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靈鳳：歐洲文化建設——文化對話與認同建構

從社會組織角度來考察，人類文化的演進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當文化發展成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國家政策的時候，它就不再僅僅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活方式，也不再是單純的精神生活和藝術創造活動，而是一種具有政治意味的集體行為，是將文化整合於公共管理體系內的國家行為。作為一項國家政策，千百年來，文化一直具有塑造價值體系、凝聚民族認同、培育社會風習的功能，而晚近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文化溝通交流的密切，文化創造力的經濟價值又被著力發掘出來，成為文化政策的新職守。因此，文化建設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歐洲文明的獨特性：文化多元與文化對話

歐洲文明是否存在？學者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法國學者基佐在其1828年所著的《歐洲文明史》中就明確指出：「在歐洲各國的文明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一致性；雖然在時間、地點和環境方面千差萬別，但這個文明最初都起源於那些幾乎完全相似的事實中，到處都是根據同樣的原則向前發展，並幾乎到處都會產生相似的結果。因此，存在著一個歐洲文明……」

但歐洲文明是什麼，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原因就在於歐洲文明內部的多元文化成分。學者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描繪這幅複雜的文化圖景。基佐提出近代歐洲文明中，社會組織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則都在其中並存著；在歐洲的思想感情方面，神權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貴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條互相阻撓、鬥爭、限制和修改。而埃德加·莫蘭則從更加宏觀的文明發展史角度分析，指出近代歐洲文化是在猶太教、基督教、希臘、拉丁四大體系對抗的爆發中產生的。在猶太教、基督教、希臘、拉丁文化源流對立的同時，開啟了從不間斷的互相交流融通的對話邏輯。許多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了歐洲文化內部的多元成分。如陳衡哲先生早在1927年所撰的《西洋史》中就指出：「中古文化與上古的希臘羅馬文化，是西洋近代文化的淵源，但這三種文化的精神，卻又各個不同。希臘文化的精神是和諧，羅馬文化的精神是秩序，中古文化的精神是出世觀念。西洋近代文化的精神，則又是趨近希臘羅馬文化的入世觀念了。」陳樂明和周弘在他們合著的《歐洲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將「歐洲文明」側重點放在了「西歐」文明。他們指出：「歐洲雖有希臘、羅馬、基督教的共同文化源泉，但是最早進入現代的，是西歐。東歐的發展自古不同於西歐，它的文明處於西歐文明的『東緣』，兼有斯拉夫和小亞細亞的影響，雖在拜占庭是強盛一時，但越接近近代，與西歐的差距越明顯拉大。」

但是，正如埃德加·莫蘭指出的，歐洲文化的獨特性不僅僅由於她曾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人，也不僅僅由於她是孕育了科學和近代理性的希臘思想的繼承人。歐洲的獨特性恰恰在於，其文化一直是在無數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對立的對話中發展，而這些對話之間的影響和作用形成一種漩渦。歐洲文化既產生了這個漩渦又在其中改變著自己。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如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經歷了一個形成、融合、發展的階段，文化對話和文化融合併不是歐洲文明獨有的現象。但「歐洲文化的獨特性在於它內部的對話機制的連續性和活躍性，這一機制中的任何成分都不能粉碎和消滅其他成分，甚至其中任何居於統治地位的成分都不能持久」。也就是說，猶太教、基督教、希臘、拉丁文化遺產在歐洲文化的發展中不僅是相互補充，而且還持續對立，誰也不能將誰完全融合。

中世紀基督教融合了猶太文化、希臘文化和拉丁文化，並將之打上基督教會的「封印」。伴隨著歐洲大陸的基督教化過程，以羅馬教廷為首的基督教會網路便逐漸擴展成為中世紀歐洲的文化組織機制。一切與聖經福音書和基督教教義相對立的說法和做法都被指控為異端學說，遭到無情鎮壓。但是，從11世紀起，經過阿維森納和阿維羅伊的翻譯，基督教思想重新開始從亞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著作中吸收養分。基督教思想內部出現了理性和信仰之間的對話，理性被看作對信仰的必要補充。從11世紀到13世紀，基督教神學家們一直在關於理性、信仰關係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爭論的焦點在於界定理性的概念工具的能力和局限。

