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貞觀之治」，也只是餓不死罷了

文史 12-21

問：「康乾盛世」不能算盛世，那「貞觀之治」呢？

文 | 諶旭彬

很遺憾，所謂的「貞觀之治」，也只是一個餓不死的「盛世」。

按唐代的戶籍制度，民眾有「課戶」和「不課戶」兩類。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擔賦役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後者主要指享有免賦役特權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飽吃好自然不成問題，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財產，也不會隨隨便便就被餓死。

所以，「貞觀之治」能否算作「盛世」，主要得看那些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活得怎麼樣。

這方面，學術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比如，晏金銘的考據結論是，貞觀民眾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給朝廷：

「一家『課戶』，如能擁有耕地五十畝，全年生產糧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須無償地將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貢納給國家，占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強，再加上各種雜徭、附加等稅，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這是就正常年景而說的，如遇水旱蟲蝗等自然災害，糧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於那些『受田』二三十畝乃至十畝五畝的貧下戶，……他們的賦役負擔，則不是全年糧食生產收入的百分二十幾，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這樣苛重的賦役剝削，顯然遠遠地超過了農民的實際負擔能力。……貞觀年間『課戶』的負擔竟高達全年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難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說了。」

另一位學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數據，且認為餘糧只夠民眾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和最簡單的再生產需求：

「貞觀時期……寬鄉農民受田百畝，如都種糧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這百石的收穫物，約有四分之一要交給國家。……以一家五口計算，歲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糧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大致可維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購置炊具、農具、送往迎來和養生送死等費用。這只是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維持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若遇豐稔，其境況可能要好一點；如遇凶歉，則境況還要差些。受田三十畝的狹鄉農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除去租調，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糧的生活了。」

亦即：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百姓終於過上了餓不死的日子。當然，較之隋末亂世遍地餓殍，已經好了很多。

學者韓國磐通過研究敦煌和吐魯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結論：

「天寶時的農民生活，並不像舊史所渲染的那樣美滿，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物價資料的探討，好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差的必至破產流亡。所謂『開元盛世』尚且如此……」

亦即：這種餓不死的日子，自「貞觀之治」一直延續到了「開元盛世」。

台灣學者吳章銓的研究結論，也與上述三位基本相同：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餘畝，可以養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飢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產力好，那就寬裕些，如果是貧瘠田，就很難支持。」

其實，貞觀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只是一個餓不死的盛世。

貞觀四年，李世民「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襤褸」，很多窮人連衣服都穿不起。

貞觀五年，李世民擬修造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上奏，批評朝廷賦役繁重，沉痛說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

大意是：陛下修築九成宮，把徵兵役後剩餘的民間壯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個人去服役，全家生計就要陷入困頓。服兵役要自己準備器具，服徭役要自己準備糧食，舉全家之力，也沒法置辦齊備。

貞觀六年，李世民心癢難耐想要去泰山封禪，魏徵勸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從伊水和洛水往東，一直到泰山、東海，「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遠不是什麼「盛世」景象。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往懷州遊獵。有人上奏，批評朝廷長期勒令「山東眾丁」營造宮苑，還說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時」，可與暴隋相比，懷州、洛陽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對著侍臣發怒，說這種批評是在詆毀君王，「有似咒詛」，與詛咒一個性質。

同年，還有侍御史馬周上奏說，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徵發徭役卻不遑多讓，「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來，「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我下基層調查，底層百姓對朝廷怨聲載道，認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死活。

貞觀十三年，李世民執意發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飛芻挽栗，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百姓或死於徭役，或為逃避徭役而成為流民，總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這一年，魏徵上奏批評李世民的愛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終，「頃年以來，天下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盡，關中百姓尤其慘，「脫因水旱，谷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災，作物歉收，吃不上飯，恐怕會有人起來造反。

也是在這一年，史書記載，「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飢，人相食」。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監竇德素，詢問為什麼又在修太極宮北門。竇把二人的詢問上報給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對著房玄齡，高士廉大罵「關你屁事」（何預君事），此後，「朝臣都不論事」，眾人緘默不言。

貞觀十六年，李世民下發詔書：「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肢體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後，再有百姓膽敢弄斷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賦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賦役也不能因為殘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詔書里把民眾自殘手足歸咎於「隋末遺風」，當然純屬狡辯，如呂思勉所言：

「是時役苟不重，民安肯自傷殘？」

如果不是朝廷的賦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誰會狠得下心來自殘手足？如果不是民間自殘手足的現象已經很嚴重，李世民也不至於下這樣的詔書。

貞觀二十二年，李世民準備二次進攻高麗，徵發劍南道民眾造船，民眾欲用錢來代替勞役，結果「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賣房子賣田產賣兒女，也沒法繳足朝廷所定的役錢，只有外逃一途，民眾外逃，無人耕種，糧價隨之暴漲，社會遂陷入騷亂動蕩，同年，因不堪賦役，「眉、邛、雅三州」民眾起來造反。

貞觀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民生如此糟糕，在後世支撐起「貞觀盛世」這個概念的，其實只有李世民那些虛心接受但從不執行的納諫遊戲。

比如，貞觀四年，李世民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也是百姓不喜歡的。朕能夠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歡，朕一定順從他們的意願。」回頭他就下詔大興土木，要營建東都洛陽，結果被大臣張玄素一番毫不留情地擠兌後，暫時放棄。

到了第二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李世民，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不要修，他給戴胄升了官，然後將自己的洛陽宮修得極為奢華，如《資治通鑒》所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修築九成宮等事情上。

李世民的納諫，只是一種治術遊戲。他逢諫必納，還喜歡對進諫者大加賞賜，但他的行動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了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略言之，終貞觀之世，民眾始終處於一種餓不死、活不起的困頓境遇。而這，又與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的理念直接相關。

他的這種理念，是對自商鞅、韓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繼承。

商鞅的原話是——「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想要求學、經商；民眾有多餘的追求，對國家不是好事，是害國的「虱子」。要讓國家富有，就得讓民眾始終保持在貧困線上。

韓非子的原話是——「凡人之生性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人的本性，是財富充裕後就會想要別的東西，在生產上變得懶惰。君主再如何滿足民眾的慾望，也不能讓他們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樣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滿足，所以，滿足民眾的慾望，不是治國的正確路徑。

所謂的「貞觀之治」，實際上是一場典型的「外儒（形式主義的納諫）內法（將民眾困在飢餓線上）」遊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