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龍場悟道，提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簡而言之，「心即理。」這是儒學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心學從此誕生。

如果將儒學演變過程分為三期，可視孔孟為第一期代表人物，朱子為第二期代表人物，王陽明則為第三期代表人物。悟道之後，王陽明相繼揭「知行合一」之教，以及「致良知」之教。相較之下，以「知行合一」為教學宗旨，更像是一種過渡，而「致良知」則標誌著陽明教法走向成熟。

王門弟子錢德洪記載：「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歡躍之情，溢於言表。為何心學的教學宗旨會有從「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之變？為何王陽明在提出「致良知」之教後如此興奮？這就要從他所處的時代情景以及心學所指向的問題說起。

喚醒自己

1472年，王陽明出生於浙江餘姚。其父龍山公為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狀元，官至禮部左侍郎。十一歲時，王陽明遵父命，在京師入塾讀書。可以想見，以王陽明父親的經歷及社會位置，他為王陽明所聘之塾師，以時人眼光來看，必定不一般；而且，他對王陽明的科第之路也會抱以相當高的期望。

偏偏，少年王陽明的表現未如時人所望。他常常逃離私塾，找一群孩子玩作戰遊戲。他自製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旗子，指揮這些孩子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演練排兵布陣。以今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問題少年」。對此，《陽明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載：「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

不僅如此，王陽明還向塾師提出了一個問題，令後者極為難堪。《年譜》載：他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回答：「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塾師的回答，顯示了時人對讀書的一般看法。王陽明的質疑，可以視為懵懵懂懂對一種流行觀念的挑戰。少年之問，並非憑空而來。

王陽明與塾師的問答，源於他對舉業的懷疑。舉業，即當時的應試教育。後來的王陽明曾毫不客氣地批評：「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也就是說，那些業舉者，看似在追隨孔孟，實則為孔孟之敵。他們不但沒有遵從孔孟的教誨，反而背道而馳，一步步成為了國蠹民賊。他們讀的是假書，上的是假學校，當的是假學生，做得是假官。

為什麼會如此？有明一代，絕對君權登峰造極。朝廷陽尊儒學，陰奉法術。《典故輯遺》載，朱元璋讀《孟子》，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語，破口大罵：「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而後，他命人作《孟子節文》，刪除《孟子》中帶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並規定「自今八十五條以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壹以聖賢中正之學為本」。

孟子為儒家亞聖，從朱元璋對孟子之態度，可見當時朝廷對儒學的真實態度。而且，這種通過對《孟子》大動斧斤而得出的「聖賢中正之學」，造就了扭曲化的所謂儒學。它空有儒學之名，實則顛倒黑白。

朱棣時代，朝廷又編撰了以理學為「基」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將之作為官定讀本和科舉考試的準繩。至此，朝廷對儒學完成了系統化改造。天下不再有真正之是非，只有一家一姓之是非。

這種情況下，所謂讀書人，普遍地忘記了真正的儒學乃是身家性命之學，而將讀書與做官划上了等號，即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之結果，為造就了一個個卑劣的靈魂。以絕對君權為中心的秩序建立起來了，成本是心靈的普遍荒蕪。

如王陽明所批評的那樣，競相奔走於朝野上下者，多為心口不一的姦猾之徒。十一歲的王陽明對塾師的那次質疑，也是對真正自我的喚醒，對自我的一次發問——在一個朽壞的世間，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人？

對此，日本陽明學者岡田武彥這樣評論：「王陽明當時雖然年少，卻一語道出了聖學的的真諦。但當時的王陽明並不清楚，這句話會給他以後的人生帶來多大的影響！」

喚醒士人

1499年，王陽明考中進士。在此之前，他曾兩度參加會試，並兩度落榜。《年譜》載：「同舍有以不第為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識者服之。」他為什麼對落榜有如此反應？為什麼還要數度參加他曾質疑的科舉考試？在他看來，業舉不必患得患失，重點應關注如何獲得機遇以「致君行道」。

這種觀念，對於儒學中人來說，由來已久。比如，宋儒普遍持有「致君行道」的觀念。宋儒看來，天下者，為天下人之天下；是非者，為天下人之是非。他們在面對朝廷的時候，理直氣壯。相應的是，有宋一代，「不成文法」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國是，即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這種情形下，宋代士大夫普遍「以天下為己任」，如范仲淹在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中所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宋亡之後，「致君行道」幾成絕唱。明初，朱元璋一邊歪曲儒學，一邊對儒士動輒屠戮，幾乎徹底扼殺了「致君行道」的可能性。至王陽明所在的明中葉，皇權之運用落入「宮奴（黃宗羲語，即宦官）」之手，士大夫的地位更為低下，開創這一「風氣」者，即為正德皇帝和他的「宮奴」劉瑾。

