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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合伙人》:不只是揭露民族劣根性

《印度合伙人》:不只是揭露民族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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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影往往載歌載舞,同時又強調社會現實。

參考消息網12月20日報道印度電影向來載歌載舞,以其脈絡清晰、戲劇性衝突強烈和節奏明快等特點深受大眾喜愛,尤其近年來,印度電影的種類層出不窮,不再是原先的單一形態。從《三傻大鬧寶萊塢》《我的個神啊》《誤殺瞞天記》《摔跤吧!爸爸》等電影中,觀眾在面對歡樂、驚險場面的同時,感受到更多的是影片背後的社會現實,有些甚至衝破了局限和禁忌,提出了質疑和批判。

《印度合伙人》這部影片有另一譯名:《護墊俠》,明顯是個模仿「漫威」英雄的生造詞,有神化之意;而前者又呼應《中國合伙人》,有迎合之意。

根據印度真實事件改編

電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印度,因為關稅問題,衛生巾成為奢侈品,而女性的經期衛生問題也不由得從底層浮上水面。男主角拉克希米為改善這種情況,為妻子製作價廉的衛生巾而招致村人排斥,遠走他鄉。但他憑藉鑽研精神,自己開發機器,從而生產物美價廉的衛生巾,最終贏得合伙人青睞,更獲得社會認同和尊崇。

《印度合伙人》:不只是揭露民族劣根性

拉克希米的原型是阿魯納恰拉姆,自製衛生巾製造機。

故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拉克希米的原型是阿魯納恰拉姆,他曾獲得印度總統親自頒發的國家創意大獎,還曾入選《時代》雜誌2014年度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如今,已經有超過110個國家和地區開始引進他設計的衛生巾製造機,大部分是肯亞、奈及利亞、模里西斯、菲律賓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他在1994年發現妻子在經期使用的竟然是他連「擦自行車都不會使用」的臟毛巾時,被徹底震驚。55盧比一包的衛生巾(10盧布約合0.9元人民幣——本網注),在當時的印度可以買好多食物,可供貧窮家庭維繫一周生計,用於女人月事想當然是一種奢靡舉動。電影中,女人的經期成為整個村裡人羞於啟齒、甚至被認為是對神靈有所褻瀆之事,上不得檯面,連那塊臟毛巾晾曬時也是遮遮掩掩,見不得陽光。

女性地位在印度社會的卑微和渺小,這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征服整個印度後。在這個國家不僅建立等級分明的種姓制度,還將崇尚武力、傳承父權文化及鼓吹男尊女卑的觀念深植整個社會。

巧合的是,這些侵略國在男尊女卑的觀念上大同小異,加上印度的宗教文化、農業大國等因素,最初的母系社會都轉為父系社會,導致女性地位極低,屢受強暴、歧視。很多印度女性唯有寄託婚姻來轉變人生,但往往陷入深淵。

小人物奮力挑戰民族劣根性

拉克希米的護妻行為,表現在不做出合格、優質的衛生巾誓不罷休的舉措上。

他「製造衛生巾」的行為導致村民和家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作祟,最終被迫背井離鄉,跑去大城市(印度首都新德里)尋找機會。他在教授家接觸到互聯網,並了解衛生巾生產程序和機械原理,以低成本自製機器來實現產品高性價比。這種軸勁,看似不可理喻,但相較於科技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這種原始化的人力研製、生產、營銷的笨辦法,讓觀眾看到貧窮對抗富裕、創新對抗陳腐、實幹對抗愚昧、人性對抗科技的一系列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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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女性地位卑微渺小。

關鍵是在同一個國度,受到文化熏陶的階級(新德里的人民)首先對這樣的人做出讓步和認同,繼而感化另一個階級(村民)的思想——可以說,拉克希米之舉提升了婦女生理衛生安全,更改變了她們以往囿於傳統觀念,而對性常識的錯誤理解。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拉克希米旨在給全國女性提升身體健康和就業機會,不惜開放專利權,並實地走訪600多個村鎮,建廠帶動生產和就業,這種對利字當頭嗤之以鼻、秉持初心的作法,讓他贏得了尊重。

影片最後,他受邀前往紐約TED演講(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TED大會宗旨是「傳播一切值得傳播的創意」——本網注),用拉氏英語向美國人講述這段經歷,笑中含淚,令人動容。

商業化結局削弱反思深邃性

拉克希米在成功前後的遭遇可謂陰陽兩極,人們最終趨於輿論和利益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而導演用到這種簡明易懂的戲劇化差異,實際上削弱了傳記影片的藝術性表達,使得人物對社會的兩極化反映呈現得過於籠統,缺乏反思的深邃性。尤其是「合伙人」這個概念,明明可以打破,卻困於追求一個「有始有終」的圓滿訴求,而拋掉了男主人公內心深處早被現代化文明熏染的一部分,降回到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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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未能與「伯樂」在一起,削弱了思想深邃度。

影片中身為「伯樂」的帕麗,早已和拉克希米站在同一陣營,可謂志同道合,但卻囿於拉克希米已婚身份,最終離他而去——這樣的價值觀完全是趨於導演一味強調商業化電影模式、符合大部分傳統觀眾口味而強加上去,與現實中阿魯納恰拉姆的經歷有所出入。

印度從以前只有12%的女性用得起衛生巾,到現在近乎百分百的女性用得起衛生巾,中間只隔了一個拉克希米。它讓觀眾看到的是,打破舊有觀念的唯一標準是:窮則思變,也讓更多人得以反思,貧窮帶來的商機和利益背後,埋藏了多少社會劣根性。就像印度籍經濟學教授阿比吉特·班納吉和法國籍經濟學教授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最後所說:「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和體制改革,我們不想作過多評論,但也不會忽略這項事業所暗藏的邏輯:小的變化可以帶來大的影響。」(文/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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