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先鋒與旗幟 讀盧新華編著《張仃 中國藝術的驕傲》

編語：

2017年為紀念張仃百年誕辰，中國文聯和清華大學舉辦了紀念展和系列學術活動，並組成了以馮遠為主任，魯曉波、李功強為副主任的《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編輯委員會。該書由清華大學張仃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盧新華教授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該書出版發行後，得到社會各方的廣泛關注和評價，現摘編幾位具有代表性的專家學者的評論，順序刊載，以分享他們的閱讀感受，並再次向一代藝術大家張仃先生的藝術人生和傑出成就致以敬意。

《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

先鋒與旗幟

——讀盧新華編著《張仃 中國藝術的驕傲》

王魯湘

《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由清華大學張仃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盧新華教授編著，是在2005年4月9日發表於《文藝報》美術專刊第五、第六、第八版的《張仃——中國畫壇的驕傲》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內容，吸納近年來新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資料，並增加大量的圖片和作品而編著完成的。

正如杜大愷教授在「前言2」中所說：「字裡行間呈現出張仃一生的輝煌成就和傑出貢獻以及人格境界，洋溢著張仃先生的音容笑貌。」通過閱讀此書，我確實相信杜教授所說：「張仃先生沒有遠去，他依然活在我們中間。」

張仃一生經歷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時代，他豐富多彩的藝術創作活動與中國現代波瀾壯闊的革命史、中國現代藝術史、新中國藝術教育事業發展休戚相關，與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和中國現代美術重大事件的演進緊密相關。

正因為如此，寫張仃藝術傳記，同寫其他藝術家的傳記很大的不同，就是不能局限於瑣事，也不能僅僅記述他的師友關係和個人藝術風格的演化，也不能把重點放在他的個人感情生活和家庭故事，而是要把他放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把他的個人選擇同歷史機遇聯繫起來，一方面，看他如何選擇歷史，更重要的，是看歷史如何選擇他。因為，張仃是20世紀中國藝術界罕見的一位參與過許多大事件的藝術家。

基於這樣的判斷，《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就以20世紀中國文藝的歷史為經，以張仃的個人參與為緯，經緯縱橫，將張仃豐富多彩的藝術人生分成了八個章節；而每一個章節，又結合歷史大事件，用翔實的資料，在客觀敘述張仃個人參與的種種細節的同時，探討張仃的作用、角色和貢獻，從而令人信服地展現出張仃壯闊的人生與偉岸的人格。八個篇章，也是對張仃的八個歷史定位：

第一章

民族獨立的革命文藝先鋒

主要是通過張仃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漫畫創作，看他如何用藝術抵禦外辱，鞭笞黑暗，謳歌光明，把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走在民族獨立的戰鬥前線，成為那個年代的革命文藝先鋒。

熱河省朝陽與父母合影，左一張仃。1930年

青年時代的張仃

張仃作品 《收復失地》 1937年

第二章

延安時代的「摩登」藝術家

張仃投奔延安，一個熱血愛國文藝青年投身於革命熔爐，有一個痛苦而艱難的適應環境與改造自我的過程。他淡化了漫畫家的身份，把全部的藝術才華用來美化和提升邊區的文化環境，創立「延安工藝美術社」，擔任「文抗作傢俱樂部」主任，甚至還被推選為陝甘寧邊區美術家協會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年畫、宣傳畫、裝飾設計、舞台美術、展示設計等等各種實用美術設計。

「他活躍的藝術思想、出眾的才華、直爽的性格，激情四溢、富有挑戰而又特立獨行的個性，逐漸引起了延安的廣泛關注。」（P067）老實說，張仃的延安時期是很不好把握分寸的。他在延安是個藝術另類，不見容於魯藝，呆了不到一年就出走；他的藝術先鋒語言，生活做派，強烈的個性，尤其是對畢加索的推崇，對魯迅的頂禮膜拜，在延安確實有些水土不服。

《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沒有迴避這些，通過對當年張仃同事的採訪，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才高不羈、桀驁不馴、與眾不同、特立獨行的青年藝術家可愛、可敬的鮮活形象。同時，也用大量史實，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革命熔爐對張仃的改造，終於淬鍊出了一塊精鋼，讓他的藝術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確立了生活是藝術的源泉、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且終身奉行。

更主要的是，在延安誕生的這位「大美術家」和藝術活動家，註定要在未來的多種美術領域探索和耕耘，為新中國的「大美術」事業做出傑出貢獻。

張仃率抗日藝術宣傳隊到達榆林 1938年

張仃設計的延安作傢俱樂部及門匾 1941年

《東北畫報》社組成的文化接收班子（右一為張仃）

1948年

張仃設計東北畫報社徽 1947年

第三章

新中國國家形象的首席藝術設計家

我在上世紀90年代寫的《大山之子》長文中，首提「新中國首席形象設計師」一說，認為在1949—1959的十年期間，張仃用種種設計作品包裝了新中國，「時代精神、中國氣派、民族民間」的設計理念，貫穿於他各種「國字型大小」的重大設計之中。