1505年，朱厚照即位。翌年，改元正德。他貪玩不理政事，宦官劉瑾成為「立皇帝」。後者為穩固權力，大肆整肅異己。朝野上下，鴉雀無聲，王陽明上疏，請正德皇帝「侑言官去權奸」。如果有絲毫明哲保身的想法，他即可以置身事外。一者，他那時只是一名六品主事，在京師不過是一名芝麻官而已；二者，他不屬言官系統，如果他不上疏彈劾劉瑾，也無人苛求。

劉瑾看到王陽明的上疏，暴怒。他票擬聖旨，將王陽明杖責四十，還令親信監督，加力杖責；隨後，王陽明被流放到貴州龍場。當時的龍場，在內地漢人看來乃是蠱毒瘴癘之地。遭流放至此，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有來無回。這是王陽明第一次進入絕境，比起這個絕境來，愈來愈敗壞的現實社會，更加讓人感到無路可走。

山溪之畔，他看到新生的白髮倒映在水面，愕然不已，做詩感慨：「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間，吾道終何成！」 他不斷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答案終於從心中升起了。

《傳習錄》載，他如此向弟子解釋：「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

換言之，他之前上疏正德皇帝，實為與虎謀皮。這是一個「治」沒有什麼「道」，「君」也沒有「理」的世界。若仍要堅信「致君行道」，那便無疑是緣木求魚。如果他是一名隱者，這個答案可以解決困擾他的許多問題。事實上，這一期間，他在所作詩文中，也的確常常想像自己是一名隱士。

但是，這個答案無法解決他在重新面對現實社會時必然會遇到的問題。比如，在流放結束後，他是退出仕途，還是再入仕途？如果退出仕途，那就失去了在現實社會中行道的機會。如果再入仕途，則會難以自處。何去何從？現實社會也在催促他儘快做出選擇？正德四年（1509），折服於初創之心學的貴州地方官員，邀請王陽明主持貴陽書院，即當地的官辦書院。王陽明以一首詩婉拒，他寫道：「范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在這裡，王陽明引用了《孟子》所載車夫王良的典故。當王良按照規範駕車時，乘車的人笑他為「賤工」；當他不按照規範駕車時，乘車的人反而稱他為「良工」。王陽明以此表達他的態度，即如果由他主持貴陽書院，那麼他自然贊成王良的做法。這樣就極有可能導致一個結果，即業舉者不但感覺「無所獲」，而且「笑王良」。

最終，王陽明決定接受邀請，主持貴陽書院，並揭「知行合一」之教。

儒學不是玄學。不同時期、不同講學者的教學宗旨，都一一對應著特定的問題。比如，孔子提倡「克己復禮」，對應的是「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如此，王陽明揭「知行合一」之教，即在於讓士人既讀孔孟之書，則行孔孟教誨，而非言行不一、是非不分。他以比喻教學：「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在蘇格拉底看來，世間之所以不斷有人做出惡事，毀棄自己的名譽、幸福，根源都在於無知。就這一方面而論，東哲、西哲，如出一轍。

但是，面對那一個個久受荼毒的人心，一個個自我催眠的靈魂，如此簡易的道理，竟然就是難以講通。以至於王陽明不得不一次次地進行長篇的解釋，或問答，或寫信。對於已經錯把洗腦當做教育很多年的人來說，他們難識教育真面目。不僅僅如此，在面對真正的教育時，他們還很擅長於做一名「杠精」。

對此，王陽明感慨：「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並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同一時期，他在《何陋軒記》一文中，也是一邊稱讚邊民之淳樸，一邊痛斥內地世風：他還寫道，「知行合一」不斷遭到攻擊，「嘵嘵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這是他試圖喚醒士人的一次嘗試，但並不怎麼成功。

喚醒大眾

來到龍場兩年之後，王陽明接到了任命，前往江西出任廬陵縣令。歸途中，他在船上度過了除夕並作詩：「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其中頗有踟躕之意。

劉瑾倒台後，他又陸續在京師、滁州、南京等地任職，並多次上書提出辭職。比如，在南京，他兩次請辭。但是，他越是不想做官，越是把官越做越大。1516年，他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受命巡撫南贛及汀、漳等地。對於王陽明來說，這是之前他從未遇到過的一個實權要職，即一步而為封疆大吏。他的做法是繼續提出辭職，朝廷的做法卻是連續四次下旨，催他上任。其中，最後一次語氣十分生硬，用了「不準休致」、「著上緊前去」等語。

1517年春，王陽明抵贛州上任。在這個職位上，王陽明創下了他一生中最具傳奇色彩的功業。1519年，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即在一日之內攻下南昌，隨後在鄱陽湖大敗叛軍主力，生擒朱宸濠。

