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上的八大傳統

最有格調的心學微刊

中國思想史三千年，各種思潮浩如煙海，思潮經過時間的沉澱成為大思想，大思想指導或左右一個時代，少則數十數百年，多則數千年不離不棄，或如影子纏身，或如日月當空，看似無形卻又無所不在，這就是思想的魅力。

從夏商巫史傳統到先秦諸子到漢代經學到魏晉玄學到隋唐禪學到宋明理學以及心學，以至於近三百年的實學等等不一而足。但起決定性作用的，篩選下來也就幾大理論系統。它們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存在和起作用，而作用卻各有不同，或在某個時段起了支配的作用，或者貫穿了整個制度歷史和心靈史。我認為，對中國思想史三千年，影響最大的是以下八大思想觀念，一是孔孟之道，二老莊哲學，三商韓法學，四荀董經學，五程朱理學，六惠王心學，七墨孫民主共和，八魯毛鄧實用鬥爭哲學。它們各成體系，一起構成了中國思想史的傳統。

首先是孔孟儒家之道

孔孟之道是貫穿了中國歷史並起主導作用的正統思想，對中國影響最大，可以說控制了中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孟，即孔子和孟子為主導的儒家思想，也稱作孔孟之道。由周公、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創造和建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以《四書五經》為觀念系統，以君主王權作為制度手段，以士人情志作為傳播榜樣，仁禮互補，進退並用，集內聖外王為一體，形成了系統的價值觀念，即以德政、仁道、義理等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兩千多年來，是中國的正統思想。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在周公「禮樂」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仁」和「禮」，仁為內核，禮為手段。仁和禮互為作用，構成了儒家兩大核心思想。一百年後，孟子提出實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到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把儒學為主題的君主專制推向神秘化軌道。由於印度佛學的侵淫，儒學在魏晉時代有短暫的邊緣化趨向，和老莊、釋學構成的玄學濫觴一時，到唐朝的韓愈，進一步倡導建立以孔孟為核心的儒統即道統，但釋老的影響還是很大，正統思想基本上是儒釋道三分天下。直到宋學的建立，即以周敦頤、二程、朱熹等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新儒學即理學，理學被宋代官方定為主導思想，孔孟之道終於以理學的形式再次紮根於中華大地，再次成為中國的統治思想，直到被新文化運動催敗。以孔孟為主導的儒家君主專制思想才算是壽終正寢。

可以說，孔孟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貫穿，在中國影響最為深遠持久。

第二是老莊道家哲學

老子道家思想最初來源於黃帝，因此在漢代也成為黃老。

老子道學與古希臘哲學與古希伯來宗教一起構成了人類哲學的三個源頭，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而被尊為「中國哲學之父」。老子主張是「無為」，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道」為客觀自然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恆意義。老子認為一切事物都遵循道，事物本身的內部不是單一的、靜止的，而是相對複雜和變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陰陽的統一體，相互對立的事物會互相轉化，即是陰陽轉化。

爾後，莊子對老子哲學進行了發揮和延展。莊子主張「天人合一」和「清靜無為」。主要思想是「天道無為」，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他認為「道」是「先天地生」的，認為人不需要依賴外力而能成就逍遙自在境界；人融入於萬物之中，從而與宇宙相終始；莊子的哲學是一種生命的哲學，他的思考也具有終極的意義。老子和莊子合稱老莊，是道家學派的始祖。

道家強調按規律、按邏輯自然發展和變化辦事，突出的是人在宇宙中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其特點是靜，其工作是疏導，是非常客觀地思索著人的渺小和宇宙的博大，所以老子講要復歸於嬰孩，返樸，無為，莊子講要齊物、自然。老莊哲學到後世影響最大的文學藝術，比如詩人的李白以及孟浩然等所有的田園詩人都具有老莊的烙印。再比如一些山水畫派以及園林建築藝術都和老莊哲學有關。其次是治國的黃老之學，在漢代和唐代都曾一度為官方哲學。再次是化解為宗教即道教里去了，通過宗教形式影響了中國。然後是仙家，通過葛洪等建立仙家理論系統，在養生領域具有獨特魅力。最後是在謀略家中，中國的謀略家如張良、崔浩、李泌、魏徵、劉基等都和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哲學有關係。

老莊哲學由於轉化分散比較多，因此形成形式上的官方哲學比較少，而在人的心靈影響上。老莊的道家哲學是僅次於孔孟儒家之道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第三是商韓法學

自管仲、李悝形成初步的法家管理和改革思想之後。

商鞅是戰國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鞅通過變法改革將秦國改造成富裕強大之國，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是法家之集大成者。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韓非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一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社會歷史觀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強調社會的進化，注重當前的現實，反對「是古非今」的復古主義；另一方面，他比較重視物質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試圖探索引起社會變化的物質原因。