「新中國國家形象的首席藝術設計家」的提法和定位更加準確。「新中國國家形象」，在《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中，主要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通過詳盡的史料鉤沉，令人信服地在有關這兩個徽志設計的各種爭議中，撥雲見日，將張仃作為首席藝術設計家的地位凸顯出來，還原了歷史的真相。

1950年國慶前夕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國旗（右一為張仃）

張仃設計：新中國開國郵票 1949年

張仃設計：全國政協政協會徽 1949年

張仃參與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1949-1950年

第四章

新中國展示藝術設計事業的開拓者

傑出的國際文化交流使者和藝術活動家

這是對張仃身份和角色的一個新穎但很重要的定位。從純美術的角度，過去一直忽視展示藝術設計的重要性，而這恰恰是張仃在延安8年，在新中國10年最主要的工作，是張仃在中外人士面前給延安帶來榮耀，在歐洲各國給中國帶來榮耀的重要藝術活動，是「大美術」，其重要性、複雜性、政治性、藝術性，甚至超過「小美術」，是一項綜合性的藝術工程。

更何況，在1950至1959年的十年中，張仃擔任總設計的一系列國字頭的大型展覽，不僅承載著打破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的經濟封鎖的重任，還承載著對外展示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各領域的發展成果和文化上的民族特色種種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使命，非同小可。

張仃以其高度的政治覺悟、淵博的學識、多方面的才華，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設計，得到了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的高度賞識和信任。

與此同時，在藝術家很少出國交流的特殊情況下，張仃也就扮演了一個傑出的國際文化交流使者和藝術活動家的角色，1956年在巴黎同畢加索的會見，成為中外藝術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51年在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中國館施工現場

與德方負責施工的藝術設計師塞爾曼先生研究方案

1956張仃與畢加索

1951年張仃設計的捷克布拉格國際博覽會中國館全景

第五章

中國畫變革發展的里程碑，民族文化自信的傑出代表

這一章主要是回顧1954年前後幾年，中國美術界呼應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變革的大時代話題而展開的中國畫問題大討論。在這一攸關中國畫命運的大討論中，張仃既是大討論的發起者之一，也是論戰的主要參與者。

並非偶然，當1954年討論白熱化，保守主義和虛無主義相持不下時，張仃從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調入中國畫系任黨總支書記，並任中國畫改革領導小組負責人，他促成了當年春天與李可染、羅銘江南水墨寫生的「大事件」，用實績回答了討論，既反對了虛無主義，也批評了保守主義；而他和李可染共同開啟的水墨寫生之路，對於新山水畫的創立和後來「金陵畫派」、「長安畫派」的寫生創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被吳冠中譽為「中國畫變革的里程碑」。

張仃50年代關於中國畫變革的言論和實踐，批判性的創造性的重建了民族文化自信。

中國畫 《三味書屋》 34x44CM 1954年

第六章

新中國美術教育的奠基人

中國藝術設計教育體系的開拓者和創建者

張仃從到延安魯迅文學藝術院任教開始，到參與東北解放區在瀋陽的魯迅文學藝術院的復校，直至新中國成立，受命接管「國立北平藝專」，成立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再到更名工藝美術系，創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他是新中國美術教育和藝術設計教育發展的見證者。

對於張仃與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關係，《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以大量的一手檔案和院史資料，從建校、復校、學科建設、師資培養、教材編寫、辦學方針等等方面，回顧了張仃嘔心瀝血、小心翼翼，呵護、扶植這株風暴中誕生的小苗如何長成參天大樹的過程。

身兼黨政和教學的雙重領導責任，張仃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如何踩著鋼絲帶領師生走過一個個險象環生的政治運動，該書有十分精彩的細節回憶，我特別欣賞這一段評價：「張仃作為院黨總支第一書記，他必須承擔深入貫徹執行黨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新的文藝方針、教育方針和思想路線的任務；張仃作為副院長和學院的學術舉旗人，他肩負著創建新中國重點藝術院校和一流工藝美術設計和藝術設計學科的使命和責任，又必須按藝術教育和創作的規律，推動學院的發展。但是在20世紀50、60年代，在『左』的思想路線的強烈干擾和影響下，運動不斷，思想鬥爭不斷，一個人如果沒有政治上的睿智，沒有深厚的學識和魄力，沒有博大的胸懷和擔當，要圓滿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堅守自己的理想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張仃既要在院黨委會上，在決斷政治與業務關係問題或甄別是非時，對那些不熟悉藝術創作和藝術教育規律，或缺乏藝術修養的成員，做藝術理論上的闡釋和普及教育，使他們成為領導藝術專業的內行；又要在院務會上對那些精通業務的藝術專家和學者，當其對黨的方針路線理解不夠時，積極疏通引導、協調，把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和路線貫徹落實下去。此外，學院若出現文藝思想偏差和方向問題，他還要承擔上級的問責，要拿出糾偏的措施和辦法。」

「在他的掌控下，學院師生幾乎沒有受到傷害，學院的學術發展也沒有受到影響。張仃以他的智慧、學識、魄力、胸懷、使命和擔當，甚至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使學院在初創的十年，平穩而又充滿活力地度過了這個特殊的歷史發展時期，把學院的教學和創作設計研究，黨的藝術教育事業帶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是中央工藝美院（今天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幾代人的集體認知。

