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大腦和手機之間，到底還有沒有界限？

編者按：如今，網路生活和「現實」生活越來越沒有界限，各種各樣的智能設備即使不是我們生理上的一部分，也幾乎每時每刻都與我們同在。本文譯自 Theguardian 原標題為「Wher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your phone and your mind?」的文章。

 手機本身和整個科技革命的影響常常讓人無法抗拒。攝影: 埃米利亞諾 · 龐茲（Emiliano Ponzi）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許多邊界線是明顯的。這些邊界線常常用來區分不同的兩件事情。在法律、物理意義層面，邊界線用來指示一件事情的結束和另一件事情的開始。例如我們常常提到的財產邊界、身體邊界、城市邊界等，未經允許就越過這些邊界都是違法的。但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技術卻不是這樣的，它正在提高邊界線的不確定性。我們這才剛剛要了解這會導致什麼情況。

曾經有一個思維實驗探討的是人的「自我」。「自我」的邊界僅指身體形態的極限？還是包含了遠在外太空也能聽見的人類聲音？還包括散布在數字空間的個人行為數據？還包括活躍在幾十個不同的社交媒體網路的你？

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隨著人們對智能手機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這個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

康涅狄格大學哲學教授、人文研究所所長邁克爾 · 帕特里克 · 林奇（Michael Patrick Lynch）說：「哲學家安迪 · 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衛 · 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在 1998 年提出「擴展自我」這個概念」。

安迪 · 克拉克和大衛 · 查爾默斯認為：從本質上說，思維和自我會通過一些設備來幫助我們完成認知任務。例如，最平常的一張紙和一支筆可以幫助我們記住一些本來應由大腦記住的任務。平時購物清單的使用便是利用這個原理。

 「手機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親密的一部分。」照片: 美聯社

林奇說：「如果這種概念是對的，那麼我們的思想已經變得比以前更加前沿。依照這個概念，我們認為我們通過手機來擴展「自我」，因為手機、智能手錶、ipad 等數字設備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我們已經完全離不開這些設備。」

智能手機和紙的本質區別在於：我們與手機的關係是互動的（我們不僅將信息輸入設備，我們還從設備接收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手機比購物清單更加積極地參與我們的生活。

購物清單不會根據我們過去和當前購物行為來建議我們現在應該買什麼，但是手機可以。

林奇新書（The Internet of Us）的開篇用一個思維實驗來解釋這個邊界是多麼的薄。大腦能力的顯著延伸就像有個設備把智能手機的功能直接植入你的大腦，然後你便掌握這些功能。當前，我們的生活與此並無太大差異，即使各種各樣的智能設備不是我們生理上的一部分，但它們幾乎每時每刻都與我們同在。

Flurry 公司 2017 年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消費者每天花 5 個小時在移動設備上，人們 2017 年花在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應用上的時間比去年增長了 69%。各種應用程序（Apps）的流行使得我們擺脫了通過瀏覽器訪問互聯網的舊觀念。世界通過新聞、社會媒體、娛樂等與我們時刻聯繫在一起。

哈佛大學的作家兼初級研究員莫伊拉 · 韋格爾（Moira Weigel）在撰寫她的書《愛的勞動：約會的發明》（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時發現：2009 年，隨著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平台的興起，人們的網路身份慢慢從線上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她指出網上約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社交平台常常是戀愛到約會的過度平台，人們常常會在觀看對方的 Facebook 簡介或者 Instagram 之後，才決定是否和他們一起出去。不知不覺中，我們的網路身份已經成為了我們重要的一部分。

韋格爾說：「對許多人來說，90 年代或本世紀初的網路空間更多的被認為是一個藏在電腦里的虛擬空間。而當前最大的改變是消除人們對於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間的邊界感」

關於隨時和世界保持聯繫對我們以為著什麼的討論還處在初級階段。人們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然而，這些即將消失的邊界帶來的結果並不含糊，擁有技術的人正在積極倡導和促進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融合。在我們利用智能設備訪問外部世界的過程中，由於設備的互惠性，其他人也在訪問和窺探著我們。可怕的是，有些人會利用智能設備騷擾別人。例如，泄露他人裸照、透露別人的隱私、在網上抨擊別人等。