他的思想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實施。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同時或明或暗的在後來的歷史當中起過一定的指導和借鑒作用。

第四是荀董經學

自從孔子建立儒學，墨子孟子分別進行批判繼承和革新。到荀子手裡則形成了獨特的實用主義儒學，由董仲舒發揚廣大之，成為中國特色的儒家禮教。

荀子遊學於齊，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他稱秦國「治之至也」。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中國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荀子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秘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荀子繼孔「仁」孟「義」後提出「禮」，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荀子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在人性問題上，他提出「性惡論」，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在政治思想上，他堅持儒家的禮治原則，同時重視人的物質需求，主張發展經濟和禮治法治相結合。在認識論上，他承認人的思維能反映現實。

荀子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采道、法、名、墨諸家之長，自成體系的思想家。「禮」的思想是荀子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觀念。荀子強調，「禮」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和治國的根本，即「人道之極」，同時也是至高無上、永恆存在的最高原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飾，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 （《荀子?禮論》）

中國歷史上，荀子的思想學說具有頗為深廣的影響，如張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他開啟的唯物主義學說成為中國觀念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並形成儒家中重要的外王派以及清代實學的鼻祖。

荀子後，董仲舒以經學中的致用作為主要發揮對象，並開啟兩漢經學，是漢代儒術的典範代表。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為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長達2000多年。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

董仲舒提出對統治者強調人事的重要，認為君主的重要職責是實施教化，認為仁、義、禮、樂都是治道的工具，和荀子異曲同工。

他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為漢皇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服務的。

他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成為我國古代維護歷代封建皇朝統治的工具。董仲舒不僅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經學家，為以後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者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五是程朱理學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是以孔孟儒家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適應當時形式的一種帶有哲學形而上的思想理論。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

程灝認為「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之。」

程灝與程頤一起，創立了「天理」學說。「理」是二程哲學的核心，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於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程灝更注重個人內心的體驗，程頤的思想則後來朱熹「理學」的源頭。二程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

朱熹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理學思想體系。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用「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第六是墨孫民主共和

自古以來「禹墨」並稱。的確，墨子之學以大禹作為祖師。

墨子曾跟周官史角的傳人「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倫」。但後來「背周道而用夏政」，舍掉了儒學，「法夏宗禹」，創立了自己的墨家學派。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稱為「孔墨顯學」。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他主張「兼愛」﹑「非攻」，提出「尚賢」﹑「尚同」的政治思想，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而人民則要服從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義」，天下人都要相親相愛，反對強凌弱的戰爭。墨學的學說在當時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墨子「好學而博」（ 《莊子·天下》 ），並且是個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救民於水火中的大好人。二是不遺餘力地反對兼并戰爭。他的「非命」、「兼愛」之論，和儒家「天命」、「愛有等差」相對立。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要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歷代以來，治墨者屈指可數，能找到的的有：晉時的魯勝、唐時的樂台、宋代的何蕪、元代的陸友等。但是墨家精神並沒有失傳，而是在中國民間的社會底層流傳著。直到晚清民初，才再一次掀起了墨子熱。

孫中山就是墨家精神的典型繼承者之一。

孫中山1879年在英國讀書時，對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農業、乃至天文地理知識，無不涉獵，被友人稱之為「通天曉」。孫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其中民國就是和墨子被稱為「民聖」一脈相承。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他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更是把民權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922年，他又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他的三民理論擴大到了整個社會。而後他創辦的黃埔軍官學校之後建立的革命武裝隊伍，也和墨家武裝團隊有類似之處。

孫中山倡導「權能區分」；推行「萬能政府」；提出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在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他提出的「天下為公。」是墨家「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翻版。他說：「事功者一時之榮，志節者萬世之業。」把實現理想的人生作為偉大目標。他畢生的奔走都把希望寄託於「喚起民眾」。墨子的「兼愛」和孫中山的「博愛」如出一撤。但是，正因為「兼愛」說表達了一種近於平等的要求，所以千餘年來仍不絕如縷，在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兼愛」說更受到孫中山的稱譽，比之於「平等，自由，博愛」之屬。他說：「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把它作為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好道德，附以資產階級的靈魂以號召國人，建設新社會文明。