這帶給王陽明的不是榮耀，而是新的危難。當時，正德皇帝執意「御駕親征」，帶著幾萬人馬來到南京。他身邊的張忠、許泰等人，則構陷王陽明企圖謀反。這構陷並未成功，但也讓王陽明徹底視「致君行道」為幻夢一場。

《陽明先生年譜》載：「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換言之，王陽明當時甚至有了離開中土之思。他無路可走，這是一個比之前流放龍場更大的一個絕境。流放龍場前，他在錦衣衛的詔獄中度過除夕。這一次，他在困愁、無眠中迎來新年。在《元日霧》中，他寫道：「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在《二日雨》中，他又寫道：「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因為他面對的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制度。如果是面對一個人，那麼，即便是所謂天良喪盡者，也並非全無良心發現之時。如果是面對一件事，比如剛剛結束的宸濠之亂，他也能以寡擊眾，迅速平叛。但是，面對那個以絕對君權為中心的制度，他怎麼辦？

當時那個世界，乃是一個人人皆處於絕境的世界，人與之區別只在於有人自知，而多數人卻不自知，如此而已。1521年，正德皇帝病死，結束了他那荒唐又短暫的一生。在彌留之際，他對身邊的司禮監太監說：「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他承認了自己是個失敗的皇帝。隨後，許泰等充軍並死於戍所。但是，這個敗壞的現實世界並不會因此得到改變。接下來的年月里，依然有一個又一個的皇帝、重臣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而兼名裂。

1520年，王陽明在贛州初講「致良知」。次年，在南昌正式以「致良知」為教學宗旨。這個教學宗旨，不是單純思辨的成果，而是來自於經歷了流放龍場、遭謀反之誣等一系列患難的痛切感受。正式以「致良知」為講學宗旨之前，他寫了《睡起偶成》及《月夜》二詩，人們可見其志所在。《睡起偶成》中，他寫道：「起向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月夜》詩中，他則寫道：「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他要敲響鐘聲，喚醒所有沉睡之人。

他還寫了《啾啾吟》一首，在這首詩中，之前的陰霾情緒，一掃而光，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與他之前的詩作相比，這些詩作的行文更為樸素、直白。

同時，他開始走向街市去講學。在泰和，面對一個名叫楊茂的聾啞人，他提筆寫：「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楊茂寫：「知是非。」他寫：「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楊茂表示感謝。他繼續寫：「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個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個能言能聽的禽獸。」楊茂扣胸指天。他繼續寫：「我如今教你，只須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裡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里聽。」楊茂再次拜謝。

以此行動，他向世人表示，從此，心學的教學對象無分南北東西，無分男女老幼，面向所有階層、所有的人。1520年9月，王艮拜入陽明門下。在所有的王門弟子中，他是最有個性的一個，王陽明則非常高興，對其他弟子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而後，心學如野火般傳至木工、陶匠以及樵夫等，泰州王門之推動力大矣。

當心學以「致良知」之教「撞曉鍾」之時，歐洲的宗教改革方興未艾，啟蒙運動還尚未開始。當時的歐洲和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很有相似之處，比如，商品經濟的發展催生了一個又一個繁榮的的商業市鎮，個體意識蓬勃發展。

相較之下，原有的經院哲學走向衰落，原有的權力機構則成為滋生腐敗的所在，如教皇的特使竟然叫賣「贖罪券」。在這種情形下，做為針鋒相對的行動，馬丁·路德發起了宗教改革，認為人人皆可通過信仰得救，而非通過外在的那個教廷，不僅僅如此，他還抨擊那個腐化的教廷為「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

啟蒙運動繼之而起，打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為現代社會的形成確定了堅實的基礎。學者杜維明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方面，陽明對儒學所做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做的貢獻一樣深刻。」

這一時期的王陽明，也迎來了他平生心情最為暢快的一個時期。比如，他在一封書信中這樣寫道：「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他認為，一個人，無論他從事何種職業，無論他身份高低，只要誠意向學，成聖成賢之路都會向他開啟。

他認為：「四民異業而同道」，「果能……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他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他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他寫道：「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他還寫道：「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中國歷史上，之前從來沒有一種學說，能夠如此肯定個體價值。這如一聲驚雷，撼動了萬千遭受現世重壓的人和深陷權力旋渦的人，讓他們在已經朽壞的「治道」和「世道」之外，看到了一條光明大道。

史家余英時在回望這段歷史時，稱之為「一場偉大的社會運動」，並評點說：「『致良知』為個體意識提供了最合需要的精神動力……通過這一層解釋，決定是非的大權已無可逆轉地落在每一個人的手上，個人根據一己的是非之心，便能對萬事萬變做出獨立的判斷。在儒學傳統中，無論是個體的承當精神或批判意識，都從來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度……這才是陽明『良知』說的真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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