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尼采學撒謊

相關閱讀

跟著尼采學撒謊

楊不風

《薔薇花與十字架》書摘

一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界有過一場尼采熱，當時尼采成為追求個性解放、欲圖衝決羅網的一代青年的偶像。時過境遷，今日高居講壇者宣揚的尼采卻不再是一個激進的、破壞的、求新的、將人生作為藝術品來塑造的悲劇詩人，不再是拿著鎚子重估一切價值的哲學狂人，搖身一變，他反成了古典文化的捍衛者和訓導家。如今，人們不再談論尼採的瘋癲，而說道起尼采源自古典德性的高貴。

這一轉變的肇始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青年導師劉小楓先生的一輪巡迴演講《尼採的微言大義》（點擊藍字閱讀或點擊本頁開頭的相關閱讀）。在幾場相繼在多所著名大學舉行的演講中，劉先生提到尼采具有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精神，認為人生存於根本的虛無與混亂之上。在《悲劇的誕生》中，他借狄俄尼索斯的伴侶西倫之口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對人而言，「最好的是不要出生，不要存在，成為虛無，次好的是——立刻死去」。但面對虛無，尼采仍舊鼓吹創造的超人，故而他的虛無主義乃是高貴的、強者的虛無主義。尼采以哲人的痛徹明知創造的無意義卻仍做如此呼喊，這是一種高貴的謊言。劉先生縱論至此話鋒一轉，聲稱尼采高貴的謊言並不僅表現在面對虛無主義的態度上，更在哲人與人民的關係上：哲人知道人天生稟賦有別，大眾不會追求真理，所以要用渾話、胡話、神話來讓大眾清楚人高低有別卻又安分守己，古代的哲人和宗教聖人都用這樣一套高貴的謊言讓民眾相信自然自有其等級秩序，相反，現代知識分子卻顛覆了自然秩序，投民眾之所好，販賣自由、平等、民主之類的啟蒙話語，這些統統是頹廢的謊言。據此，劉先生宣稱，尼採的超人哲學表面上宣揚自由創造與生命意志，是將啟蒙理性推到極端，其實是一副啟蒙的面具，誰相信尼采這套謊話誰就中了他的毒藥。

劉先生引用尼採的話譏諷那些操著各類現代性話語的知識人如同市場上叫賣的小販，可他自己實在像極了一位攜新專輯搞巡迴演唱的偶像歌星。時隔四年，他又發起另一場關於柏拉圖的巡迴演講，順帶捎上了不久前出版的譯作《柏拉圖的「會飲」》。從現代的尼採到古代的柏拉圖，劉先生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但這個轉彎又理所當然，因為他正式將尼采劃入從柏拉圖到馬基雅維利等一干從事隱微書寫的哲人譜系中。據說，這些哲人都在說高貴的謊言，而謊言中包含著相同的真理，謊言說給大眾，真理則只說給那些稀罕的耳朵，他們秉性高貴，屬於柏拉圖所說的金銀屬性之人。不過要真正一窺真理之堂奧，就得按著劉先生傳授的這一西方精神史的隱微脈絡鑽研西方古典傳統。事實上，只有高貴之人才能沉潛得進浩瀚古卷，也只有擁有古典教養之人才是真正的高貴之人。面對無數慕名而來的青年學生，先生大手一揮：讀古書吧！好像偶像歌星帶來新的流行一樣，此後他與甘陽引領的古典政治哲學掀起熱潮，成為一時顯學。此後數年，所謂的古典教養又被定位為古典語文學，幾所高校相繼成立相關教育機構，繼而呼籲將古典學設立為大學一級學科，統攝中國與西方的古典思想研究。

