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口開二月河：宋朝是最腐敗的朝代？

我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書翻下來，給嚇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敗，而是太腐敗了。

文 | 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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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清朝帝王小說的歷史作家二月河斷言：「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我相信，任何嚴肅的歷史研究者對這種「信口開二月河」的論斷都會一哂置之。因為，如果你要指出哪個朝代最腐敗，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比如各個朝代的貪官數量、占該朝官員總數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貪官貪污了多少錢，與當時國家財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獲得這些統計數字，幾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如何敢斷言哪朝「最腐敗」？

道理已是如此淺顯，但我還是時常在微博上看到許多網友引用那位歷史作家的話，言之鑿鑿地聲稱「宋朝最腐敗」。類似的說法聽多了，便激起了我這個「處女座考據派」的好奇心，想考據考據宋朝到底有多腐敗。最能直觀呈現某個社會腐敗程度的統計數據（如貪官總量、貪腐總額）不可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宋人對本朝官場腐敗情況的記述——這總比今人的信口開河可靠得多吧。

所以我先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結果呢，書翻下來，給嚇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敗，而是太腐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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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天聖年間，范仲淹給朝廷上了一封萬言書《上執政書》，將大宋官場風氣說得一團糟：「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循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范仲淹認為，宋朝絕大多數的縣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賄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70%~80%的州縣都是如此。

我最欽佩的大宋「男神」蘇軾，大約在嘉祐年間寫了一組策論，闡述他的治國方略，其中一篇《決壅蔽策》也是將官場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蘇軾說，今天的官場風氣跟以前不一樣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辦事，簡直難於上青天，必須用金錢開路才行，否則什麼事也辦不成。

與蘇軾同時代、政見不同的王安石，曾於嘉祐三年給皇帝上書言事，也是極力抨擊當時的官場風氣：「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王安石說，現在的大官小官都忙著開公司、做生意，以權謀私，大發其財。

這是北宋的情況。南宋看起來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當時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對之機，上「奏札」五篇，在談及政界現狀時，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朱夫子甚至將朝廷吐槽成賊窩：「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

與朱熹生活於同時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選德殿聖問奏》中也稱：「循良者十無一二，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來，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潔之士不到20%，而貪官污吏佔了六七成。當然，以那時候文人的習慣，周必大肯定沒有做過嚴格的抽樣調查。

生活時代略晚一點的另一位南宋官員袁燮，則在他的《論國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將大宋官場說成「天下烏鴉一般黑」：「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妄義，可以成風。」總之一句話：無官不貪，腐敗成風。

如果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實無誤的，我會覺得宋代官場之腐爛簡直適合用一句流行的戲言相形容：將所有官員隨機編碼，然後把單號的官員抓起來，一定還有貪官漏網。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將大宋官場說得烏煙瘴氣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極有抱負的官員、學者，他們說的狠話，都是策論或奏札，換言之，都是說給君主或執政官聽的，目的非為粉飾太平，非為拍馬屁，而是要給朝廷製造壓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飭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們寧願將官場風氣往壞里說，將腐敗現象往重里說，不惜將「一個手指頭」的問題說成是「九個手指頭」的問題。

也所以，我覺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場腐敗嚴重性，應該打一個折扣才切合實際——宋朝肯定存在腐敗，但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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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宋朝的法制相對寬仁，但對官場腐敗卻採取「零容忍」的態度，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上說，「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宋太祖將官吏貪贓視同十惡、殺人之重罪，「遇赦不原」。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罰，惟獨貪污罪不得赦免。

從宋朝治貪的實際效果來看，法網的寬嚴與官場的清廉度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宋仁宗朝的富弼觀察到：「祖宗朝，吏犯贓至死者，未嘗貸，是國有定法，而犯者絕少。近年臣僚受賕至死，率蒙寬恕，是恩無極刑而犯者愈多，是法不足以禁貪墨也」。顯然，法制嚴明，則可以對腐敗行為保持強大的威懾。

這裡還需要補充說明：宋朝在行重法的同時，也給予官吏比較優厚的俸祿。一個宋朝士大夫，完全可以以其俸祿維持有尊嚴的體面生活，而他們一旦因為貪贓事發，則不但斯文掃地、顏面無存，甚至可能丟了官職、性命。這種重法又重祿的制度下，官員在面對不義之財時，心中便不能不掂量掂量。

不過，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再嚴，畢竟也是事後補救，也恫嚇不了心存僥倖之徒。相比之下，建立一套嚴密的分權制衡之機制，立足於事前之防範，無疑更加重要。宋代立制，最大的特點便是「上下相維，輕重相制」、「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換成現代話語，即十分強調權力的相互制衡，防止一權獨大。

