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為敵？1900年清廷「宣戰詔書」緣起和意圖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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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五月的「宣戰詔書」，是「義和拳事件」向「義和團戰爭」轉變的關鍵因素。但是放在當時情景、語境下去解讀，這份詔書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思？是清帝國真的要與世界為敵，向列強公開宣戰嗎？無論是否，「宣戰詔書」的緣起是什麼？換言之，「宣戰詔書」基於怎樣的判斷，究竟要達到什麼樣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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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西摩的失敗
「宣戰詔書」的發布，主要因為各國水師提督要求清軍將大沽炮台移交給他們管控；而他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又主要是因為西摩聯軍馳援北京失敗。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北京局勢因為義和拳民眾進入而持續惡化，北京與外部的聯繫，不論是電報，還是鐵路，都開始受到影響。「除了京漢線上其他一些鄰近的火車站之外，自北京通往天津鐵路線上的第二個車站丰台已被焚燒；中國軍隊無所作為；此地與天津之間的鐵路交通已經停止；據報告說，一大片鐵路地帶已遭到破壞。」在這種緊張氣氛中，各國公使五月一日（5月28日）晚集會，「一致同意不失時機地調來衛隊保護各國使館；在舉行會議前，法國公使確已發出電報調他的衛隊。因此，作為外交團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被授權向總理衙門提出照會，通知他們說，奧、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國使節已決定調集特遣部隊立即前來北京，並要求提供運輸便利」 。
位於天津的義和團
五月二日（29日），已經駛抵大沽口外的各國艦隊先後接到進入北京保護使館的命令，他們迅速派出海軍陸戰隊，由海河乘船到達天津，準備向北京進發。
按照國際慣例及國際法原則，保護各國使館安全，本是駐在國政府的責任，外國政府無權調動軍隊自行保護，更何況各國駐華使館在當時並沒有真的受到威脅和衝擊。然而在如此危機情形下，各國公使對清政府的能力根本懷疑，只能自求多福，保護外交人員、眷屬等安全。這樣的事情兩年前當戊戌政變的時候已經發生過一次。因此，在塘沽集結的各國海軍陸戰隊已做好隨時向北京開拔的準備。
外國軍隊乘火車進入北京必須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否則中國鐵路上的官員沒有權力將外國武裝人員運往天津，更不要說進入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了。各國軍隊在大沽口等地集結時，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代表各國領事致函直隸總督裕祿，要求於各國軍隊抵達天津時，「竭力幫助登岸」，並速飭所屬相關部門儘快向各國軍隊提供火車，以便這些軍隊趕赴北京，保護使館，以期妥速。
清政府得知各國公使果真派軍隊進京後大為恐慌，但也似乎不願放棄外國軍隊不得進京的原則立場。五月三日（5月30日），總理衙門在答覆各國照會中拒絕各國軍隊進京，強調即便各友邦的軍隊一定要進京，也應該再給清政府一次機會，以便清政府正在採取的「剿匪」措施能夠見到實效，希望各國能夠尊重中國的主權，不派軍隊進京。直隸總督裕祿秉承清政府旨意，雖然沒有直接命令他所統帥的軍隊務必阻止各國軍隊強行向北京進發，但他卻下達一個頗具幽默感的滑稽命令，禁止外國軍隊乘坐火車。
各國公使得知清政府的態度後極為惱火，但他們相信，清政府拒絕外國使館衛隊進京的態度不會堅持很久，因為此時局勢極為嚴重，「人們很激動，而且士兵叛變。毫無疑問，現在的問題是這裡歐洲人的生命財產正處在危險中」 。基於這樣的判斷，各國公使於五月三日（5月30日）中午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英國公使竇納樂在會上告訴各國同事，總理衙門的一位譯員今天早上就使館衛隊問題前來英國使館面商，竇納樂明確表示沒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和阻止各國使節調來部隊的意圖，但這支部隊的人數是否僅是一支衛隊的數目，或者是它將擴大到足以克服有組織的抵抗，這要取決於中國政府。竇納樂還竭力勸告這位譯員，總理衙門應建議清政府善意服從局勢需要，為衛隊前來北京提供一切便利。竇納樂認為現在各國使館和所有外國人所面臨的危險，來自清軍的遠比來自義和團的要更為嚴重，因此他們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護。
法國公使畢盛以為清軍是不可指望的，各國使館及所有外國人的安全必須依靠外國軍隊進行保護，因此向北京派遣特種部隊是完全必要的。畢盛強調，根據他的消息源，幾天前（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琉璃河長辛店鐵路被毀，歐洲人的房屋被燒，都是董福祥的甘軍乾的。
義大利公使薩爾瓦葛建議各國公使一致行動，如果總理衙門堅持反對外國軍隊進入北京，那麼清政府就必須作出採取行動的明確決定。否則，各國必須調來特遣部隊使用武力。也就是說，外交使團已無法顧及清政府的態度，決定立即向北京派遣特種部隊。
各國公使大體同意義大利公使的判斷和建議，推舉英、俄、法、美四國公使立即前往總理衙門進行交涉，宣布外交團的意圖。