文藝復興把隱藏在基督教、猶太教、希臘、羅馬文化之間的矛盾公開化。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文化對話趨於多樣化，在信仰、理性、懷疑和實證主義之間多方面展開。宗教改革為西方基督教帶來了多元化。同一信仰下不同派別的存在成為既成事實，它們之間的對立和競爭從此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統一。一旦失去上帝之本，世俗思想趨於普世化，即為整個宇宙、整個人類、整個社會尋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然而，所有這些尋找普世原則的嘗試，都沒有找到任何適用於一切的和沒有爭議的絕對法則以及不證自明的真理。因此埃德加·莫蘭提出，從15世紀起，給充滿衝突對立的歐洲文化帶來統一性的，正是這種由於失去上帝本源而產生的尋找新基礎、新本源的狂熱嘗試。針對人本問題、世界問題和上帝問題，人本主義、自然論、理性主義、泛神論和無神論各自給出自己的答案。針對這些回答，宗教以翻新的論據進行反擊，懷疑主義則不停地挖空新理論的根基。在一連串從危機到危機、從重建到又重建的紛呈交替中，問題之爭不斷戰火重燃，浸染歐洲的各個領域。而歐洲文化的根基就是這種不斷推翻、不斷重建的問題化過程。

認同建構：從歐洲民族國家到歐洲聯盟

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崩潰之後，民族國家興起。與市民階級聯合的國王先後擊敗了基督教會和國內的封建領主，在此過程中傳播了新的民族意識。而這種民族意識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仍然繼續發展。這種民族意識的載體正是不斷發展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發展的過程就是對新興民族國家認同不斷加強的過程。

通過文化政策構建認同，不僅可以發生在民族國家層面，而且可以發生在地方層面、歐洲層面。地方認同是一個地區的個人和群體在發展與其他地區的關係時塑造出來的形象。這種自我形象可以不斷變化，可以建立在過去或現在的文化遺產之上，也可以建立在自然環境、歷史、對未來的規劃、特殊的經濟活動等因素之上。而建立歐洲認同的動力則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一體化運動。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幾個世紀以來的衝突戰爭最終以一場範圍擴大到全世界的戰爭的結束而告終，而這場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歐洲的衰落。歐洲人以血的代價得到一個教訓：歐洲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因此，二戰之後，他們開啟了以和平、繁榮為基石的歐洲一體化事業。共同市場建立、民族國家邊界消失、行政權力部分轉讓等經濟、政治領域日新月異的發展，都使文化歐洲的構建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為歐洲一體化事業創造一種新的集體記憶和一種新的歷史意識，成為歐洲精英們的共識。

在歐盟政策制定者們看來，歐洲聯盟已經為新型的泛歐洲政治體制創造了一個機構框架，而且這個政治體制超越了建立在相互競爭的民族國家基礎上的舊國際秩序。歐洲聯盟的道德基礎和存在理由是一個理想的「歐洲」，這個歐洲是由享有共同文化價值和具有歸屬感的公民組成的。同時，大眾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為超越民族國家限制、建設歐洲公共空間提供了物質條件。歐盟利用標誌、象徵、儀式等手段將自己形象化，並試圖利用現代傳播學手段為自己做廣告。

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歐洲文明肇端於古希臘、羅馬，歷經中世紀基督教封建社會、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社會主義思潮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而今進入了以和平和繁榮為基石的歐洲聯盟時代。歐洲多元文化在不斷的相互對話中，形成了「歐洲文化模式」，即「多樣性中的一致性」，在保護共同文化遺產、弘揚共同價值觀念的同時，承認和尊重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多樣性，促進各種文化的發展和傳播。儘管難民危機造成的文化衝突對「多樣性中的一致性」理論提出了挑戰，但是歐盟仍然不遺餘力地通過「歐洲記憶」「城鎮聯盟」等一系列活動促進歐洲公民對歐盟的了解，增強對歐洲共同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理解。因為，文化是締造歐洲共同體的重要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原標題：歐洲文化建設：文化對話與認同建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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