「奏銷案」壓抑縉紳並從制度上縮小其特權之舉的繼續。至於「攤丁入畝」，作為「並稅式改革」在我國歷史上只是許多實行中的一次，作為人丁稅向土地稅的轉變也有上千年的歷史，就政策本身而言，體起源於明後期「量地計丁並為一條」的一條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攤丁入畝稱為「清代一條鞭法」者。而雍正時期攤丁入畝只是繼康熙時在廣東、四川等地的試行而逐漸推廣，其普行於全國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負擔問題也未完全解決，象陝西關中的一些縣仍然是「地丁屬地，差徭屬人」。更不用說「並稅式改革」本身就有一個「鞭（編）外有編」、簡而復繁的循環律，雍正的實踐並未打破這一循環。

電視劇在雍正「平定西北」問題上大加渲染。而實際上雍正時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邊政大失敗的時期，馮爾康的《雍正傳》曾以《調度乖方，西北兩路用兵的失敗》為標題專節詳述，明確指出西北大敗「應當歸咎於雍正調度乖方」。事實上，清朝對西北用兵起於康熙，畢於乾隆，雍正一朝雖有青海之捷，總的看來是敗多於勝，無足稱道的。

雍正設軍機處強化皇權，也是電視劇闡釋雍正思想的濃重之筆。但姑且不論這種強化在今天看來是否值得歌頌，就算值得，我國歷史上，專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邊親信秘書班子來架空「外朝」的動作，在歷史上也不知重複過多少次——雍正的這一次有算得上什麼大手筆？關鍵在於獨夫們既什麼人都不相信，又什麼事都想管，只好藉助親信秘書，但秘書地位一高也就轉化為新的「外朝」，下一位獨夫只好又物色一個新的秘書機構來架空了。

本劇對雍正的頌揚到劇末出現一個「數字化」高潮據說康熙末年留下的國庫存銀僅700萬兩，而經雍正同志大治之後，推行留下的國庫存銀已達5000萬兩矣！這數字其實是個巧妙的遊戲康熙末年國庫鱒銀是800萬兩而非700萬兩，但這是康熙年間的低潮而非最高數字。而雍正末年國庫存銀，一說三千餘萬，一說只有2400萬兩，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達到過5000萬兩的最高額。編導妙筆生花，把康熙年間的最低數字（還有誤）與雍正年間的最高數字變成了「康熙末」與「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擴大了七倍多！

當然，即使從800萬增至2400萬，也堪稱偉大成就。問題在於「國庫」之富不等於國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國家之福。在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古代中國，國富民窮的狀況十分常見，國窮民富的情形也間或有之。兩宋朝廷長期困於財政拮据，號稱「積貧積弱」，但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而明末李自成進京時發現宮中藏銀達7000萬兩之巨，比雍正時的國庫要多多了。西漢末新莽朝廷滅亡時，僅集中於王莽宮中的黃金就達70萬斤之多，其數據說與當時西方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當！而明王朝與新莽王朝都是在餓殍盈野的社會危機中爆發民變而滅亡的。按編導的邏輯，崇禎皇帝與王莽這兩個亡國之君不是比雍正更偉大么？雍正時民間與康熙時相比總體如何，史無明證，但從前引雍正最欣賞的總督田文鏡在河南放衛星的後果看，是很難樂觀的。

電視劇極力把雍正宣傳為一個「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確敢有為，但「有為」就是「改革」么？某種變化是否能稱為「改革」取決於一定的價值立場。從一個立場看來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個立場看來就可能是「反動」。「四人幫」橫行的「文革」時期也常講「改革」，甚至提倡「與傳統」「徹底決裂」，而他們最仇恨的「傳統」便是民權、民主、民營經濟。強化極權、專制與統制經濟便是他們講的「改革」。於是在「批儒評法」鬧劇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過市，秦皇、殷紂皆成明星，雍正那時也曾被列為「法家」而與有榮焉。而作為今日改革的先聲，那時中國的健康力量卻發出了「秦始皇的封建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的呼聲。當時「四人幫」還把漢代《鹽鐵論》中力主鹽鐵官營、專制國家壟斷經濟的桑弘羊捧為「法家」、「大改革家」。而當時就有人在海外針對性地寫了《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認為主張民營經濟的賢良文學家們才是「鹽鐵論戰」中的改革派。

賢良文學們算不算改革派姑置不論，至少桑弘羊作為一個符號是與那時的「文革」價值觀相表裡，而與今日的改革相對立的。的確，既然不是在「戲說」歷史，也不是在搞價值中立的純粹考據，而是要借古喻今，那麼我們只能說所謂改革就是要弘揚民權，而不是弘揚皇權。是取向於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而不是取向於「重農」抑商、專制極權。是要建立法治社會，而不是保證「以一人治天下」。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不是文字獄。——而歷史上的「真雍正」與今天的《雍正王朝》，究竟是取向於上述兩個方向中的哪一個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雍正王朝》實際上比「真雍正」還「雍正」，這又是為什麼呢？