四國公使在會議結束後立即趕到總理衙門，他們以不容商量的口氣通知中國官員：不管清政府的態度如何，外交團調兵進京保護使館的決心已定。為了避免將來不愉快的後果，他們勸告清政府對於外交團的決定予以同意。如果清政府善意答應外交團的要求，那麼衛隊僅留駐到各駐華使館不再有危險的時候為止。相反，如果清政府就此提出反對意見，繼續拒絕各國派軍隊進京保護使館，那後果就很難預料。四國公使沒有明說而會談雙方都心知肚明的意思是，一旦清政府拒絕各國派遣使館衛隊進京，那麼各國就共同調來特遣部隊並使用武力，而且還可能會增派大量軍隊強行北上。到那時，清政府必須承擔為此而付出的代價，那就是不但東三省、北五省將非中國所有，可能連中國的南方亦非中國之地了。反之，如果清政府此時能夠適度讓步，能夠向各國進京部隊提供必要的便利條件，那麼各國軍隊進京的人數將會很少，並且僅留駐到不再有危險的時候為止。各國公使蠻橫要求總理衙門必須在當晚把各國軍隊將要進入北京的決定通知直隸總督裕祿，要求他為外國軍隊進入北京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條件。
面對四國公使的焦躁情緒，總理衙門大臣當然希望用拖延的辦法予以緩和。他們借口事關重大，必須同正在頤和園的慶親王進行協商後方可答覆，他們建議四國公使不必催之過急，中國方面一定力爭在次日下午予以答覆。
四國公使無意聽從總理衙門大臣的建議，或許是因為五月初五（6月1日）為中國傳統端午節，他們擔心義和團將在那一天弄出更大危險，因此堅持使館衛隊必須在第二天即五月初四（5月31日）抵達北京。他們要求總理衙門必須儘快訓令直隸總督裕祿為各國使館衛隊進京提供方便，否則沿鐵路線前來的特遣部隊將有充足人數，以應付因此而產生的困難局勢。
在當晚舉行的外交團會議上，四國公使向與會者通報了與總理衙門交涉的最新進展，各國公使就最新局勢和將要採取的步驟達成一致。他們議定向各國駐天津首席領事發出一份電報，說明各國使節的決定，期望首席領事在與直隸總督進行交涉時，能夠說服直隸總督裕祿儘快向各國衛隊提供進京火車。
此時，各國駐天津首席領事為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杜士蘭當四國公使大鬧總理衙門的時候就已前往直隸總督衙門，要求直隸總督裕祿為各國軍隊進入北京提供協助。在他收到各國公使的電報後，更明確地當面告訴裕祿，稱各國此次送兵進京，並非與中國為難，不過自為保護起見。各國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的決定已由各國公使會議通過，萬難改易。現在各國軍隊均已抵達天津，因此不論總署同意與否，各國使館衛隊定準明日進入北京。他希望裕祿能夠予以積極的協助和促成，甚至不露聲色威脅道，如果候至明晨尚不能獲得滿意答覆，那麼各國軍隊即赴車站乘火車動身；若火車拒絕運送各國使館衛隊，那麼各國軍隊亦將自行起早前往。
強大的外交壓力以及五月初五端午節可能發生的災難不能不使清政府屈從於各國的要求。五月初四（5月31日）黎明前，總理衙門秉承慈禧太后旨意致函四國公使，同意撤回反對外國軍隊進入北京保護使館的意見，但強調每個國家所調軍隊不得超過三十名，而且一旦在北京恢復秩序之後必須立即撤退 。同日晨，總理衙門奉命致電直隸總督裕祿，准許他派火車協助各國運送軍隊進入北京，但必須控制進入北京的外國軍隊人數。該電同時告知裕祿，由於此事尚需到頤和園與最高層商量，「往返需時，先聞」。似乎在得到了最高層同意後，時至近午，總理衙門再致電裕祿，同意「洋兵護館，准由火車運送」，但「人數不得過多，致礙邦交」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將同情義和團並聲言將要阻擊外國軍隊進入北京的甘軍從北京車站附近及京津鐵路沿線兩側撤走，以防清軍與將要進京的使館衛隊發生衝突。
各國公使在當天早上收到總理衙門照復後立即開會討論，他們對於清政府對他們在調兵人數上的限制根本不予理會，決定在天津已準備就緒的所有那些特遣部隊應立即前來北京，大致每個國家第一批進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為限。各國公使電令駐津各領事與直隸總督裕祿直接交涉，從速安排各國軍隊乘火車進京。
在直隸總督裕祿的協助下，由英、俄、美、日、法、意等國軍隊組成的300多人的使館衛隊，於5月31日下午7時左右在天津登上一專用火車向北京進發 。隨後，德國、奧地利兩國援例各派出50名和30名官兵參加聯軍，於6月1日和6月3日分別進入北京。此後，各國仍不斷增兵，至6月8日，進入北京的外國軍隊已近千人。這一批所謂「使館衛隊」實際上就是後來八國聯軍的先遣隊。他們進入北京之後得意洋洋，相互慶賀他們逼迫清政府「敞開」北京城門讓他們「自由走進」的所謂「勝利」。
使館衛隊進駐北京，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緊張氣氛。五月初八（6月4日），各國公使再電本國政府乞援。英國公使竇納樂電請英國政府馬上命令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艦隊司令立即與各國駐大沽口艦隊司令官會商，為「營救」在北京的外國人而儘快採取協調一致的措施。其他各國公使及各國駐天津的領事們也在得到清政府答覆後向本國政府發出內容大體相同的電報，催促各自政府立即派遣強大援軍，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對抗措施。
根據各國公使以及本國政府指示，各國駐天津海軍指揮官連續兩天集會討論，最終達成諒解，同意各國駐華軍事力量在必要時採取一致行動。
在會議尚未結束時，西摩於五月十日（6月6日）向英國海軍部通報了會議進展以及中國的局勢。他告訴海軍部，中國尤其是京津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加嚴重，好幾名處境孤立的歐洲人已被殺害；中國人對一切外國東西懷有強烈反感，中國政府似乎未能做任何事情制止騷亂。西摩還向海軍部通報了他已採取的幾個應急措施，包括命令英國軍艦「曙光」號及「鳳凰」號從威海衛開往大沽口海面，命令「漢伯爾」號駛往山海關。
八國聯軍總司令西摩
西摩的建議很快獲得英國海軍部的批准，英國海軍部於當天稍後向西摩發布命令，授權西摩將軍有權處置在華英軍的行動。命令稱當駐北京各國使館，或者是北京或天津及其附近地區的英國臣民遇到危險時，為了保護他們，西摩將軍可以和其他國家司令官一起，採取大家認為適當可行的措施。
英國外相索爾茲伯理也在五月十一日（6月7日）批准竇納樂的擴權請求，表示中國局勢確實困難，竇納樂公使酌情處理事務的自由必須完全不受約束，可以採取那些竇納樂認為方便的任何措施 。