尼采這個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就成為古典學教授的天縱之才自然而然成為這套古典教誨的最佳代言人之一。劉先生不時援引尼采，告訴人們閱讀古代著作不能把他們當成故紙堆中的死材料，而是要復活古典德性。先生的徒子徒孫們也齊聲響應，有人聲稱尼采和他所痛批的柏拉圖是一樣的古典政治哲人，有人說《悲劇的誕生》根本與人生美學無關，它當時作為一部古典語文學著作誕生，本就是要向人民傳授古典文教的真知。一本接一本討論尼采與古典傳統關係的論文集也被編輯出版。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至此，尼採的面容發生了徹底轉變，或者按先生及其弟子們的說法，這，才是他的真實面孔，從魯迅到80年代的知識青年不過是上了當的傻瓜。

二

這套藉助尼采宣揚的古典文教卻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青年們學習古典德性又到底要成為怎樣一個高貴之人呢？搞古典語文學是要做一個文質彬彬、信而好古、以古典文本為純粹興趣的雅士嗎？既然尼采是導師們的一塊招牌，那至少也可以通過勘察尼采本人的思想來一探就裡。仍舊以《悲劇的誕生》為例，這確實是尼采任巴塞爾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時寫就，並且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研究者為對象。但此書出版之後卻完全不被古典學界接受，反受到嚴厲批評，最猛烈也最著名的攻擊來自小尼采四歲、日後成為古典學一代宗師的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悲劇的誕生》問世後不久，他出版了一冊名為《未來的古典學》的書評，在書評中他嚴重質疑尼採的專業水準，旁徵博引證明尼采不懂荷馬，誤讀歐里庇得斯，乃至對古希臘悲劇根本一竅不通，指責尼采不是作為學術研究者，而是像個做白日夢的教授一樣去處理古希臘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最後，他要求尼采辭去古典學教職。許多年後尼采聲名鵲起，維拉莫維茨回憶往事，並不後悔當初的言辭，又做了一段廣為引用的評語：「他確實如我所要求的那樣放棄了教職和學術，變成一名先知，為了一種非宗教的宗教和非哲學的哲學。」——在古典學宗師眼中，尼采作為一個古典學家便是如此。

既然尼采不入西方古典語文學正宗，所謂古典文教到底是怎麼回事？導師們早就清楚這一點，所以從沒把維拉莫維茨的評價放在眼裡，在他們看來，維氏不過一個專業學究，完全不懂天才對古希臘精神的活學活用。雖然維氏是引介西方古典學無法繞過的重鎮，但顯然不受重視，看看他被譯成中文的名著《古典學的歷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如何慘不忍睹即知。此書雖然同樣列入劉小楓先生主持的譯叢，卻早有識家指出翻譯錯漏百出。大大小小的導師們毫無忌諱地扯起古典語文學的大旗，可他們從未正視西方數百年的古典學研究正統，他們口中的古典學也和嚴謹的學術研究無關。在某次建設中國古典西學研究的會議上，劉先生已經明說：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學研究，而且，這是中國崛起的配套設施。於是大家知道，從古典政治哲學到所謂古典語文學，自始至終都跟政治有關，古典文教說到底是政治教育。

讓人不解的是，埋首故紙堆與政治有何關係，又如何能增強國力。還是回到《悲劇的誕生》，義大利當代學者多米尼克·洛蘇爾多（Domenico Losurdo）倒確實在這本書中看到了與時代政治的牽連。他的《尼采：精英的反叛——一部思想傳記與批判性回顧》（Nietzsche, der Aristokratische Rebell）開篇即重論此書。他看到，在尼采對古希臘悲劇的解釋中蘊含著對19世紀末政治現狀的反思。《悲劇的誕生》在論述了古希臘悲劇源於酒神精神和夢神精神的結合之後，將蘇格拉底哲學擺在了悲劇的對立面，尼采將其界定為歌劇文化，它抒情詠嘆、田園牧歌，一副樂天派，亞歷山大時期希臘文化的明亮風格源於它，基督教教堂音樂中的天堂勝景源於它，近代歌劇的甜蜜幻象源於它，最終，社會主義運動也和它一脈相承，因為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樂土的遠景、大地上的幸福。這些都與悲劇精神背離，悲劇精神表現的是存在的原始、混亂、殘暴以及直面人生苦難、從不幻想將其擺脫的強韌的悲觀主義，只有在此基礎上，古希臘才成長出如此茁壯強勁的文化。洛蘇爾多強調，尼採的這種審美判斷與他的政治認識緊密結合，在《悲劇的誕生》出版同年所做的演講《關於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中，尼采說：「古希臘文化建立在少數階層針對四五倍多的非自由人的統治關係之上。」

