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轉！日本安全政策出現重大變化

關於安全政策的重點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取決於那些應為政策負責的人和公眾的信念與觀點，但同時也受到包圍他們的更廣泛的環境的影響。

二戰後日本的安全政策同樣受到政府決策者與許多日本民眾思維變化的方式以及變遷的國際環境的影響。

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

其一是關於國家安全的共識的增長與隨之而來的制度演化。日本的戰後安全政策起步於該國將單純依賴非軍事手段的前提，但在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和增加與國際社會的合作的過程中，建設某種程度的軍事能力的理念在冷戰和冷戰後時代逐步得以確立。這方面一個特別的象徵是執政黨與反對黨就緊急事態立法――在冷戰期間曾被認為是一個禁忌――而達成的共識。

其二是安全政策應採取綜合方法的理念已牢固確立。安全措施的三個層次的方法――日本自身的努力、與盟友的合作、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一直被用於最近的《防衛計劃大綱》（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的修訂。綜合方法對國家安全的目標也有影響。該大綱的最新版本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防的定義，並涵蓋了包括保護人民的安全、改善日本周邊和更廣泛的世界的國際安全環境、保護人類安全等更廣泛的目標。當然，安全挑戰是無窮無盡的。

就日本自身的努力而言，仍有如下值得討論的空間：

（1）對日本而言，以何種方式裝備其自衛隊是可取的？

（2）在與鄰國的關係方面，日本如何才能在維持適當的防禦與威懾力量的同時還能制定一個可以避免陷入安全困境陷阱的政策？

（3）在與盟友的關係方面，當周邊地區發生緊急事態時，在當前政府對不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解釋仍然有效的情況下，日本向其夥伴提供適當的支持是否是可能的？

（4）自衛隊在參與維和與其他類似行動中的武器使用標準，是否與日本和國際社會的合作相匹配？

（5）更為根本的是，過去制定的有關參與國際和平行動的憲法解釋是否是適當的？

毫無疑問，將人類安全作為日本外交的支柱和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目標之一，擴大了日本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範疇。

日本政府及其人民傾向於將「人類安全」這一術語主要地與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和暴力的概念聯繫起來。改善這些問題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一部分，因此，人類安全被與日本的國家安全聯繫了起來。

所以，使用各種傳統上不被認為是達成安全政策的手段的措施以向人類安全做出貢獻，對日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這一政策的自然延伸是，人類安全必須同樣為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的人民提供保證。

人們可能認為，如果一個社會提供了充分的公共安全和社會安全，將必然導致從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意義上而言的人類安全。

但是，經歷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等災難的日本人民可能會意識到，緊急情況可能會造成超越了公共安全與社會安全的通常議題的人類安全困難。

在日本過去的安全討論中這一方面從來沒有缺席。

把政策付諸實踐是一個永恆的挑戰。

假如安全應該以一種綜合方法來解決，那麼一個成功的政策不大可能通過垂直分割、獨立行動的各個部門來實施。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需要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掌管安全政策。但單純地建立一個委員會和秘書處，並不能自動地將一個真正綜合的政策變為現實。

並且，如果國際社會的人類安全直接影響日本的國家安全，那麼很自然地安全政策與官方開發援助應該緊密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政策該如何協調？這是一個進一步的挑戰。

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人類安全相關的議題都不僅需要國家的參與，還需要與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和公民社會團體進行合作。可能沒有什麼萬應靈藥。但至少需要對此進行更多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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