顯然，英國政府已授權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和海軍中將西摩視中國局勢的演變，全權處理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廣大地區所發生的主要針對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的義和團騷亂。與此同時，各國駐華公使及各國駐華艦隊司令官也都先後接到本國政府的指令，都被授予「極廣泛的全權」，視局勢發展自由而不受任何束縛地決定採取何種措施。
各國公使在被授予全權後，進一步加強了軍事部署。他們將各自國家的軍隊不斷向天津集結，至此，在天津附近海面，各國海軍已達兩千餘人。他們計劃先用武力奪取天津，然後再由天津乘火車前往北京。
使館衛隊進京或許可以像戊戌政變時那樣引而不發，以防萬一，但是這一次清廷內部的調整惡化了中外關係。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清廷命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衙門，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均在該衙門行走。政府改組引發一系列問題，各種各樣的傳言不脛而走。竇納樂通過自己的關係獲悉，在端郡王的蠱惑下，慈禧太后準備將在中國的外國人全部消滅。還有傳聞說甘軍首領董福祥提督已向朝廷保證他的軍隊有能力與列強決一雌雄，只要朝廷一聲令下，他的軍隊就能夠很快將在北京的所有外國人趕走，逐出中國，或者將他們拋到太平洋里去。
作為外交官，又在那樣的特殊時刻，又有內線的提示，竇納樂感到格外緊張，匆忙致電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官西摩，通報北京局勢：「局勢極為嚴重。如果不準備立即進軍北京，便太遲了。」
竇納樂的急電請求引起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官西摩及英國駐天津領事賈禮士的高度關切，在賈禮士的請求和安排下，各國駐天津領事和海軍司令官立即舉行緊急會議，討論竇納樂所提出的立即安排增援部隊前往北京的要求。日、意、奧、美等國領事和司令官同意和英國軍隊一起派遣所有可能使用的士兵充任增援部隊，保護正在修復鐵路的築路人員，並為救援各國使館逐步向前推進。
法國人和俄國人拒絕英國人的請求，反對立即派遣增援部隊。俄國人反對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俄國軍隊約四千人正在從旅順口向大沽口調防的途中，如果各國即刻向北京增援，俄國兵力上顯然不佔優勢，無法成為聯軍主力。
俄國駐天津軍事負責人沃加克上校的真實想法是等待這些俄國軍隊到來，然後再由這支軍隊充當各國聯軍進京主力。因此他試探著向與會者建議，俄國在旅順口駐紮有一萬二千人，北京的局勢如果真得像竇納樂等人所描述的那樣嚴重，就應當向旅順口要求派兵。
沃加克的建議僅僅獲得法國駐天津領事的贊同，其他與會者似乎看透了俄國人的心思而表示反對。
法國及俄國的不合作態度無法阻止聯軍的組成，與會者根據英國領事的說明，普遍認同這樣一種看法，即北京的形勢可能確實危機，不能再等待從香港和旅順口的軍隊集結到天津後再出發，於是他們決定派遣駐紮在大沽口附近的各國艦隊可能派出的水兵和海軍陸戰隊組成一支聯軍，立即登陸向北京進發。
根據各國駐天津領事及各國軍事將領聯席會議的精神，英國海軍司令官西摩中將即刻致電英國海軍部，在轉述竇納樂請求電報後，要求海軍部授權他率領全部可供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陸，並希望與各國軍官密切合作。
會後大約兩個小時，由西摩率領的三百名英國士兵、一百名美國士兵、六十名奧地利士兵及四十名義大利士兵組成的各國聯軍連夜由塘沽乘船向天津集結，其他國家的軍隊也連夜由大沽口外海面上的軍艦換乘炮艇和魚雷驅逐艦向塘沽轉移。五月十四日（10日）凌晨三四時在塘沽先後登陸，然後換乘火車向天津集結。
根據各國約定，這支臨時組建的聯軍由英國中將西摩擔任統帥，美國上校麥卡拉任副統帥。為了列強利益均衡，各國在參加聯軍兵力上達成諒解，原則上所派陸戰隊各國大致相等。
在西摩聯軍向天津集結的同時，各國駐天津領事與直隸總督裕祿進行緊張交涉，他們要求總督為聯軍儘快提供一列專用火車，並下令中國軍隊及鐵路管理部門儘管修復被毀壞的鐵路，以便聯軍儘早踏上前往北京的征途。各國領事甚至揚言，如果裕祿不能答應這個要求，他們將採取必要手段自行解決，或者奪取一列火車。
面對聯軍及各國領事的壓力，直隸總督裕祿表示，他在未得到朝廷許可前，無論如何無法同意外國軍隊乘火車進入北京 。有了裕祿的態度，鐵路局當然不肯為聯軍調度火車，他們的理由是鐵路被義和團破壞了，開往北京的火車無法運行。
中國方面這些消極的手段根本無法阻止聯軍向北京進發，英國人和德國人自己跑進車庫，搶奪機車，並派上自己的司機。上午9時30分，西摩率領英、美、奧、意等國500名全副武裝的聯軍乘坐第一列火車向北京進發。這列車除一節車廂裝有速射炮、野炮等重武器外，許多車廂裝有準備修復鐵路的材料和工具。除了軍人，聯軍還帶有幾名英國工程師、司機，並強迫七十多名中國勞工隨行。他們計劃如果真的遇到義和團破壞鐵路，他們就邊修復邊行進。
上午11時，由英、德、日、法、俄等國600餘人組成的第二批聯軍也乘專列向北京方向駛去。這一天，聯軍共從天津開出三列火車，共運送聯軍2053人。在此後的兩三天內，向北京運送的聯軍與武器不斷增加。
西摩聯軍出發時準備並不充分，他們自信憑藉優良裝備及優良交通工具應該很快就能夠衝進北京，甚至打算趕到北京公使館吃晚餐。因此，各國海軍陸戰隊在匆忙的準備中只帶了兩三天的糧食，每名士兵也只發給兩百多發子彈。至於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乃至危機，聯軍將領不僅沒有合適的預案，甚至也沒有與各國軍官進行必要的協商、溝通。從西摩到聯軍士兵，都被自己優良裝備和高昂的精神狀態所陶醉。他們既不相信烏合之眾般的義和拳能夠與他們對陣，更傾向於認為清軍已被他們的公使、領事所說服，避免與聯軍衝突，進而與聯軍聯手對付共同的敵人。
然而後來的事實不僅證明他們太低估了義和團和清軍的反應能力、戰鬥能力，而且錯誤估計了中國人的態度。歷時十七天，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西摩聯軍就在天津—北京區間走走停停，不是被清軍就是被義和團民眾圍困、襲擊，後在俄軍幫助下，狼狽不堪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是役，聯軍受到了巨大損失 ，更重要的是，幾千人用了那麼長時間竟然無法抵達北京，更不要說保衛各國公使及其眷屬的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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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祿的自私、猶豫與害怕
