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謠言，為何我們總是容易「感情用事」？
原標題：面對謠言，為何我們總是容易「感情用事」？
來源：The Guardian等
作者：William Davies
編譯：Lena(實習生)
編輯：羅布君
圖源：視覺中國&網路
在西方某些國家，民粹主義動蕩、病毒式的恐慌、專家和權威遭受質疑:在數字時代，本能和情感已經超越了事實和理性——情感能帶領我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嗎?
按:2018年，知名在線英文詞典網站Dictionary.com發布的年度辭彙為「誤傳」（misinformation）。它常被與「誤導」（disinformation）所混淆。「誤導」是指「故意操縱、篡改事實，宣傳或傳播讓人誤解或帶有偏見的信息」，而如果人們相信這些信息並且去分享，那麼就是「誤傳」。歸根結底，二者的區別在與意圖。
前幾天，國內外社交媒體上出現一則「法國記者在黃背心運動中，蹲在小火堆前將其拍成大火」的傳言，在推特和微博均有上萬轉發，還有不少網友感嘆「媒體就是會誇張」、「記者要有良心啊」。
然而，12月15日，法新社闢謠帳號AFPFactCheck經查證稱「兩張照片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拍攝的」，並給出了相應證據。
法新社闢謠「法國記者蹲在小火堆前拍出凱旋門大火燃燒」。此前，造謠的推文曾被轉發超過35000次。
兩張起火的照片被隨意拼湊，就能編造出一條能唬住無數網民的假新聞。被法新社公然「打臉」後，眾人啞然失笑：又被忽悠了。
作為總被當槍使，再也不知道該相信誰的網民，你可能會疑慮：為什麼即便學歷、智商、新聞素養再高，經歷了多少次被「忽悠」的經歷，還是無法避免被假新聞帶偏？傳媒研究（xjbcmyj）參考威廉姆·戴維斯（William Davies）的文章對此問題進行了綜合編譯。
誰向大眾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2017年11月的第一天，倫敦警方接到牛津馬戲團附近的報警，聲稱「有恐怖襲擊事件」。網上有報道說聽到了開槍的聲音，並且充斥著人群逃離該地區的照片和視頻，甚至在疏散的過程中發生了踩踏事故。在一片恐慌中，人們不知道威脅來自於何處，也不確定後續的發展。
恐慌蔓延後，完全不知發生何事的倫敦市民從商店和地鐵站里狂奔出來。
整個事件在社交媒體上被實時發布、分享和討論。警方試圖在推特上平息恐慌，但太多誇張的描述和驚恐的聲音完全掩蓋了他們的努力。極右派激進分子湯米?羅賓遜(Tommy Robinson)在推特上表示，「這可能是倫敦又一次聖戰襲擊」。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也發推稱「一輛卡車停在牛津街人行道上」，並以此為依據推斷，在「卡車撞到行人後，武裝警察包圍了馬戲場」。
這些媒體與其說是在報道事實，不如說是在傳播公眾對事件的關注和恐慌情緒。經過調查，警方發布通報稱，尚未找到任何嫌疑人的蹤跡、開槍或傷亡的證據。倫敦地鐵管理局也發表推文，地鐵站已重新開放，列車運行正常。沒有槍支，也沒有恐怖分子。
這場烏龍，源於許多市民都目睹的一起暴力事件：兩名男性在高峰時段擁擠的站台上鬥毆。雖然沒有任何開槍的跡象，但這場混戰足以導致人群在驚慌中突然撤退，繼而形成了一股迅速移動的浪潮。鑒於倫敦去年曾發生過恐怖襲擊，也不難理解在這樣狹小的空間里，恐慌是如何蔓延的。
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不太可能去懷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是真相，因為在需要快速反應的情況下，本能佔據了主導地位。在數字時代，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大眾對「硬知識」的漏洞，很容易被謠言、臆想和猜測所填補、扭曲和誇大。某種程度上，對暴力的恐懼就像真正的暴力一樣具有破壞性，一旦蔓延開來，就很難平息。
不僅是恐懼，還有興奮、憤怒、悲傷、委屈……一切爆發迅速且強烈的情緒，都是容易被誤導的。我們如今所生活的時代，往往把反應速度看得比謹慎的思考更為重要。微博、直播、新聞速報等實時媒體確實給大眾接收信息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導致我們不可避免地更加相信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證據。
情感（Feeling）是我們自我定位的方式，它提醒著我們什麼是「人性」。我們感受痛苦、同情和愛的能力是關心彼此的基礎。但牛津馬戲團事件所引發的恐慌告訴我們，本能並不總是可靠的，因為感覺的即時性很可能會誤導我們，引發過度反應。有心之人正是利用這種本能，說服我們相信一些多加思考便能識破的謊言。
而其中，有些情感會轉化成非常巨大的政治力量，比如懷舊、怨恨、憤怒和恐懼。特朗普選舉獲勝、英國脫歐運動以及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浪潮所反映出的民粹主義崛起，就被廣泛地質疑利用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詆毀專業知識，從而達到政治目的。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我們需要搞清楚為什麼人們輕易地拋棄了理性，而依賴情緒。
