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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52個留學生帶著區區50美金飛赴美國,從此改變了中國!

原標題:40年前,52個留學生帶著區區50美金飛赴美國,從此改變了中國!



文 | 李浩然


From 瞭望智庫


ID:zhczyj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


但鄧小平認為,「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涌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01


70年代末: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首批赴美的52名學者(圖源:新京報)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蘇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為什麼選擇了他們?


這一年初春,大學校園剛剛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緊接著鄧小平就以疾風迅雷之勢做出了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的決策,恢復高考就像突然開了個小孔,讓人們看到了塌方隧道盡頭突然射進來的那束光,派留學生出國,無疑把這個孔越摳越大!


教育部「全樓振奮」,但隨即犯了愁,出國得會外語,經歷了十年動蕩,去哪找那麼多會外語的人。


後來,在各單位積極動員下,經過筆試、面試等層層選拔,勉為其難的選擇了這52名年輕偏大但有一點外語基礎的學者,這些人能「百萬里挑一」被選中,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沒有輕信「書越讀越蠢」這一類的話,始終相信知識的力量。


比如52人中的柳百成,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 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


曾在北京郵電學院(今北京郵電大學)當老師的陳俊亮,在那個動蕩的歲月里被下放到農村改造,他精神潦倒,每天除了農田勞作就是給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工農兵學員」講講課。


後來在學校動員下,已經45歲,又是兩個孩子父親的陳俊亮還是動心了,考前他臨陣磨槍,找來一些英語政治文章,準備熟悉一下領袖經典辭彙的英語單詞怎麼寫,結果全都沒用上!發下考卷後,他憑藉之前的英語底子做完並考上了。

多年後,已經成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的陳俊亮還是很惋惜「如果我在那六年堅持了學習和科研,還可以取得更多的成績。」


這52名公費留學生也是1978年的全部留學生,他們學成後,帶著各種學慣用書和複印資料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78年,除了停滯多年的留學潮被再次開啟,很多重大事件在沒有任何綵排和預謀的情況下,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意外的逐個引爆。


在安徽鳳陽小崗村,18名衣衫老舊,被飢餓趨使的農戶神情緊張地簽下了「包產到戶」的「生死狀」;



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契約。


距小崗村數百公里的江蘇省華西村,吳仁寶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改造著他的家鄉——一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日後竟成為中國鄉鎮企業的胚胎;


在江浙一帶,一批批小工業作坊,已經星星點點的冒了出來;


......


總之,1978年的中國,無論是做學問的知識分子、種田的農民,還是想做生意的商人,為了生存,有一分熱,便發一分光,最終點燃了改革開放的燎原大火。

02


1980-1983:生長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日日看到大陸的山水,不游過來,我內心就不能平靜」。


「熱血青年」林正誼經過縝密思考和計算後,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游到大陸去!於是,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林毅夫認為中國會走上世界舞台,但那時的中國離世界還有點遙遠。


1980年有一幅新聞照片讓人印象深刻:一個西方女遊客在故宮參觀,而走廊上站滿了參觀她的中國遊客,這是一種陌生的好奇。



1980年,中國遊人圍觀外國遊客。(圖源:吳曉波《激蕩三十年》)

對於一些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這個萬物復甦,肆意生長的時代不光給了他們好奇心,更多的是奮勇爭先的遠大抱負,所以每個人看起來都特別「狂」:有想拿諾貝爾獎的;有想當物理大師的;有想出去看看什麼是發達國家,什麼是現代化的......


為了不多的出國名額,他們都起早貪黑的學習,成了「幸運兒」順利出國後,在異國更是艱苦中奮鬥,毫不鬆懈。許多後來的功成名就者,在回憶起那段時光時,都有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1978年的中國人購買糧食、日用品等都需要憑限制性的票據;1978年的中國只有一家銀行,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


這些都需要變革,變革就需要有國際視野的人才!