西摩聯軍被困途中，並一度失去聯繫，讓留駐天津的各國艦隊司令官深感震驚，他們密集協商，並與各自政府頻繁溝通，尋找辦法，探究如何才能有效拯救被圍困在北京的各國公使以及他們的僑民。他們的初步結論是，聯軍必須儘快佔領大沽炮台，打通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方能獲取主動。
清末大沽口炮台駐防還原圖
大沽位於天津東南45公里處，北緯38°4′~39°12′，東經117°30′~117°46′，為黃河改道從天津入海沖積而成，東臨渤海，北靠京山（北京—山海關）鐵路，是北京通往海洋的東大門，當然也是可以隨時扼制北京的咽喉，又是天津之屏障，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經之路，軍事地位極為重要，自古以來即為海防之重鎮。
大沽口在歷史上還被稱為白河口、北河口，這是因為海河曾稱為白河或北河。後世之所以稱其為大沽口，是因為海河上中游有大直沽、小直沽、葛沽、西沽等水道匯聚成海河然後於此入海之故。
基於大沽口的重要戰略位置和「懸崖峭壁，對峙如門」的天然優越條件，至少自明嘉靖年間就受到軍方高度重視。大明王朝為了抵禦倭寇在沿海騷擾，開始在大沽口設防，構築堡壘，每隔三里築墩堠一座，用於瞭望倭寇動向，此為大沽口軍事設施營造之始。
經過大約兩百年的發展變化，至清中期，大沽口在清軍防禦體系中的地位愈顯重要。嘉慶二十一年（1816），清軍在大沽口南北兩岸各建一座圓型炮台。南炮台高一丈五尺，寬九尺，進深六尺。台頂周圍二十六丈五尺，走道寬三尺。馬道寬一丈五尺五寸，長二十七丈七尺五寸。北岸的北炮台較南炮台稍小。炮台內用木料，外用青磚砌成，白灰灌漿非常堅固。這是大沽口最早營建的炮台。
進入近代，大沽炮台對於阻止列強動輒以軍事進京相威脅起了很重要的威懾作用，儘管在清代晚期五十年中列強多次攻擊大沽炮台，大沽炮台沒有一次成功攔截阻擋住列強跨越大沽直抵北京，但其威懾、象徵意義依然非常重要。
鴉片戰爭後，清軍對大沽炮台進行增修加固，很快建成大炮台五座、土炮台十二座、土壘十三座，以比較嚴密的炮台群構成大沽口要塞較為完整的軍事防禦體系。這些炮台大致以三合土建築，即在炮台外面用二尺多厚的三合土（白灰三成、土七成混合而成）把炮台包起來。這些三合土經夯實後結構堅實，炮彈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個淺洞，不至於磚石亂飛傷及守軍。
經過十幾年經營，大沽口南岸炮台營盤及附近大沽鎮成為渤海西海岸海防前線中心，擔負起拱衛京師的重要功能，其防地包括大沽、北塘、營城、新河、葛沽、岐口等要塞，形成圍繞大沽、北塘兩個海口的扇形防務體系。只是這個比較嚴密的防禦體系面對裝備更為先進的西洋人，依然是不堪一擊。
咸豐八年（1858），英法聯軍從廣東沿海北上，直達津門，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擴大開放、擴大通商、在內地自由傳教等要求，遭到清政府婉拒。一怒之下，英法聯軍於四月八日（5月20日）攻佔大沽炮台，直隸總督譚廷襄棄陣逃跑，先前數十年苦心經營的大沽炮台毀於炮火。清政府不得不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大致同意列強要求，大沽炮台並沒有起到威懾阻止功能。
咸豐帝對《天津條約》的簽訂心有不甘，他計劃在來年英法兩國軍艦北上換約時聚而殲之。於是，八月十八日（9月24日），咸豐帝任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督辦海防軍務，重建大沽炮台。
遵照咸豐帝指示，僧格林沁會同禮部尚書瑞麟前往大沽口，著手重建大沽口營壘炮台，翌年春告竣。重建的大沽炮台共六座。即南岸炮台三座，高二丈至五丈；北岸炮台兩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五座炮台以威、鎮、海、門、高五字分別為號，寓意「威武鎮守海門之高處」。另在北岸石頭縫新建一座，即大沽口西北炮台，作為後路策應。
重建後的大沽炮台，裝備也隨之一新。六座炮台共安設火炮六十門，其中一萬二千斤大銅炮兩門、萬斤大銅炮九門、五千斤銅炮兩門、西洋鐵炮二十三門。
咸豐十年（1860）六月初，英法軍一萬七千餘人分自大連、煙台向天津推進，並相繼抵達大沽口附近海面。七月五日（8月21日），聯軍向大沽炮台發起進攻，北岸石頭縫炮台失守，直隸總督樂善以下千餘人陣亡。隨後南岸炮台也告不守，僧格林沁苦心經營達三年之久的大沽口海防系統毀於一旦。
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後，十分重視大沽口軍事防務，在對原有炮台進行加固的同時，增建炮台三座，增添大炮四門。又從歐洲購買鐵甲快船、碰船、水雷船等裝備。此後若干年一直建設不斷，至庚子（1900），大沽口防禦體系大致完成，基本上由分別坐落在海河入海口兩岸的四座炮台組成，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備德式「克虜伯」「阿姆斯特朗」和國內仿製各種口徑火炮一百七十餘門。這些大炮從各個角度編織出一幅嚴密的防務體系，足以阻止任何企圖闖關者。
當八國聯軍組成時，駐防在大沽口的清軍約有三千人，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為大沽口要塞最高指揮官。此外，還有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率領的「海容」號巡洋艦和「海龍」「海犀」「海青」和「海華」四艘魚雷艇也停泊於大沽口內。在距大沽炮台數十里處，還有不少清軍主力駐紮在那裡，足以與大沽口駐軍遙相呼應。
聯軍將領試圖佔領大沽炮台的計劃最初無法獲得各國駐天津領事的支持，各國領事擔心，聯軍立即進攻大沽炮台將會激起中國軍民更加猛烈的反抗，從而使外國人和外國軍隊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倘若聯軍執意奪取大沽炮台，那麼聯軍將要為每個在內地的外國人簽署死刑證。因此領事們主張即便確實需要佔領大沽炮台，也必須「緩占」。