孫中山評價墨子是世界上最講「愛」的人，把墨子與黃帝、華盛頓、盧梭並列為世界第一偉人；孫中山稱讚墨子為「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大家」。他的「民生史觀」是「勞動雖不同」，但「人民平等」，「無尊卑貴賤之差」，「權利不等而自等」，教育、醫療、養老「各得其所」。他要「復活古代氏族」的「博愛」。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及民族精神，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他力圖使傳統道德文化適合現代社會，為傳統注入新的內容。他終於在理論上改造了「孔丘尚仁，墨翟兼愛」的「狹義」性，他稱之為「博愛行仁」。這無論在理論上或思想上，都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主義賦予了「普遍的形式」，「有普通意義的思想」。愛國主義，就是孫中山博愛觀最鮮明的時代特徵。墨子和孫中山倡導的民主共和，在未來中國的思想領域還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七是慧王心學

中國思想觀念傳統素來是儒道佛並舉。自老莊道學後，慧能由庄禪而發展為佛禪，再由大儒王陽明發展為禪儒形式的心學。

佛學發展到慧能，已經有了進一步中國化的基礎，慧能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慧能為禪宗第六祖。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開啟佛教中國化即頓悟禪宗的源頭。惠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但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又立無念為宗，強調佛在人間，佛在心中。具有極大的創新價值。

禪宗化佛入禪，化道入禪，是佛教中國化的關鍵事件。也是開啟了人間佛教的源頭。由佛身到佛心，是世界佛教史上的大創舉。慧能即禪之源。

王陽明是中國心性儒學的最高峰。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論；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認為為學「惟學得其心」，要求用這種反求內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並進」說具有哲學本體論的意義。對於當時哲學的重建和開啟心靈具有偉大的意義。

王陽明為中國心學集大成者。他讓人們從聖人言中解脫出來，重新關注大自然，關注天下，關注真實的內心。他之哲學，皆以身邊一草一木，一食一物設喻，號召人回到當下，回到心靈本身，具有極大的本體論和原創價值。對後世個性和心靈的解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同時也為佛禪重新回到儒家入世的人間正道上來提供了理論依據，而為未來的儒學心性化開啟了新的道路，必將成為中國一種獨特的思維傳統而流傳後世。

第八魯毛鄧實用競爭哲學

由儒學主導中國思維的古代中國，強調的是克己忠恕的實用理性精神，因而減少了殺伐鬥爭，由於在近代化世界中落伍挨打了，因此，獨特的中國式實用鬥爭哲學就產生了。魯迅以斷絕傳統之鬥爭精神，繼王充、嵇康、李贄等反傳統鬥士之精神一身，兼備西方之拜倫、雪萊等文藝狂士批判現實精神，在中國開啟了「一個也不饒恕」的徹底的「痛打落水狗」的鬥爭精神，開啟了中國式西方進化論的實用鬥爭哲學，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其後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者。

魯迅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直到臨死他還說，我一個也不饒恕，表現了徹底的鬥爭精神。他主張的「痛打落水狗」，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它戰鬥的《狂人日記》諷刺了中國封建禮教和中國人的陋俗，影射人性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勝利法。他的《死地》《紀念劉和珍君》等抨擊段祺瑞政府屠殺學生等人。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即始終關注著「病態社會」里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

他的雜文極具批判性，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強調的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他的雜文集，整個是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的思想文化鬥爭的編年史：從《熱風》開始的對封建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復古派的論爭，到《且介亭雜文末篇》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魯迅雜文所顯示的這種「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從根本上有違於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文化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的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思想來源是托爾斯泰加尼采，他推崇歐洲如拜倫、雪萊等一切對世俗生活的挑戰者。他的戰鬥精神開啟了中國以「強力」文化為基礎的鬥爭哲學時代，特別是為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所繼承和發揚。

毛澤東評價魯迅：「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接下來，更一個更具革命精神的偉人毛澤東登場。

1921年1月，在召開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上。在會上提出新民學會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贊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國。

1927年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漢口會議，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

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闡述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1938年在延安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1949年的新年獻詞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把鬥爭哲學發揮到新的高度。首次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50年後，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然後又開展「五反」 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運動。

1966年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後奪權之風遍及全國。「文化大革命」乾脆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把世界的鬥爭文化發展到了極致。對外抗外敵還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毛澤東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繼承和發揚了魯迅的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精神。把中國的鬥爭哲學發展到極致，並繼而成為一種鬥爭傳統，對未來的世界文化精神是一個無可迴避的思維觀念。

鄧小平進一步繼承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的鬥爭精神，只是他更加實用化和隱蔽化，在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商業領域，這種實用競爭精神更加廣泛。比如他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是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等，都是實用競爭哲學的最好詮釋。

中國正在西化式道路的特色時代前行。

敬凌簡介

資深地產人，文章家，陽明心學研究專家。博學多才，行遍名山大川，神交古聖先賢，主張修學和事功融會一體，出版專著多部，深度結合《周易》和陽明心學，獨創《九易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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