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列強簽訂一系列賣國條約的琦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文/張屹

小時候能看的歷史電影不多，印象最深的有兩部，一是《甲午風雲》；再一是《林則徐》了。除了主人翁外，前一部中記住了劉步蟾，後一部則記住了琦善。

印象中的琦善，結結實實地壞人一枚。尤其是他從官轎上下來時，那一副趾高氣昂，目空一切的作派，一看就不是個好人。他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來查辦林則徐並同英人議和。不但將林則徐的戰備防禦裁撤一空，還擅自議訂《穿鼻草約》，允許割地賠款。最終導致香港被割讓，是一個大賣國賊。

這個印象一成不變地在腦海中沉澱多年，隨著後來讀史漸進，似乎對此人又有了一個新的看法。因為我們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絕對不能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和邏輯思維來定性，而是要將其放在當時他們所處的環境中，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他們的言行來判斷。如果脫離了其時其勢，那隻能得出一個不準確的結論。

琦善，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襲侯爵。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官至大學士。在河南和山東地方任上，鎮壓汝寧和光州以及臨清馬進忠等反清起義。1831年任直隸總督。1839年破壞禁煙運動。次年鴉片戰爭爆發，及英艦北犯天津。他以欽差大臣赴廣東議和，裁撤戰備。後被彈劾遭革職。不久復起，任駐藏大臣，升四川總督等職。太平軍興，又被授欽差大臣防禦太平軍，組江北大營，督辦江北防務，威脅天京。次年，病死軍中。

以上是官方對他的簡介，他最大的標籤是「投降派」和「賣國」，至於鎮壓農民起義一說，按現在的看法，大家不會太苛求了。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員，對一切想推翻朝廷的集團，必傾力鎮壓之。曾國藩如此；林則徐如此；岳飛岳王爺一樣如此。

琦善是根紅苗正的滿清貴族，不然也不會被「蔭生授」了，他是不用象那些由科舉而廟堂之人，一點點地往上爬。他世襲的是一等侯爵，十六歲就當了相當於最高人民法院的副司長。不到三十歲便成為道光朝的封疆大吏，後來還成為同級別中最高的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是朝廷中引人注目的一品大員。

他所處的道光朝正是煙患猖厥之時，朝中有所謂馳和禁兩派，就如同戰時的主戰及主和兩派一般，大家都是需要站隊的。但是，嚴格來說，主張嚴禁的自是以林則徐為代表；而真正意義上的「弛禁派」卻並未形成，道理很簡單，煙患的嚴重性從皇帝到民間都看得明白，都有禁煙的要求，誰也不敢明晃晃地提出放任自流的建議，只是在如何禁，以及時間的緩急上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而已。

清政府禁煙是由來已久的，但禁而不止，越禁越多。因利益趨使，各級官員對禁煙都是流於形式。琦善其實從一開始對禁煙還是持積極的態度，他在主政的天津開展禁煙運動，查獲煙土15萬餘兩，在全國排名第二，遠高於林則徐主政的湖北那區區2萬餘兩。

道光禁煙的決心不可謂不大，不然他不會委派林則徐去廣東禁煙。但是基於對世界形勢的認知幾乎為零，而天朝上國的固有觀念亦在作怪。所以，在道光心中是希望用閉關鎖國的方式解決問題，是希望既要禁絕鴉片，又不要挑起邊釁，這是道光一相情願的想法，也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

林則徐的命運在他走出宮門時就決定了，隨著英軍北上，威脅京城，這時的明眼人都知道這洋夷太利害，打是打不過的。在罷免了「惹禍」的林則徐後，琦善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廣東。不過，他想完成道光給他的任務，怕也是異想天開，因為「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這應該也同林大人的命運一樣。用一句前一陣子時髦的電視台詞就是「臣妾辦不到啊」。

當時的英國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對此琦善是有清醒認識的，因為他在天津是看見過那「船堅炮利」的陣仗，所以「議和」是他心中的根本，這也同此時道光的「撫」策相合。但是，英人的開價實在超出了他的預期。

琦善最大的罪名就是所謂「私割香港」，這個早就被人證明是不實之辭，在此就不冗述了。畢竟他是超出許可權，答應選個如澳門一樣的地方「寄寓泊船」，結果被英人利用，從這點來說，儘管不是他的初衷，但他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在國人眼中，主戰就是堅貞不屈，就是維護國家利益；而主和就是妥協投降，就是賣國求榮。這是融入血液的觀念，特別是在宋時尤為突出。一說岳飛主戰便一片地讚頌；一說秦檜主和就萬世不恥。沒人對一味喊打的翁同龢說個不是，只有對避戰求和的李鴻章連天漫罵。至於結果，那不是人們所關心的。所以，這琦善主和當然是要背上「賣國」的罪名了，哪怕他是按照皇帝旨意辦事。

琦善在禁煙這一事件中的結局比林則徐還要慘，他是不僅被革其職，還被鎖拿進京，收監審訊。不過後來很快又被啟用。這大概是皇帝也意識到，琦善實際上是替他頂了雷，幹了他想做而不敢做之事的緣故吧。

我總是覺得，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不幹好事，一心想賣國的。但在我們以前所受的教育中，如秦檜，如李鴻章，也包括這琦善，他們似乎天生就是以賣國為已任，頭頂生瘡，腳下流膿，壞事做絕。他們是「賣國求榮」的一幫國賊。

如果仔細想想，這些人要「求榮」，要升官發財，似乎有些說不通，他們都是當朝一品大員，想陞官還能升到哪兒去？難道還想當皇帝不成？至於發財，這個也不成立，沒有一個能說求和後他們得到了多少好處。但這琦善的罪名中還真有這一條，叫作「賄和」

而我是不太相信這點的，想那琦善乃百年大族，經年不衰，自是富足。不可能為那幾座自鳴鐘、幾件洋玩意兒就去賣國，這也太小瞧了琦善吧。

台灣著名學者蔣廷黻先生對琦善有個評價，他認為：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

這應該是我看見迄今為止對琦善最高的評價了，準確與否不得而知，但的確是顛覆了以前我們對此人的固有印象。依我的看法，這個評價有點高了，他只是對外來勢力入侵的嚴重性看得比較透，這其中是否有畏葸之情我吃不準，但他敢於置「天朝上國」的觀念於不顧，說真話，而不是一味地對上欺飾，這點是應該肯定的。

總體來說，他是一個有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卻未能突破封建傳統智識藩籬的滿清貴族；是一個有眼光，有想法，卻無法擺脫傳統的務實舊官僚。復出後他也沒有對中國的變革做出任何有益之事，就這點來說，他當時的議和，也可以看作是避戰，也許就是一種苟安，而國體之損那就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於事無補。

我無意在此為琦善作什麼翻案文章，但將他作為林則徐的反襯，將「賣國」這樣潑天的大罪加在他身上，的確是有點冤枉他了。因為，實在是找不到他為何要將對他世代恩寵有加的泱泱大清，賣給一個連地處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蠻夷」？

可以設想，大清國如果一直重用如林則徐、關天培、陳化成這樣的主戰派，是否就能把天朝之夢繼續地做下呢？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覺得，林則徐被罷免對他本人來說實際上是幸事，讓他落得個「民族英雄」之稱號；倘若讓他一直在廣東，或者主持全國戰事，那結果會是如何呢？也許會被冠以「誤國害民」的帽子吧。儘管我知道這個斷言很是刺耳。從這個角度上說，琦善不背黑鍋誰背，難不成讓皇帝來背嗎？按此邏輯推論，他成為「賣國賊」也就成為了必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