然而各國海軍將領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指出，在中國需要保護的外國人有四類，即分散在各地的傳教士、處境危險的西摩聯軍、在北京的外僑和在天津的外僑。如果延遲行動，並不意味著能使傳教士和外僑的安全得到保障，反而會使西摩聯軍的處境更加危險。反之，如果迅速奪取大沽炮台，一則可為挽救西摩聯軍打開交通路線，二則能為後繼的大批聯軍取得登陸據點，三則可以排除駐大沽炮台的清軍對各國艦隊的威脅。有了部隊，才能「代剿團匪」，才能真正保證傳教士和外僑的安全。更何況，這些將領把挽救自己的派遣部隊不致被殲視為軍人的「首要天職」和「最緊要的義務」呢？
各國將領執意強佔大沽炮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京津局勢日趨危機後，清軍確實從山海關向大沽炮台增兵，並在大沽口水面部署大量水雷，有計劃地破壞鐵路、電線，有意阻止各國軍隊在此登陸 。這在各國將領看來，清軍的作為顯然是一種「助匪為虐」的不合作態度，「實與各國有礙」 。基於這些事實和判斷，各國將領將大沽炮台視為自己必須佔領的軍事要地。
攻打大沽炮台本是各國海軍的聯合行動，但在這一行動中，俄國軍隊表現得最為積極，最為迫切，實際上充當了這次行動的主謀、元兇。俄國將領的目的是想儘快提高俄軍在聯軍中的地位，以此削弱英國在聯軍中的影響。俄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強調，如果俄國運送派遣軍前往中國，俄國就必須主宰北直隸灣的登陸地點和前往北京的鐵路，就應該在大沽設立前進基地，應保證把大沽和至北京的鐵路沿線建成主要據點。駐紮在旅順口的俄國遠東艦隊司令阿克謝耶夫也認為，既然英國西摩將軍已取得首批進京聯軍的統帥權，那麼攻佔大沽口的聯合艦隊就應該由一個俄國將領來指揮，以便未來與企圖擔任聯軍統帥角色的西摩將軍相抗衡。
軍方建議得到了俄國政府的全力支持，於是俄國軍隊憑藉地理優勢，迅速指派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基利傑勃蘭特海軍中將立即從旅順口抽調一千六百名官兵星夜向大沽口轉移，以作為攻擊大沽口的聯軍主力。
俄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基利傑勃蘭特海軍中將是當時各國駐大沽口海軍將領中級別最高的將領，且年歲居長。俄軍事當局之所以任命他率領艦隊前往大沽口，實際上是期望他能夠成為聯軍進攻大沽口的最高指揮官，奪取聯軍指揮權。基利傑勃蘭特到達大沽後，一方面派人詳細偵察大沽炮檯布防情形，一方面加緊與各國艦隊指揮官串連溝通，兩次邀集各國海軍將領到俄旗艦「俄羅斯」號巡洋艦上開會，密謀進攻大沽炮台的具體措施。基利傑勃蘭特沒有辜負俄軍事當局的「期望」，他確實充當了聯軍進攻大沽炮台的總指揮。
6月15日，基利傑勃蘭特邀請英國艦隊臨時指揮官普魯斯海軍少將、法國艦隊指揮官庫爾若利海軍准將、德國艦隊指揮官裴德滿海軍上校、日本艦隊指揮官永峰海軍大佐、義大利卡澤拉海軍上校以及奧匈帝國科諾維茨海軍少校等來到他的旗艦開會，討論局勢及應對辦法。會議認為，中國軍隊已從先前對聯軍的友好轉為敵視，大量情報表明清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異動，有切斷津沽鐵路的企圖，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各國將領一致認為必須採取措施保全鐵路並保護天津外僑，於是迅速佔領大沽炮台的主張便自然很容易地獲得各國將領的一致同意。
各國將領認為，中國軍隊的動向毫無疑問帶有敵對性質，大沽炮台中國守軍企圖遏制外國軍隊繼續在大沽口登陸，從而使天津、西摩聯軍、北京的情勢日趨險惡。特別是清政府在大沽及通往天津的道路上集中了大量軍隊。這一切都促使各國將領必須下決心立即奪取並佔領大沽炮台，然後以大沽炮台作為聯軍大舉進攻中國的灘頭陣地 。
不過，當天的會議並沒有就聯軍奪取大沽炮台的行動作出最後決定，但顯然已經開始為這一軍事行動進行了準備。會議之後，三百名日軍立即被派往塘沽，佔領塘沽火車站；二百五十名俄軍和法軍被派往溯鐵路線而上的軍糧城火車站，企圖控制津塘之間的交通聯絡，保障進入海河的水路暢通無阻。
第二天（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上午，各國海軍將領在「俄羅斯」號巡洋艦舉行第二次會議，「在此地的最高海軍軍官希爾德布蘭德艦隊司令主持」了這次會議，經縝密分析，各國將領以為清政府已從先前對義和團的鎮壓轉為同情。為了控制局面，為了有效保障外國人的安全，各國將領終於決定不惜代價奪取對於整個戰局至關重要的大沽炮台。各國海軍將領就兵力部署進行周密安排，計劃兵分兩路攻擊大沽炮台 。會議限定中國駐大沽炮台守軍投降時間為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二時，並明確規定中國守軍「如兩點鐘不讓出營台，定即開炮轟奪」。會議決定將這份經各國艦隊司令或艦長簽字後的會議記錄送交直隸總督裕祿和大沽炮台中國守軍將領羅榮光提督。這份文件的大意是：
自騷亂開始以來，聯軍各國為了保護他們的國民和外交團，避免以義和 拳的名字著稱的暴徒的侵害，已派特遣部隊登陸，而沒有遭到反抗。
最初，清朝當局的代表似乎理解他們的職責，為重新建立秩序而做了明顯的努力，但現在他們派兵駐紮在鐵路沿線並在白河入口處安放魚雷，從而清楚地表現了他們對外國人的敵人所抱有的同情。這些行動證明，清政府忘記了它對外國人承擔的莊嚴義務。由於聯軍各指揮官必須同陸上特遣部隊保持經常聯繫，所以他們決定，通過獲得同意或通過使用武力，暫時佔領大沽炮台。
聯軍指揮官此時強調佔領是「暫時」的，是不得已的，主要是為了讓聯軍指揮官與陸上特遣部隊保持經常性的聯繫。而且從中外關係的視角觀察，各國海軍指揮官感到清政府對義和拳，對外國人的態度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清軍在白河入口處安放魚雷，顯然不是為了對付義和拳；清政府開始對義和拳同情，也讓聯軍指揮官不敢放心。假如發生義和拳與清軍聯手的情形，那麼在北京的外交官、僑民，無疑更加危險。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各國海軍指揮官聯席會議在中午十一時許結束。根據會議決定，又過了幾個時辰，「亥刻，突有俄水師參贊副提督及英通事二員，來營面稱：拳民焚毀教堂，中國並不實力剿辦，且海口已安裝水雷，明系有與各國為難之意。現在俄、英、德、法、意、奧、日本七國約定，限兩點鐘要讓出大沽南北岸炮台營壘，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 ，並交有各國水師提督公函一紙。