即使排除借古喻今，純就歷史上的真雍正而論，我們也要看到胤禛的時代畢竟已不同於秦始皇、桑弘羊之時。從全球論，雍正的時代英、荷早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醞釀中。從中國論，明清之際中國已出現所謂「啟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顧炎武提出以「眾治」代「獨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相形之下，胤禛那種連傳統儒家規範推行都嫌專制的不夠、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言行居然也被稱為「改革」，這豈不是對改革概念的大褻瀆？

看著《雍正王朝》，我有一種回到「文革」時代的感覺。此劇「影射失學」式的「胡說」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導其編造「歷史」的「法家史觀」和誇張「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敘述模式，都與「文革」時如出一轍。「文革」時誇獎秦始皇坑儒，《雍正王朝》則表彰胤禛鎮壓「科甲朋黨」。「文革」時誇獎秦始皇焚書，而雍正正是文字獄的行家。「法家」最恨儒生議政而主張「以吏為師」，《雍正王朝》也攻擊清流壞事而主張家奴治國、酷吏治國。「法家」崇尚法、術、勢，而雍正恰是清帝中最精於陰謀與權術之道的。「法家」與雍正都最討厭儒家寬仁之說以為妨礙專制，而「文革」中對「法家」的惟一批評則是嫌其還是過分寬容，「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個儒，鎮壓反革命不徹底。」《雍正王朝》同樣是比「真雍正」更雍正，多次通過劇中人之口埋怨皇上對曾靜、胤禩等政敵太寬仁了！

「文革」中曾經大捧「法家」的「上農除末」、唯重「耕戰」、「鹽鐵官營」、「利出一孔」的經濟統制政策，以配合現實中的關閉市場、「割資本主義尾巴」。而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強調重農抑商的。他曾宣稱農民最貴，不僅工商下賤，連「不肖士人」（這也反映了他對「讀書人」的輕視）也不如農，因此創為「老農總吏」之制，選拔模範「老農」授予八品頂戴，結果在專制制度下只選出了一批作惡鄉里的村霸。在農業政策上雍正只重糧食，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結果導致一些地方官府強行毀掉已種的經濟作物令農民改種糧食，致使因失農時而絕收。雍正使政府干預強行進入傳統時代一般不進入的農戶經營中，導致了破壞性的結果。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雍正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這樣摧殘工商、禁錮市場、統制農業的強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屬保守，而且效果也極壞。

與其他「新政」不同，電視劇對雍正的這些作為避而不談——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畢竟已搞了20多年了！——但這些行為不也很合乎「法家史觀」中的「文革皇帝」模式么？

總之，若說電視劇宣傳的是「改革皇帝」，那麼「四人幫」大概就成了最典型的「改革派」——而我們這20年做的又算什麼？

顯然，《雍正王朝》宣揚的與其說是「改革皇帝」，勿寧說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實，則是宣揚封建主義，而且是比封建傳統中的儒家更為極端的專制極權主義。20多年前，這種禍害曾伴隨著所謂的「法家帝王」的幽靈給我們帶來浩劫。改革20年了，我們卻又一次看到「法家史觀」指導下拍出的「胡說雍正」。而且是盜「改革」之名，打著「第三代」的旗號儼然以「主旋律」自居，這真讓人感到愕然！

無疑，《雍正王朝》的收視是相當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聲勢、頻道、時段上的優勢外，我以為有兩條：

首先是人們已經厭煩了泛濫已久的「戲說」式宮廷劇，因而對於風格迥異的「胡說雍正」有耳目一新之感。而這部片子也的確拍的很精心，可看性強，有相當的藝術水平。當然就這一點而論，許多觀眾實際上是把它當作一種新式的「另類戲說」片，以消遣之心觀看的，他們未必體會到「胡說」者表達的「微言大義」。正如近年來「樣板戲」、「紅太陽」的一度走紅未必意味著人們認同「文革」一樣。

其次，經歷20多年後我們的改革已進入微妙階段，利益調整劇烈，公正問題凸顯，社會矛盾增加，不確定因素增多，人們心理易於失衡，加上某種文化積澱的作用，人們隱約產生了對某種「改革皇帝」的期待，期待他能以鐵腕掃清積弊，帶領人們走出八卦陣，賜予社會以公平與安寧。而電視劇迎合了人們的這種心理。但就這一點而論，「胡說雍正現象」便令人擔憂人們難道真能指望一個雍正式的人物來拯救自己與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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