面對當時尚存的奴隸制，尼采也表達了他的態度。19世紀是自由、民主和人權等觀念廣為傳播的時代，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此起彼伏，尼采稱這些為新的奴隸造反，是毀滅文化的可怕威脅。尼采求學時期舉世關注的另一件事是美國南北戰爭，當時奴隸制與古典文化的關係是西方學界的公開話題。1848年法國學者亨利·瓦龍（Henri Wallon）出版了《古代奴隸制史》（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在前言中他提到法國殖民地那些反對廢除奴隸制的游擊隊員將古代作為自己立場的支撐，而此書再版時尼采正在巴塞爾大學教授古典語文學。在美國南部，希臘文與拉丁文經典也一直是當地大學教育的核心，奴隸制最著名的理論家約翰·C. 卡爾霍思（John C. Calhoun）則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他找到一個懂得希臘文法的黑人，他才會承認，黑人是人，並且必須作為人來對待。」而尼采學術研究的第一個對象、古希臘詩人忒奧格尼斯（Theognis）蔑視奴隸的詩句常常被他引用，尤其是「奴隸生不出自由的兒子」和「壞胚生不出好種」，圍繞忒奧格尼斯的古代奴隸主精英制研究也恰好貫穿整個南北戰爭時期，後來他在解釋忒奧格尼斯的詩歌時還將古希臘文「kakos」（壞）一詞同時翻譯為拉丁文的「malus」（壞）和「niger」（黑色）。尼采對南北戰爭的態度更明確地表現在他1863年3月所做的關於北美徳裔移民教會狀況的演講上，在那裡他對1848年革命失敗後流亡北美、彼時正通過紙筆為廢除奴隸制鼓與吹的德國民主派大加嘲諷。

劉先生對尼採的解釋始終強調他對現代性的批判，強調天性的等級差別，他雖不至於公開鼓吹某種新的社會等級制，但想必和尼采一樣對奴隸制心有戚戚。而且他和大大小小的導師們樹立起一個判定天性高低的滑稽準則：跟著我們一起讀古典，你將具備高貴的德性，成為國家的精英，否則就是愚頑之輩。他們哀嘆在人人平等的現代社會，高貴與低賤的差別被抹平，高貴者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如果說在西方歷史上只有貴族才享受古典教育，他們希望這個等式翻轉過來也能成立。在導師們巨大的號召力下，志存高遠、不甘平庸的知識青年們蜂擁而至，在得到別人的承認之前，他們首先要通過集結成一個共同站在古典教養旗號下的群體來確認自身的高貴與不凡。

但高貴的地位顯然是沒法通過自我確認獲得的，導師們必須進一步傳授飛黃騰達的法門，那就是獻身於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因為據導師們說，研究經典著作能夠「於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瞭然於胸中」，由此成為國家崛起、文化復興時代的棟樑之才，為中國爭取世界文明的話語權。尼採的思想也恰恰激勵了無數德國知識青年走上類似道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段思想史上的公案：尼采之妹伊莉莎白將其遺稿肆意刪削篡改，編為一部《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為希特勒大加推崇。戰後無數思想家和學者都試圖將尼采從這個歷史泥潭中拯救出來，《權力意志》通過考證被判定為偽書，徳勒茲、福柯、巴塔耶等後現代思想家和尼采批判研究版全集主編喬吉奧·科利（Giorgio Colli）、馬志諾·蒙梯納里（Mazzino Montinari）等資深學者則將他與納粹意識形態相近的言論稱為「無辜的隱喻」。那位義大利學者卻不同意，他重讀伊莉莎白編輯的《權力意志》，將之與尼采原稿對比後，發現其計謀不是將乃兄種族主義化，反而是將許多太過刺激、殘忍的反猶言論凈化，以呈現一個好歐洲人形象。他還檢閱希特勒與納粹理論家羅森貝格的日記和講話，尋找對尼採的引用以及和尼采相似的言論，發現他們接受了尼采對虛無主義的批判，將虛無主義視為奴隸反抗貴族文化、追求自由的暴動，尤其認為保羅奠定的所謂猶太化賤民基督教是虛無主義災難的真正開端。這與尼采著名的論斷「基督教、法國大革命與社會主義是奴隸起義的三個階段」正相應和。尼采自然不可與納粹等同，但相比於納粹視不同民族高低有別的「橫向種族主義」，洛蘇爾多稱其思想為一種「縱向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高低有別。他雖然略表人道地說古代奴隸的生活遠遠好過現代產業工人的悲慘境遇，但最終目的是要靠奴隸制將貴族從繁重的勞作中解脫出來，好讓他們投身文化創造。