亥刻，即晚上九點至十一點。顯然，聯軍專人送達最後通牒精心選擇了時間，這個時間距離上午會議結束過去了八九個小時，距離通牒的最後期限只有三四個小時。理論上說，聯軍有足夠的準備時間，而羅榮光率領的清軍則連反應時間都來不及。
儘管事發突然，羅榮光依然向聯軍信使表達了自己的心聲，且義正詞嚴：「告以中國拳民滋事，業經簡派大員，調撥兵勇多營，嚴拿禁止，並保護各國教堂。所以不即刻剿辦者，恐與各國商務有礙。至沽口安放水雷，不過備平時操演之用，別無他故。」
對於羅榮光的應對，聯軍信使、俄軍中尉巴赫麥季耶夫很不以為然，他明白告訴羅榮光：「中國意見，各國均已看破，不得強詞掩飾，如兩點鐘不讓出營台，定即開炮轟奪。」 口氣強硬已極，勢非決裂不止。
羅榮光的答覆是得體的，當然，他也不可能說服聯軍放過大沽炮台。在這一點，羅榮光又是清醒的。因電線、鐵路均已不通，羅榮光一方面下令南北各炮台加強備戰，隨時準備投入戰鬥，並且加大對海口燈塔船至海河河口處放置水雷的數量，向兩岸炮台增加戰鬥兵員。另一方面，「羅榮光專弁來津面稟（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各國兵艦在大沽內者，已有架炮奪取炮台之勢。如果洋兵開炮攻台，該提督即飭守台弁兵開炮，竭力抵禦。惟各國洋人既欲佔據大沽炮台，各國水陸各兵自必陸續麇至。而聶士成所部武衛前軍，除駐守蘆台及前赴保定等處，往調尚未到津外，在津僅只十營。其餘淮練各軍，除分防各處外，在津不及三營。宋慶隊伍尚無進關消息。兵力單薄，萬無把握。為今之計，如果洋兵來撲，惟有督飭現有各軍，竭力抵禦。並請旨迅飭董福祥等統帶所部，星夜來津接應，以維大局」 。羅榮光的請求沒有表現出極為緊迫，因而裕祿也就沒有迅速調兵支持。
與此同時，羅榮光還派專人「密約」駐守在大沽的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請其命令各魚雷艇管帶趕緊預備戰事，到時由海神廟夾攻，與炮台守軍共同迎擊向大沽炮台進攻的聯軍。並商定與副將韓照琦督守南岸大營炮台，營官卞長勝督守南灘炮台。
當大沽守軍正在積極準備的時候，聯軍也正在進行軍事部署。攜帶兩門火炮的三百名日軍已於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在塘沽悄悄登陸，十艘吃水較淺的千噸以下艦艇也於清軍在海河口布設水雷、封鎖航道前已駛入海河，並停在適當的戰鬥位置，將炮口瞄準清軍各個重要目標。二十日（16日），又有六百名英德俄官兵分批在塘沽登陸，準備從側後進攻大沽炮台。同一天，各國艦隊司令還命令停泊在塘沽車站附近的日艦「亞打告」號及停泊在海關附近的法艦「里昂」號和德艦「伊爾的斯」號全力保護車站與海關；命令英艦「聲譽」號和「鱈魚」號監視中國的四艘魚雷艇，並以俄艦「海龍」號、巡洋艦「基立亞克」號等軍艦配合已登陸的聯軍夾攻炮台。聯軍做好了武力奪取的一切準備。
夜幕沉沉，大沽炮台及其周邊海面一片寂靜，清軍的炮台和聯軍的軍艦均鴉雀無聲，寂寞得嚇人，雙方都在等待最後通牒給出的時間，似乎誰也不願意在最後時限凌晨兩點到來前主動先打第一槍。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零時五十分，距最後通牒限定的時間還有大約七十分鐘時，駐守在大沽炮台的清軍實在按耐不住，在明知寡不敵眾的時候，以攻為守，向停泊在海河中的聯軍艦隊首先開火，一發接一發的炮彈呼嘯而下，「是役也，聯軍之在陸路喪失者，計有死者三十三人，傷者一百另三人；在兵艦中喪失者，計有一百十九人，內有俄軍死者十九人，傷者七十人。」 而另一種說法是，「聯軍的損失是六十四名陣亡，八十九名受傷。」 至於戰鬥為什麼比約定時間提前開打，則各有解說。
中國守軍主動出擊贏得了大沽口戰役的第一波勝利，暫時潰退的聯軍稍事調整，迅即組織猛烈反撲。早已埋伏在炮台後側的俄、英、意等國突擊隊，以散兵隊形分成左中右三路向炮台推進。天色微明，這些散兵接近西北炮台，他們立即向清軍發動攻擊，猝不及防，待清軍掉轉大炮轟擊這些散兵時，已經有點來不及了。俄軍、日軍嚎叫著翻過炮台圍牆，衝進炮台，與守軍展開激烈的肉搏。清軍不敵，只好在丟下不少屍體後被迫撤退。
炮台守軍前後受敵，聯軍步步向炮台逼近。炮台的火藥庫已完全置於聯軍軍艦的射程之內，彈藥庫中彈爆炸起火，陸上聯軍乘勢猛攻，中國守軍腹背受敵，傷亡慘重，彈藥不繼。經過幾個小時的激烈戰鬥，儘管中國守軍浴血奮戰，視死如歸，但終因後無援兵，大沽炮台於二十一日（17日）晨五時半開始陷落。
緊接著，聯軍將目標轉向北炮台，而北炮台守軍眼見寡不敵眾，望風而逃，晨六時許，英國軍隊最先攻佔北炮台，遂將北炮台的炮口轉向，與海河中的聯軍炮艦一起，向南炮台組織猛烈轟擊。在南北大炮轟擊掩護下，聯軍俄、德、法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過海河，從側面襲擊南炮台，中國守軍頑強抵抗，但終因彈盡兵絕，聯軍在中國守軍基本陣亡的前提下，於六時半攻陷南炮台 。至此，大沽口戰鬥基本結束。是役，中國失掉經營數十年的大沽炮台，主將羅榮光、副將韓照琦均身負重傷，七百多清軍將士為國捐軀。據聯軍目擊者描述，在他們攻佔的所有炮台大炮附近都發現有斷手、斷腳、斷頭的英勇捍衛者，沿著胸牆到處都躺著已經死亡或負傷的中國守台將士 。
被炮擊後的天津城牆
描寫大沽口失陷，是為下面的討論鋪墊。聯軍指揮官原本擔心一旦大沽口打起來，直隸總督裕祿會給予增援，擔心聯軍腹背受敵。所以，在大沽炮台失守後二三個小時，法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代表列強向直隸總督裕祿提交了聯軍司令官共同署名的照會，內容與送給羅榮光的相同。照會的日期標為16日（二十日），實際送交時間是17日（二十一日）清晨了。此時，大沽口的戰鬥已經結束很久了，裕祿即便想援助也已經沒有意義了。顯然，各國海軍將領刻意推遲向裕祿送交最後通牒，主要還是擔心裕祿從天津派兵救援大沽炮台。
各國海軍將領高估了裕祿。裕祿事前雖然沒有收到列強的照會，但已通過羅榮光差專人前來報警獲知消息，但他卻以「力顧津郡」為由，拒絕派兵援助大沽。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沽失陷，裕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按照裕祿寫給朝廷的報告，他接收法國領事杜士蘭送交的最後通牒，時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卯刻」 ，也就是早晨五時整至七時整，「始行送到」。「惟時刻迫促，不暇全譯華文。其要義，乃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不願善交，則各國水師提督、統領，即當以力佔據等語。」這份照會，與遞交給羅榮光的照會一致，只是時間上晚了些。