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們並不知道技術製造商、應用程序或瀏覽器公司跟蹤並指導我們行為的程度。最近，這個問題在「劍橋分析醜聞」事件更加凸顯出來。韋格爾認為蘋果、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微軟、Facebook 和亞馬遜這五大科技公司追蹤我們對智能手機和瀏覽器的使用情況，無限制訪問我們的數據是合法的。至於民主問題，這些公司利用技術將無數的財富、權力等交給了少數人，而這小部分人則通過調整產品代碼來影響數十億生命。

韋格爾說「擁有大量用戶數據的人同時掌握著高度集中的權利，他們並不公開透明，也沒有民主監督，這便是民主程度不足的根本來源。我們已經讓許多私營企業接管許多公共功能或公共產品，比如讓谷歌成為世界圖書館」。在美國，智能設備大肆侵蝕民主和社會商品的觀念，大多數人都做好了讓私營公司掌握這些公關權利的準備。

iPhone 巨大的影響力讓人很難想像它才僅僅問世十年。儘管手機等智能設備以及整個科技革命常常使人不自覺失去虛擬和現實的邊界。但是當我們了解用戶數據，還是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加固這條邊界。

 史蒂夫 · 喬布斯在 2007 年展示了新款 iPhone。攝影: 保羅 · 佐久間（Paul Sakuma）/ 美聯社

提姆 · 黃（Tim Hwang）是舊金山的一位作家和研究者，他曾擔任谷歌全球公共政策領導，從事人工智慧和機器研究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思考這些設備如何在個人之外培養集體的功能。他解釋道：十年前，網路上的言論是人們會阻止錯誤信息的傳播。現在來看，情況並非如此，即使是相對優質的平台，如維基百科，都需要大量的人事管理，才能使平台正常工作。因此，人們給予平台自我調整的權利（允許 Facebook 告訴我們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但是除此之外，其實我們還有別的方式。

黃問道：「有沒有什麼工具或者設計能使網路平台有更好的自治能力? 我們希望給特定的用戶更多的限制嗎？網路平台是否希望賦予用戶更多的權利來控制騷擾和抨擊言論？平台是否希望用戶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自己的信息被過度使用？」

韋格爾認為限制五大企業對消費者的影響力有兩個機會。第一種方式是合法的，她引用了許多的研究來探索反壟斷訴訟，旨在解散這些公司。布魯克林法學院法律副教授 K· 薩比爾 · 拉赫曼（K Sabeel Rahman）在維格爾創辦的《邏輯寫作》（Writing in Logic）中寫了許多關於現在經濟中缺乏民主和平等的文章，他將他們做出的努力與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分裂實業家的努力進行了比較。拉赫曼寫道：「既然科技產生了新的權力形式，我們也必須創造出反補貼公民權力的新形式。我們必須建設新的城市基礎設施，實行新的制衡。」另一個方式是讓許多以理想主義而非經濟動機進入科技行業的工人幫助規範和限制自己的僱主。以前谷歌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 · 哈里斯為代表的科技行業人員開始對他們創新的有效性表示懷疑，特別是在人類技術創新方面。但是，維格爾對於這種方式持懷疑態度，他認為這些人常常習慣性使用自上而下思維方式。

第二種方式還是有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今年六月，谷歌（Google）員工發起運動，要求谷歌停止與五角大樓 Maven 項目的合作（這個項目能提高軍用無人機的效能）。

韋格爾笑著說：「當你閱讀最近六個月的《紐約時報》，你會發現許多技術反彈發生在這五個公司。其實，這些大公司僱傭了數十萬員工，其中的許多人不一定同意公司所做的一切。我認為現在工程師們對公司接下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康涅狄格大學哲學教授林奇還認為，我們最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教導人們如何使用智能產品。我們應該知道這些公司如何運作、如何跟蹤我們的行為，如何根據我們的行為和其他人的行為向我們提出建議。我們需要理解真實行為與數字領域行為之間的根本差異（儘管邊界被侵蝕，但這種差異仍然存在）。

林奇說：「谷歌向你發送一系列問題，你認真填寫（例如認證信息等）。這之後，我們便逐漸在互聯網上建立我們的身份，但同時，這些信息也會被售賣出去。」網路世界與現實在結構和運作方面太過相似，這常常使我們忽略我們的數據在被收集和售賣。比如，手機上的應用程序精準地記錄了我們同別人的互動、我們的用戶信息。

林奇說：「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總是能通過演算法向你發送你所關注的事情或朋友的動態，以此來加固你的在線身份。這會影響人們對自己身份的認知，跳動在屏幕上的消息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經常出現在你的社交網路上的朋友，會讓你認為這就是你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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