我想，張仃在天之靈，聽到他的事業的後繼者對他當年「篳路藍縷」的開拓和良苦用心充滿理解與同情的這一段話，是應該感到欣慰的。張仃和中央工藝美院的故事太多，這一章也構成《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最充實、最精闢的內容，是張仃研究的一個重大推進。

20世紀60年代張仃（右）與李可染（左）在一起觀看畢加索簽名畫冊

張仃中國畫 《巴黎組畫-街區》 70x47CM 1964年

第七章

中國壁畫藝術復興的旗幟，文藝思想解放的先聲

這一章重點寫了張仃的「壁畫夢」，寫了「文革」結束以後，以首都機場壁畫為先聲的文藝思想解放和隨之而來的波瀾壯闊的新壁畫運動。

1979年，歷史再一次把張仃推向潮頭，由他領導完成從內容到形式都極富爭議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室內裝飾設計和壁畫及美術作品創作任務，將僵化的、一元的中國文化藝術，帶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代，這是張仃的創造智慧的又一次集中而又全面的釋放。

盧新華在書中援引了他上世紀90年代對華君武的一次採訪記錄。作為機場壁畫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的華君武同張仃有過一次談話。華君武說：「你就不怕你的這些壁畫方案出來，再批你『畢加索+城隍廟』，再掛你黑牌子？是你對我負責，還是我對你負責？」張仃說：「我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誰也擺脫不了誰。不是你向我負責，就是我向你負責。」張仃坦然地說：「我不怕再被打倒。我們要對中國的藝術負責，要對民族文化的未來負責，要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

凡事總要有人擔當，總會付出代價，甚至犧牲。」什麼是文藝先鋒？這才是有著堅定的信念與意志和勇於探索與擔當的中國文藝先鋒！

張仃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設計動畫片《哪吒鬧海》1978年

張仃（中）在首都機場壁畫《哪吒鬧海》繪製現場 1979年夏

張仃 壁畫 《哪吒鬧海》 1979年

第八章

永恆詩意的探尋者

一面閃耀著光輝的中國藝術創新的旗幟

這一章主要寫張仃晚年的山水人生和焦墨畫藝術。如果以1974年的香山焦墨寫生為起點，那麼張仃的藝術生涯從此就步入了一個以焦墨寫生山水畫的創作為人生寄託的詩意棲居與行旅的階段。

「浮大海，走千山」成為他晚年生活的常態；畫焦墨，寫篆書，成為他晚年的日課。他帶著腦幹上的一個瘤子，以驚人的毅力和激情，白髮對青山，走遍千山萬水，創作了數以千計的山水作品。

「他的焦墨山水畫獨樹一幟，是現當代中國山水畫領域的又一個藝術高峰。他的焦墨筆意形式和圖式已成為中國山水畫的新經典。他的焦墨山水畫是獻給人民的最後絕唱，是永遠高高飄揚的創新旗幟，讓人們永遠致以深深的敬意。」盧新華以充滿深情的語言，對老院長的藝術絕唱給予了高度評價。

張仃與兒童小畫家 1997年

張仃在寫生

張仃焦墨《巨木贊》 94x440CM 1981年

張仃 《泰山朝陽圖》 700x300CM 1983年

張仃 《閨門》紙本焦墨 69x69cm 1995年

最後，我願抄錄書中一段話來結束我對《張仃——中國藝術的驕傲》一書的介紹，這段話對理解張仃特別有用：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便長期擔任美術學院院系的領導，同時又擔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常務理事和書記處書記及其他相關的社會學術團體和機構的重要職務。他的職務、思想和個性，使他成為對藝術精神的守護者。當『極左』文化藝術思潮橫行時，他以自己的智慧守住藝術家應有的境界；當一種藝術思想傾向壓倒另一種藝術思想時，他以巧妙的方式讓它們互補共生；在封閉的時代，他會迂迴曲折地向學生介紹西方現代藝術精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當藝術思潮過度西化，而無視民族優秀傳統時，他又提醒人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反對民族虛無主義。

當東、西方藝術觀念發生衝突時，他會揚長避短，包容萬象，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當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相悖時，他在實踐中尋找真知灼見；當形式與內容發生分離，實用與審美髮生對立時，他都會坦率直言，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在思想喧嘩的狂熱中，他以冷靜和理性，及時敲響憂思的鐘聲；在藝術精神迷茫的沮喪中，他又以藝術家的詩意直覺守護著藝術良心，堅持藝術操守，激勵人們充滿信心，勇敢探索。

這一切都是一個智者的包容精神和思想力量，從而把他所處的特殊時代、曲折發展的文化藝術從窘境中拯救出來，推動著人類文明精神不斷前進。」

讀完全書，合上封面，再凝視布面燙金的那三行書名，我們會知道，這是實至名歸：

張仃

中國藝術的驕傲

中國革命文藝的先鋒

中國藝術創新的旗幟

王魯湘

清華大學張仃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

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

2018年10月23日於京南

（圖文來自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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