1980年,林毅夫的北大校友,還在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中國是個金礦,你不能回到中國來,坐在這個金礦上面,然後去挖煤礦,你要挖出金礦來。金礦就是中國的現實,做研究就是要服務中國的現實。」林毅夫常常告誡他的同事們。


除了具體的學科,國外把科技成果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也讓很多中國學者心動不已。


1980年,在北京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門口,46歲的陳春先「忽悠」了14個中科院的研究人員,來干一件「大事情」。陳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學才子,他的學科是研究十分前沿的核聚變,曾跟大名鼎鼎的陳景潤一同被中科院破格提拔為正研究員。在過去的兩年里,他三次訪問美國,考察了矽谷和128號公路後,他的直覺認為,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矽谷。在他的方案里,「中國矽谷」的地點就是中關村。


這些人,就在不聲不響中,用自己的綿薄之力撬動了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到1992年,中關村的民營科技公司達到了5000多家。



位於中關村大街、題為《生命》的雕塑


但無論在國外學什麼,當時中國人出國留學,還是經常會遭到別人的冷落和白眼,很多留學生甚至被當成越南難民。


1980年,44歲的鐘南山在英國陷入了無比的沮喪,以廣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長身份來到英國留學的他,手裡攥著一封系主任寫的信,「按英國的法律,中國的醫生資格是不被承認的,你來我這裡,不能單獨擔任為病人治病的工作,只能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參加查房和參觀實驗......」。


當頭淋下的一盆冷水,讓鍾南山夜不能寐,他激憤地在日記中寫道:振作起來,爭口氣回去見「嶺南父老」,「爭口氣」的精神成了鍾南山的動力,讓他比別人更加努力。


「爭口氣」也是那時期很多中國留學生決心,1980年的中國,據說一萬多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留學生,「留學報國」的理念成為那一代留學生的普遍共識。

03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開始進入千家萬戶;先前被稱為「黃色歌曲」的鄧麗君在大街小巷播放,國人發現除了「革命友誼」之外,還有這樣的細微感性之情;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讓搖滾樂這種「另類」的唱法走進國人視野;麻花辮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爆炸型的燙髮,走起路來滿頭都是卷捲兒在空中抖動;「離經叛道」的年輕人開始穿上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80年代的街頭也曾經流行過許多服裝符號:喇叭褲、踩蹬褲、蝙蝠衫、牛仔褲、紅裙子與黃裙子等一度掀起熱潮,蛤蟆鏡加白褲子與紅襯衫則成為叛逆青年的標配。(圖源:新華網)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來到深圳,為特區的爭論一錘定音:「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堅定支持。



1984年,鄧小平在深圳視察。(圖源:廣安日報)


這一年,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經過深圳國貿大廈時,看到許多聚集的人群,原來是鄧小平來此考察,他頓時感覺「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為了整治工廠,他一上任就制定了13條規章制度,其中有一條就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


1984年冬天,40歲的柳傳志決定告別每天清閑如水的生活......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 取代了 「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在那年的春晚上,身著中山裝,戴著眼鏡,貌不驚人的張明敏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不但風靡全國,也拂動了世界各個角落裡無數華夏兒女的心,無論是身居海外多年的遊子,還是即將出國深造的留學生,心中最柔軟的情感,都被觸動了。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涌!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後來曾擔任科技部部長的萬鋼登上了去德國留學的飛機,剛到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學校規定,凡是外國留學生入校必須先進行德語入學考試。年輕氣盛的萬鋼很不服氣:我的德語這麼好,為什麼還要參加考試?學校外辦的老師很驚訝,200多年了,來這裡的留學生多到數不清,還沒有誰敢說自己的德語好到不需要考試的地步。沒想到,等萬鋼跟來測試他的幾位教授聊完,回答了諸多問題後,學校同意他免試入學。


他們厭棄傳統的照本宣科的安逸生活,敢於棄掉讓別人驚羨的職業。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04


