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媒：歐洲是「美國人的歐洲」，歐盟是一個當代的國家監獄

編譯：王德華

《今日俄羅斯》於12月19日刊發評論稱，二戰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通過歐盟和北約控制歐洲。華盛頓對歐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文章稱，歐盟目前的形式是一個近代的國家監獄，被鎖在新自由主義的緊身衣和單一貨幣之中。 最終，要麼歐洲的政治體制與華盛頓脫鉤，要麼歐洲人民將與華盛頓脫鉤。

譯文如下：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華盛頓塑造的世界裡，隨著2019年的臨近，可怕的後果仍然非常明顯。

1948年，美國國務院官員喬治?凱南——二戰結束時，他被認為制定了對蘇聯的遏制政策——暴露了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

「我們擁有世界50%的財富，但只有6.3%的人口……未來一段時間，我們真正的任務是設計一種模式或關係，使我們能夠保持這種差距。」他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摒棄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夢……我們必須直面權力的概念。」

凱南提倡的"關係模式"體現在國際機構中.,這些國際機構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並在過去的七十年里統治著這個星球的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力量。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結束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同時確立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1947年杜魯門政府的《國家安全法案》催生了一個美國軍工聯合體。它將美國經濟與一個龐大安全和情報機構結合在一起。

作為美國帝國權力的工具，北約成立於1949年，也就是推出旨在為美國出口產品在歐洲創造市場和需求的「歐洲復興計劃」 第二年;華盛頓作為一個無可匹敵的全球經濟霸主和債權國從戰爭中崛起。日本政府還推出了一項類似的計劃，在同樣的基礎上重建日本經濟。

它必須被視為美國政策制定者具有前瞻性思維的一項非凡成就。他們啟動了一項計劃，不僅影響其戰敗的兩個敵人——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和工業復甦，而且還將這兩個國家轉變為地區經濟強國。

對華盛頓來說，為歐洲戰後復甦提供補貼不僅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在反擊蘇聯對歐洲的影響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二戰結束後，紅軍在解放歐洲大陸脫離法西斯主義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整個被佔領歐洲的抵抗運動的支持下，這種影響力迅速上升，共產黨游擊隊在這些運動中最為突出。

馬歇爾援助資金的一部分——在1948年至1952年的四年時間裡總計約12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000億美元)——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被用於資助各種秘密行動，旨在滲透和顛覆那些引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的政府和政黨。

我們牢記美國經濟和戰略目標的另一個機構是，1951年成立的歐洲煤炭鋼鐵共同體(ECSC)。它是歐洲聯盟的先驅。歐盟最初的化身不是歐洲外交的勝利，而是美國外交的勝利。

左傾經濟學家亞尼斯在2011年出版的《全球牛頭人》(The Global Minotaur)一書中寫道:

「歐洲一體化的學生被告知，歐盟是以ECSC的形式開始其生活的。他們不知道的另一個保守得很好的秘密，那就是，美國哄騙、推動、威脅和甜言蜜語讓歐洲人走到一起的……事實上，毫無疑問，沒有美國的指導，ECSC就不會實現。」

他繼續說:

「有一位政治家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就是戴高樂將軍 ，未來的法國總統……ECSC成立時，戴高樂指責它更重要原因是，它是美國在華盛頓的影響下創建的。」

華盛頓對歐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最突出的是，支撐這一危機不斷的經濟和政治集團的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是美國製造的。

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作為西方經濟思想的指路先鋒開始， 一直與華盛頓的軍事實力和自負的文化價值觀一起發揮作用，成為帝國主義架構的一部分，歐洲精英們有意識或無意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正式信徒。

正如前面提到的，戴高樂認識到，歐洲獨立和安全的主要威脅在於華盛頓而不是莫斯科時。他支持二戰後的「國家組成的歐洲」，而不是以服務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為主要目的建立的超國家機構。正如他所宣稱的那樣:「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將決定世界命運的是歐洲，是整個歐洲。」戴高樂最擔心的是「美國人的歐洲」，可悲的是，30多年後，新自由主義的建立為歐洲一體化奠定了經濟基礎。

戴高樂對戰後英國持悲觀看法，認為倫敦是華盛頓的代表。這種觀點在法國政界獲得了普遍認同。

一個有趣的諷刺事實是，負責向歐盟注入新自由主義毒藥的國家——在狂熱的領導人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領導下的英國——目前正陷入與歐盟的混亂分裂。

歐盟目前的形式是一個當代的國家監獄，被鎖在新自由主義的緊身衣和單一貨幣之中。它不僅不能在這個基礎上生存下去，而且也不配。最終，要麼歐洲的政治體制與華盛頓脫鉤，要麼歐洲人民將與華盛頓脫鉤。

照目前情況看，後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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