時間上晚了，也就是說事實可能已經發生了，大沽口炮台可能已經淪陷了。裕祿感到問題嚴重，因而後怕。他迅即給朝廷寫了一份報告，以「六百里加急」迅速送往北京。裕祿在報告中說：「查大沽為海口重地，斷無交其管束之理。來文強橫已極。且此文標二十發，二十一日（17日）卯刻始行送到。文內雲，今日早兩鍾交給，文到已逾時刻，其情形尤為詭詐。當經奴才咨行聶士成、羅榮光嚴加防備，竭力扼守。一面由奴才照復該總領事，以大沽海口系屬重地，本大臣斷無擅允交給之理。且中國與各國並未失和，囑該總領事轉致各國領事等語。」
大沽炮台已經失陷了，而裕祿的報告是各國海軍將領索要大沽炮台，而且被他批駁回去了。這樣的報告送到北京究竟會引起怎樣的反響呢？
3
慈禧的心理與訴求
北京與天津之間的聯繫，不論鐵路，還是電報，陸路與水路，似乎都不太正常了。因而，大沽炮台這樣重大的事情，朝廷對那兒的進展並不是隨時能把握。因而朝廷收到裕祿的「六百里加急」，知道各國海軍將領索要大沽炮台，然後，依據裕祿的報告，於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給各國公使發送了一個照會：「為照會事：現據直隸總督奏報，稱本月二十一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內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佔據等語。聞之殊為駭異。中國與各國向來和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佔據炮台之說，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在此使館情形危險，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於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撥隊伍沿途保護並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按照這個照會給出的邏輯，各國海軍將領要求中國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則就武力奪取。而中國方面幾百年來一直認為大沽炮台是北京的門戶，和平移交給各國海軍是中方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清廷給出的回復是，既然你們索要大沽炮台，有意失和，不惜開釁，那麼就請你們的外交官先離開北京吧。如果這個理解不錯的話，清廷這個照會其實只是一種強硬的外交姿態，並不意味著對外斷交，進而開戰，因為事實上大沽炮台現在的真實情況並沒有人知道，清廷的決策依據只是裕祿的報告，只是法國領事杜士蘭代表各國索要大沽炮台，至於下文，並沒有人知道。
裕祿
清廷的假設是列強強行索要大沽炮台，因而除了對外強硬，也同時要求裕祿有所準備：「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裕祿奏，各國洋兵欲行佔據大沽炮台一折。軍事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設大沽炮台有失，定惟該督是問。兵機頃刻萬變，朝廷不為遙制，該督若再貽誤，試問能當此重咎乎？將此由八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很顯然，清廷，或總理衙門照會各使攜帶眷屬離開北京，只是一個外交姿態，因為佔領大沽炮台意味著失和，意味著戰爭，必然是中斷外交，進入戰爭狀態，既然清廷並不知道大沽炮台的真實情形，那麼這個決定只能解釋為一種姿態。
大沽炮台最新進展不為北京所知，還有其他證明。甚至到了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清廷依然不清楚大沽炮台的真實情形。這一天朝廷給裕祿發去一份新的上諭：「軍機大臣字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裕祿於二十一日（17日）後並無續報，究竟大沽炮台曾否開戰強佔？連日洋兵作何情狀？現在招募義勇若干？能否節節接應？拳民大勢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總署轉呈，並遵前旨隨時馳報一切。將此由六百里加急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由此可見，清廷此時御前會議不論如何討論，也不論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只要不清楚大沽炮台已經失陷的真實情形，一切都是姿態，都是假定。
朝廷真正獲悉大沽炮台已經失陷的消息，還是通過裕祿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的奏摺。這份奏摺詳細報告了大沽炮台從杜士蘭索要至淪陷的過程，但是應該注意的是，裕祿為了推卸自己在大沽炮台失陷問題上的責任，刻意將關注點引向了另一個方向，嚴重誤導了朝廷。