1992-2002:激蕩


時間匆匆來到了90年代,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


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還有一些人,他們對日益高漲的商業和時尚潮流興趣不大,他們盯著的是國外的先進科技。


1992年,34歲的黃大年在機場沖著來送他的親人朋友使勁兒揮手,堅定地說:「等著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咱們一起努力,研製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地球物探儀器!」



黃大年在英國留學期間的留影


4年後初春的一個早晨,利茲大學一間教室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黃大年,一個中國人,刷新了歷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績獲得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他所研究的領域能確定地下是否有油氣等礦藏,水下是否有潛艇等異物入侵,「讓地球變得透明」。


17年後,黃大年回國,震動海外,當時有國外媒體報道,「他的回國,讓某國當年的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後退100海里」。


黃大年出國的次年,在日本東京進行客座研究的南仁東按捺不住內心的想法,他想在中國建造新一代射電望遠鏡!他跟同事說:「咱們也建一個吧。」於是,他放棄了國外300倍的高薪回國,這個面容滄桑、皮膚黝黑,夏天穿著T恤、大褲衩騎著自行車的人,像山民一樣消失在中國西南的大山裡,為了FAST射電天文望遠鏡琢磨了大半輩子!



「天眼之父」南仁東站在FAST圈樑上的經典回眸


1996年,26歲的潘建偉留學奧地利。潘建偉的導師塞林格教授第一次見他時,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夢想是什麼?」潘建偉回答,「在中國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實驗室。」


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里,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05


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這一點,數字統計很明顯地感知到了,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風格迥異的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當然,當下的中國,跟之前任何時代都不一樣:創業環境有時比美國廝殺的更慘烈,前幾個月還是一片處女地,過幾個月就成了一片紅海。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很多人隨之疑惑,如果說歸國創業的商業精英是看中了中國市場巨大的商機,那搞研究的學術大咖又是為了什麼?


只能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只有讀懂了他們的生存法則,才能理解這些選擇中的激流勇進。


古人說:「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對於他們來說,自己所研究的領域如果不能對祖國發展有所幫助,即使金錢榮譽傍身,也依然是「錦衣夜行」。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獨棟別墅,一英畝的花園……在一夜之間,盡數被施一公拋在身後。他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做出了回國決定,別人都以為他瘋了。



施一公


2009年,暌違多年的黃大年,手握國航938航班機票——中轉站:北京,目的地:長春,回歸祖國懷抱。


黃大年曾問施一公:「一公,我們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國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來,想要大幹一場?」


2017年,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姚期智與楊振寧一道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成為本國院士的報道,激起千層浪。這不僅是因為高曝光率的楊振寧,姚期智本身也是一個無法被複制的傳奇——迄今為止,他是獲得世界計算機最高獎項圖靈獎(與諾貝爾獎齊名)的唯一一位華人。



姚期智


2018年,世界公認的單分子酶學奠基人謝曉亮正式全職回歸北大。


還有高能物理王貽芳、光學影像李學龍、人工智慧甘中學、新葯創製丁列明、船舶力學崔維成、強磁場哈佛八博士……



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在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後,頻頻出現留學人才的身影,他們的回歸使中國相關領域的科研發展水平在世界上加快了10年到15年。


在4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歸國留學生與下鄉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四十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干,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干」!當美國人瘋狂地在全世界尋找敵人時,他們默默地記著「發展是硬道理」。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當年的下鄉知青已白髮滿頭;當年的高考學子已多了些許皺紋;當年的出國留學生腿腳已不太靈活;當年的下海「弄潮兒」多少都有點「三高」;當年的農民工也早已累彎了腰;


但他們努力過了,他們奮鬥過了!


時代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仍在奮力奔跑的人。


參考資料:


《激蕩三十年》吳曉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978:留學改變人生》錢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中國生活記憶》陳煜.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


《沸騰十五年》林軍. 中信出版社,2009.


《「他的回國,讓某國的航母演習艦隊後退100海里!」》吳晶、陳聰.新華每日電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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