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的洋人 十里洋場一朝夢

原標題：上海租界里的洋人 十里洋場一朝夢

1948年6月，澳大利亞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教育。圖為該團在上海入關後留影。圖/視覺中國

《口岸往事》

作者：（英）吳芳思

譯者：柯卉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8年5月

《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

作者：麗蓮·威倫斯

譯者：劉握宇

版本：三聯書店 2018年1月

1927年，北伐軍武力接收九江、漢口租界後，兵鋒直指上海。英國為保衛上海租界，從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調一個旅，移駐上海。英、美等國還制定了多種應對方案，包括將上海變為國聯管理下的「自由市」，保持中立；或在工部局增設中國董事，讓華人參與租界管理。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由此可見。

在西方人看來，以外灘為代表的上海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國人廢置的沼澤，是他們花了幾十年時間，在那裡平地起高樓，設立自治的市政機構，修建公共設施、興辦企業，將上海帶動成為一座現代化都市。在作為「國中之國」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數西方人過著比在歐美故鄉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適的生活。

到租界發財

名副其實的「冒險家樂園」

經過晚清的發展，到民國時期，上海已是中國對外貿易的樞紐，其對外貿易額幾乎相當於漢口、天津、廣州等其他六大港口的總和，西方銀行的中國總部也全部設於上海。由此，租界里遍布著發財機會，吸引著西方青年前來「淘金」，是名副其實的「冒險家樂園」。

按照熊月之等學者的統計，上海外僑數量，1915年不過2萬人，1931年就達到6萬人。1937年淞滬會戰後，不斷有日本人進入上海，1942年的外僑總數一度超過15萬。二戰結束後，大批外僑歸國，至1949年，上海外僑只剩下不足3萬人了。

外僑來自英國、美國、德國、日本、俄羅斯、葡萄牙、比利時，乃至印度、越南、朝鮮等58個國家，從事外交、經商、傳教，以及警察、醫生、記者、巡捕等各種職業。熊月之主編的《上海的外國人》中，對他們在上海租界中的情況，作了大致介紹。

英國人是上海租界的傳統「霸主」，早在1871年，他們已在此開設了221家公司。很多英國青年在上海尋求發展。路透社記者愛德華·沃德於上世紀20年代從倫敦來到法租界，他發現工資翻了一倍，生活費則只需要過去的一半。英籍猶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先是受雇於猶太人開辦的沙遜洋行，後來他靠500美元起家，成為上海有名的銀行家。

在上海，英國僑民的生活讓本土人嫉妒，漢學家L·A·里奧即說，「上海的英國居民是一群被帝國寵壞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繳納少得可憐的一點地稅，他們既不向中國，也不向英國納稅。他們享受英國法律和外交庇護，得到英國艦隊（甚至有幾年再加一支專門衛隊）的保護，而所有的開銷他們都推給英國納稅人，自己分文不付。」

20世紀30年代後，美國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開始重要起來。1936年，這裡聚集了3700名美國人，佔全部在華美國人的1/3。他們之中，吉米·詹姆士在華北步兵團退役後，在上海開了幾家飯店和一家遊樂園。冒險家埃里克·施密特到上海後，也決定留下「碰碰運氣」。

同樣為尋求就業機會，日本人一批批來到上海，成為人數最多的外僑群體。他們之中，既有人管理著橫濱正金銀行、三井銀行、日本郵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業，也有人在虹口、閘北經營著飯館和商店。1940年，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工廠、商店等達到596家。

在租界里，還有兩個特殊的外僑群體，即流亡的俄羅斯人和避難的猶太人。十月革命後，數以萬計的反對者流亡上海，他們被蘇聯剝奪國籍，聚集在法租界。這些俄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中甚至不乏傑出的醫生、工程師和藝術家，把霞飛路建成了上海的「涅瓦大街」。而避難上海的猶太人，也相繼建起自己的教堂、學校等，生活相對富足。

在租界享受

洋人舶來娛樂產業

西方僑民在上海奮鬥，更在上海享受。如研究上海英國人的哈瑞特·薩金特所說，「在英國受雇的年輕人被派往中國工作4年，他們能在商行和其他駐華機構內得到一份美差。那些有能力、有教養的人很快就會融入圈子，了解這個城市的政治內幕。他們輕而易舉地躋身上海總會的長吧台，坐在光潔的凳子上一邊飲酒，一邊發號施令。」

這裡說的上海總會，又稱英國總會，它和德國總會、法國總會等都是租界中最高端的社交俱樂部。其中，上海總會新大樓啟用於1910年，由英國著名建築師設計，採用當時少見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包括地下室在內一共六層，是租界內最豪華的建築之一。一樓酒吧中30多米的吧台，號稱世界最長，通常年長者坐在左側，年輕人坐在中間和右側。