關於大沽炮台的防守、失陷，裕祿這樣說：「竊奴才於本月二十一日將洋兵欲佔大沽炮台，情形緊迫，請旨飭派董福祥統帶所部，來津接應等因，馳奏在案。旋據羅榮光專差來津聲稱，二十夜戌刻，各國兵官向該提督索取炮台屯兵，該提督未允，恐啟釁端等語。隨又接據該提督函報，洋人因至丑刻未讓炮台，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現在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兵輪二艘，天黑遠望不直，未知沈否等語。奴才當查，洋人既在大沽開炮，兵端已開，津防萬分吃重。即分飭駐紮天津之武衛軍，並本處練軍各營隊，嚴加準備，以防不測。並因天津義和團民，近已聚集不下三萬人，日以焚教堂、殺洋人為事。值此外患猝來，斷難再分兵力剿辦拳民，勢不得不從權招撫，以為急則治標之計。當將該團頭目傳集，示以收撫之意。該頭目等均稱情願報效朝廷，義形於色。正在籌辦間，據各營報稱，見有火車十餘輛，裝載洋兵，由陳家溝北上。該軍當拆鐵路攔截。彼即開炮攻打，致傷數兵；我軍亦遂開炮回擊。隨有洋兵麇至，意欲包圍營盤，我軍相機抵禦。戰至夜分，始行收隊。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復分路出戰，我軍隨處堵截，各營炮台，開跑轟擊；義和團民亦四處紛起助戰，合力痛擊。至日暮始將洋兵擊回，而紫竹林租界洋房已焚毀不少。二十三日卯刻，復出隊擊攻。洋人因巢穴難保，力戰尤猛。我軍會合團民與之鏖戰，良久，敵勢力漸不支；各隊儘力攻擊，午後愈形窮蹙，紛紛竄匿。奴才與聶士成商酌，現事勢已如此決裂，似難輕易挽回。擬即一鼓作氣，使洋兵巢穴盡覆，以壯我軍之威，而奪彼族之氣。再議并力接濟大沽。至大沽距津一百餘里，電線不通，防守情形若何，尚未續得確信。惟傳有葯庫被毀之信，危急可想而知。現已將軍糧城一帶鐵路拆毀，並啟陳家溝鐵閘泄水，以杜洋人續行進兵之路。並探聞各國前次進京兵隊千餘人，因前後鐵路盡毀，為拳民困於楊村一帶，欲由水路竄回天津，亦經分隊往御。此洋人開釁，連日力戰獲勝，並現籌防守之實在情形也。」大沽炮台的爭奪戰已經過去三天了，但是裕祿依然以「電線不通」為由，不知或者假裝不知大沽炮台已經丟失，已經淪陷。他的報告給朝廷的印象是大沽炮台還在清軍手裡，他現在所做的事情，比如招撫義和拳，想方設法打擊各國軍隊，甚至攻擊租界，都是為了有需要時「接濟大沽」。
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裕祿根據形勢變化，當然有權將對外轉為對內，將剿滅義和拳改為招撫；當然也有權鼓勵、支持義和拳以武力對付外國人，並讓清軍與義和團合力攻擊外國軍隊，焚燒租界。但是，當中外並不構成戰爭狀態時，裕祿的這些舉措，事實上將戰爭提前了。
不僅提前，裕祿還建議朝廷擴大戰爭：「奴才伏查，此次中外開釁，實緣民教相仇，勢不並立，情勢所迫，遂致卒起兵端。自開仗以後，民心極固，軍氣甚揚。將領胡殿甲、何永盛及各營官弁，均能齊心努力，奮往無前。奴才惟有妥為聯絡，竭盡心力辦理。但彼族經此大創，斷不甘心，各國之兵，勢必尚有大舉。以一服八，軍事萬分棘手。以天津現有兵力，待八國麇至之師，其何能支？相應請旨，調撥大軍，星速赴津援助，以維大局。」
裕祿的這份奏摺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北京，「恭折馳陳」。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奉硃批：另有旨。」 清廷終於做出最後決定，向各國宣戰。這是庚子事變中的最大決定，而決策的依據就是裕祿的這份不明大沽炮台真相的報告。清廷在這份所謂「宣戰詔書」中說：「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內閣奉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張，欺臨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慾得而甘心。此義勇焚毀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無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凶焰，張我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尚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朕即刻嚴誅，絕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從這份詔書看，清廷之所以決定向列強宣戰，主要是因為「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這裡所說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的照會，據中方回復照會，是指「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提交的給直隸總督裕祿的：「為照會事：現據直隸總督奏報，稱本月二十一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內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佔據等語。」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照會已經是「過去式」，聯軍不是索要大沽炮台，而是已經佔領了大沽炮台。從這個角度說，「宣戰詔書」直接理由已不復存在，只是北京的朝廷不知道而已。因此，與其說這是一個準備開戰的宣言書，不如說是一個強硬的外交姿態：你們膽敢索要大沽炮台，那麼就請做好翻臉的準備。
據袁昶《亂中日記殘稿》，宣戰詔書因各國水師提督索要大沽炮台而發生，「二十三日（6月19日）到署，始知朝議今晨決戰，命署照會各國公使，因彼水師提督，塞我大沽口門，占我炮台，飭各使限二十四點鐘內，下旗出京回國，已成決裂之局，無可挽回矣。」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大沽炮台的現狀，朝廷並不太清楚，但原則是，各國水師提督膽敢索要大沽炮台，那麼就翻臉，就訴諸戰爭。這實際上還是一種強硬的外交姿態。
在北京的外交官在收到這份所謂「宣戰詔書」時，也是這樣的感覺：「此公文由總理衙門遞來，先略言聯軍海軍提督要求交出大沽炮台，此事予等全然不曉。其後則言中國不能再保護使館，使館應自保護，從今日四點鐘起，須於二十四點鐘以內里離去北京。觀此，是海軍之要求，中國必已拒絕，史統領及天津租界必已遭難，故有此舉。」 顯然這都是沒有根據的猜測，並不是依據事實而做出的決定。
問題在於，清廷此時依假定情形做出的外交姿態，到了後來不幸而成為事實，再加上此時突發德國公使克林德不幸遇難等消息的刺激，清政府事實上進入一種混亂的戰爭狀態。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原標題《所謂「宣戰詔書」:緣起、邏輯與訴求》載安徽大學學報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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