根據「上下相維，輕重相制」的立制原則，宋人發展出一個「二權相制相維」的權力構架：以宰相為政府首腦，以政府負責治理天下；在政府系統之外，另設一個獨立而強有力的台諫系統，負責監察政府。宋人經常將「政府」與「台諫」對舉，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明晰地認識到，行政權與監察權乃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權力，應該讓兩者分立、對峙。這樣的分權結構，有點接近現代公司治理的框架：董事會下面，設經理層行使管理權；設監事會行使監察權。

宋代台諫勢力之盛，可謂歷朝之冠。台諫不但獨立於宰相，不受宰相領導，且可「風聞言事」，對政府官員的彈劾，不需要交待信息來源，即使彈劾失實，也不用擔心被治罪。為什麼要賦予台諫獨立而強勢的權力？蘇軾有解釋：「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這裡的「內重之弊」，當然包括權臣的濫權枉法。

強大的台諫系統，發達的監察權，成為宋朝最有力的反腐敗機制，按宋代台諫制度，「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台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違者重置典憲，令御史台覺察。」那麼，這套制度的有效性又如何呢？我們不妨來看看發生在宋仁宗朝的三個小故事——

范仲淹的好友、涇州太守滕子京，因為濫用「公用錢」（辦公費），受御史彈劾，被降級，並貶到荒涼的岳州為官，失意的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陽樓，范仲淹為此給他寫了一篇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

宰相杜衍的女婿、提舉進奏院的蘇舜欽，有一回將進奏院的廢紙賣了換成一筆小錢跟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參劾，最後以「監主自盜」之罪被削籍為民，罷職後蘇舜欽閑居蘇州，築造一座滄浪亭，還寫了一篇可媲美《岳陽樓記》的《滄浪亭記》。

還有主管國家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也被御史中丞包拯嚴詞彈劾：「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張方平到底怎麼個「無恥」法？原來開封府有個叫劉保衡的富民，開了一家酒店，因經營不善，欠了政府百餘萬文的稅款。張方平多次派人到劉家督促還錢，劉保衡無奈，只好變賣家產還債。在劉保衡拍賣房產時，張方平卻掏錢買下了這套豪宅。包拯認定張方平「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堅決彈劾。張方平因此被罷免了三司使之職。

張方平、蘇舜欽、滕子京其實都談不上是什麼貪官，只不過小節上有污點，結果都被台諫官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饒發起彈劾，直至他們被處分。考之宋朝，我們看到，至少在政治清明之期，比如仁宗朝，宋人建立起來的複合式反腐系統，還是可以有效防範、發現、查處官員腐敗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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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稱當時「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明顯也是誇大其詞，不可信。因為他上書的時間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實際上是南宋時期吏治最嚴、吏風最正的時段，宋孝宗整飭吏治的力度很大，廣南東路提刑官石敦義，只因「盜用鹽腳贓賞錢等入己，及減勊鹽亭戶鹽本錢入己」，即被追毀出身，除名，永不收敘，刺配柳州。因此，宋人說，「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官場風氣是相當清廉的。

但宋朝士大夫的說話習慣就是那個樣子——寧願多說社會的陰影面，以激發國家變革的動力。知識分子就這點臭毛病，但總比那種「總將壞事說成好事」的「花刺子模信使」要好得多吧，至少讓我覺得宋朝的政論環境確實是比較寬鬆的。一個允許公開抨擊官場風氣的社會，再壞也壞不到哪裡去。

後世就不是這種說話風格了，比如二月河先生最推崇的大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員公開說的奏摺、策論，說話都很謹慎，很注意分寸，「多磕頭，少說話」；然後你再去翻他們私下說的日記，比如晚清張集馨的《道咸宦海見聞錄》，才看到他們痛心疾首地譴責官場腐敗。——政論環境成了這個樣子，就很沒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敗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嚴重得多。我這麼說，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基於兩項事實：其一，清王朝產生了像和珅這樣的超級巨貪，家產估價超過兩億兩銀子，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敗數額，是宋朝的秦檜之流難望背項的。

其二，宋朝時，官場上的行賄送禮叫做「苞苴」，是個別現象，但到了清朝，行賄送禮已發展成為制度化的「陋規」，幾乎沒有一個官員可以自外於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張集馨說，他在陝西擔任督糧道時，每年都要給陝西巡撫送禮，禮金為5000多兩銀子。這個陝西巡撫，就是以清廉著稱的林則徐。我們實在不好意思說林則徐是名貪官，但他必須接受下屬的賄金，因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賄。行賄—受賄，成了一種制度。大清的腐敗，是制度化的腐敗，是無官不貪、政由賄成的腐敗。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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