法國總會在「一戰」後遷入德國總會舊址，重新裝修後，大廳中安上黑白相間的大理石雙螺旋樓梯。總會裡設施眾多，包括撞球房、閱覽室、酒吧、烤肉餐廳、賭場、舞場……以及一個巨大的游泳池，配備有可拆卸的階梯座位，最多時容納了1000名觀眾。任何國家的人想進入法國總會，都必須經過管理委員會許可，以保證這裡的「上流」屬性。

當然，租界中也有下流的娛樂場所。舊金山的資深鴇母雷西·蓋爾，她在上海開辦的Line極負盛名。Line里擺著明清傢具，鋪著波斯地毯，僱傭外國女人，供應法國香檳。美國記者珀西·芬奇曾對一位紅髮女郎念念不忘，「她在光潔的檯面上跳著大腿舞，將香檳酒瓶抱在裸露的酥胸前，光澤動人的紅髮垂向粉紅色的腳指甲……」後來美國傳教士樂靈生在公共租界內發起道德風化運動，迫使工部局關閉了一批妓院。

西方僑民同樣喜歡戶外運動。1920年，租界中2萬多名僑民，可以使用的體育場地在2000畝以上，而當時上海華人比僑民多150倍，能使用的體育場地不足租界的1/10。很多體育運動，比如賽馬、賽艇、田徑、網球、板球等，都由西方僑民帶到上海。

西方僑民縱馬狂奔，曾是上海極為常見的情景。在賽馬學校工作的索瓦羅夫，1929年甚至騎著一匹白馬，用16天時間，在上海、南京間跑了一個來回，全程700英里。上海最大的一個跑馬廳設在公共租界的中心位置，佔地400多畝，每年春秋兩季舉行3至4次大規模賽馬賭博，觀眾自由下注。此外，上海僑民還定期舉辦「史考托杯足球賽」、「上海萬國競走賽」、「上海萬國越野賽跑」、「上海萬國足球錦標賽」等賽事。

公園是西方僑民參加體育運動的主要場所。虹口公園是十幾座租界公園中規模較大的一個，那裡有網球、足球、高爾夫球、游泳池及田徑等各種設施，僅1923年，就舉行了20場小型運動會，以及405場足球、曲棍球比賽。在1928年以前，公共租界中的公園大多數時候都不向華人開放，日均遊客尚有約1.5萬人。這意味著，居住在上海的每個外僑，平均每兩天就要在公共租界里逛一次公園。

按照西方法律，僑民在星期天休息，比中國人有更多的娛樂時間。以至有中國人特別為此賦詩：「不問公私禮拜虔，閑身齊趁冶遊天。雖然用意均勞逸，此日還多浪費錢。」

離租界而去

屬於西方人的上海史終結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西方僑民的寧靜被打破。日軍佔領上海之初，為維持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並沒有順勢接收全部租界。此後數年，上海租界成為所謂「孤島」，僑民生活得以暫時維持原狀，比如下班後的晚上，還能到上海總會喝上一杯紅酒。

日本學者高綱博文在《戰時上海》一書中，研究了上海在日軍統治下的情況。按照他的記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公共租界，美、英、荷等國使館人員隨即被軟禁，並將以上各國僑民的企業、銀行、房屋等作為敵產沒收。西方僑民被要求，13歲以上者必須佩戴寫有A、B、N、X的袖章，分別代表美國、英國、荷蘭和希臘等國家。這些西方人被禁止進入酒吧、劇場、電影院、跑馬場等娛樂場所。

進入1943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接連失利，對敵國僑民的政策轉向嚴酷，把上海的6000多名西方人關入了9個集中營。日軍只允許僑民攜帶4件行李，包括1套鋪蓋和4個皮箱，裡面除了衣物，還要裝上4天的食物。僑民們原以為戰爭會在數月內結束，誰知一打就是好幾年。艾佩琪留下一本日記，記錄了她所在龍華集中營的情況，「惡臭、苦悶、嚴寒的冬天，令人窒息的夏天，喜怒無常的日本兵，還有同樣難以捉摸的獄友。」

僑民在集中營中被安排從事種植蔬菜、飼養家禽、打掃廁所、手工勞動等工作，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uglican甚至被要求去清理下水道。在戰爭末期，集中營中缺少水、食物、藥品等必要的生活物資，被關押的僑民忍飢挨餓，健康情況被長久損害。

等到日本戰敗，重獲自由的西方人才發現，街道被戰火摧毀，租界被中國收回，過去的一切都成歷史。首先，從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7萬多名日僑被遣返回國。之後，被釋放的西方僑民，不少也陸續歸國，開始新的生活。

幾年後，上海再逢大變。英國人對上海懷有最深的感情，他們曾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不會放棄上海。作為社會群體，我們感到這裡是自己的家，而對於我們，這裡不僅僅是個貿易的場所。」然而，僑民們最終不得不徹底遠離上海，並丟掉大多數財產。至於租界中的標誌性建築，滙豐銀行成為市政府辦公地，怡和洋行變為上海外貿進出口公司，華懋飯店和匯中飯店合併，改名和平飯店……屬於西方人的上海史，至此終結。

楊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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