除了納粹對尼採的直接接受，20世紀30年代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都深受其影響，卡爾·洛維特在他的回憶錄《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中記述了當時的精神氛圍。一方面知識分子們在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書帶來的巨大震動下驚嘆尼采對於歐洲文化衰落的先知，另一方面當納粹運動到來時他們又歡呼魏瑪民國時期自由主義的頹廢時光將一去不返，歡呼德意志高貴文化的重建指日可待。在尼采「上帝已死」的斷言之後，有人相信對德意志不可分析、簡單樸素的信仰將替代基督教宣告新的彌賽亞，這將成為對虛無主義的真正克服。

三

縱觀劉小楓先生從十年前的尼采講座到今日推動中國古典學研究帶來的思想界潮流變遷，隱隱與尼采思想接受史的運動軌跡相合。他不時念叨高貴謊言、微言大義，顯得自己深得其中三昧。十年前他在講座中還聲稱哲人不操心人民、國家和民族，只關心自己善好的生活，今日的古典教育卻據說成為人民強大、國家崛起、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要務。他一邊說尼采是個絕對的虛無主義者，面對生存的虛無、混亂和黑暗奮身於文化創造不過是高貴的謊言，一邊又教導青年崇拜者們從古代典籍中去尋覓效力於國家民族的道術，彷彿如此就能確立自己的高貴。哪一句是真話哪一句是謊言，不禁讓人覺得矛盾重重。

納粹時期尼采思想的效果史事實上已經解釋了這一矛盾。當從18世紀以來就以希臘精神傳人自居的德國知識分子們認為納粹運動是要建立古希臘那樣輝煌的文化時，洞悉尼采思想、後來著有《尼採的相同者之永恆輪迴哲學》的洛維特卻在上述回憶錄中說，納粹其實是小中產市民的運動，是一個普羅化的中產階級的暴動，所以根本不是中產市民時代的終結，而是中產市民階層的庸俗化，其實現的手段為一種民粹的獨裁。自以為是對虛無、平庸、頹廢的現代市民社會之克服的納粹運動不過是在延續同樣的虛無主義邏輯，海德格爾在戰後同樣說納粹是虛無主義的政治形式。按照尼採的解釋框架，納粹不過是狂妄地要將國家、民族作為一件最大的藝術品來加以塑造，當天上地下其他一切意義都煙消雲散之後，國家、民族成為唯一真實的意義或者說所謂高貴的價值凝聚體，但在一切都是虛無的前提下，這不過是最大的謊言。這個謊言也不是說給什麼稀罕的耳朵聽，反倒讓狂熱的市民階層和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們熱血沸騰。尼采不會說這麼蹩腳的謊言，納粹拙劣地模仿了他，並很快破產。如今劉先生和一干導師們還學著尼采撒謊，豈不更等而下之？自以為將苦澀的真理獨吞說出的是高貴的謊言，但那真理不過是認定徹底的虛無，在虛無之上，唯有借謊言惶惶終日。

（老蟬按：怎麼我覺得這篇文章到是為劉小楓的觀點做了腳註呢？）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