當地時間2017年6月3日，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4個多月後，美國多地舉行「為真相遊行」的示威活動，要求對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事件進行調查。
以經濟領域為例，GDP曾被當作經濟進步的唯一客觀指標，但這個專業概念實際上掩蓋了許多社會內在問題。在美國，自70年代以來，有一半人口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收入增長，這使得專家所稱的「經濟增長」成了一個謊言。歐洲和美國失業率下降，但無法掩蓋更多的人因傷病和疲憊而被勞動市場所淘汰，或只能做比過去低微得多的工作。
人們感覺被「理性」所矇騙了。如此，社會各方面的「不公」被視作一種信念和道德力量，漸漸成為普通人看待問題的基本方式。網民們寧願相信編造的謊言和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引導，也不願意相信專家和官方機構的說法。這進一步證明了，在實時新聞和諸多社會問題所帶來的迅速且強烈情緒面前，專業和權威的公信力面臨著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後真相」(post-truth)和「部落主義」(tribalism)。所謂「後真相」，標誌著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指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使其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時代，信息的價值越來越體現在其傳播力和影響力，而非客觀性和真實性。就像特朗普的口頭禪「很多人說…」（Many people say），具體有多少人說過，說的是否可信變得不再重要，關鍵在於是否能將這種情緒和信念傳達給聽眾。這也是為什麼對Twitter的研究表明「情緒化的謠言往往比事實傳播得更快」。
要探究「後真相」出現的原因，我們必須要回顧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現代世界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區別之上，：精神與身體之間的區別，以及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區別。然而，19世紀末，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興起揭示了我們的思想是如何受到神經衝動的影響，使大腦（brain）所傳達的生理情緒超越了理智（mind），成為我們理解自己的主要方式。同時，非國家組織(如伊斯蘭國)、非軍事手段衝突(如網路戰)等新暴力形式接連出現。
這些變化，使人們曾經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崩塌了。它導致我們在和平年代也時刻處於緊張的狀態，個人和政府不斷提高警覺，越來越多地依靠本能反應而非事實。
人們對實時信息的追求，同樣來源於戰爭。或許你不敢相信，正是現代戰爭期間對於信息獲取速度、預測潛在威脅和即時決策的需求，推動了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誕生（1969年，網際網路的前身ARPA「阿帕網」在美國國防部的協定下，首先用于軍事連接）這樣看，互聯網作為一種處理信息的新方式，強調的是「快速反饋」，它從最初就與以「理性和專業知識」為標誌的科學理想有了偏差。
「阿帕網」是美國國防部於 1968 年開始組建的內網，當時主要為了抵禦前蘇聯核打擊，現在被認為是互聯網的雛形。圖為阿帕網實驗室。
可以說，專業知識教會我們真理，而數字媒體則讓我們對世界有更高的敏感度。專家們負責提供事實，而谷歌和推特負責提供熱搜趨勢。在這個時代，「戰爭精神」已經通過互聯網滲透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它讓我們對日益緊張的世界局勢更加敏感，也讓我們對原本的安寧感到不安。
這種不安感類似於「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當人們長期處於緊張對立的狀態時（如戰爭、校園暴力等），警覺和迅速反抗已經入侵了潛意識。同樣地，如果受眾長期接收未經檢驗的碎片化信息、強烈且直接的情緒刺激，那麼「不安」也將成為我們的本能。
「真相」與「後真相」的區別不在於真或假，而在於事實先於立場，還是立場先於事實。法國記者拍火堆的謠言被放出時，人們處理信息的方式不是「探究」而是本能地做出「反應」。他們會覺得好笑、氣憤或者無奈，會表達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尋找照片的來源、對比異同。
當地時間2018年11月27日，英國倫敦，示威者頭戴「扎克伯格」人偶，抗議Facebook網路假新聞事件。
如今，當我們謠言所蒙蔽，終於發現理性的缺失時，常會歌頌科學先驅頑強的意志、冷靜的頭腦和追求真理的勇氣。但在這個精密機器和人工智慧幾乎無所不能的時代，我們要有另一種理想：或許科學的魅力並不在於多麼聰慧，而在於它的謹慎。我們通過媒體看待世界時，需要的不是更高的智商和更快的反應，而是放慢接收信息的速度，耐心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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