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聯合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隨之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掀起了全國熱潮。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為一場引發強烈震撼的大規模遷徙運動，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淵源。這場運動是從何時開始的？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於50年代中期。當時黨和國家號召和鼓勵城市青年「下鄉上山」，目的是為了解決城市青年學生就業，加強農業生產。

1955年9月，毛澤東一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最高指示，標誌著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在全國範圍內啟動，1956年那一年，全國有近20萬名城市青年或志願或被動員加入了墾荒隊伍。

整個50年代，中央沒有專門機構統籌管理，當時的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組織進行。1962年國家農墾部成立了安置辦公室，才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下鄉上山。

資料顯示，至「文革」開始前，全國共有城鎮知識青年和社會閑散勞動力196.9萬人下鄉上山。其中知識青年達到129.28萬人，佔全部下鄉人數的65.6%。

在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鄉、下鄉知識青年中間，最有影響的當屬河北的邢燕子、侯雋和江蘇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參加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設的小型生日宴。他們的座位緊靠毛的左右兩側。席間，毛澤東問他倆的文化程度，並多次給他倆夾菜勸餐。侯雋的成長也得到周恩來的關注。他們是那一代下鄉知青中的幸運兒。

1969年，河南禹縣神後人民公社，洛陽礦中插隊知青「天天讀」，學習毛澤東思想。（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文革」開始後，學校停課「鬧革命」，工人停產「奪權」，高校不招生，工廠不生產。1966、1967、1968年三屆中學畢業生沒了出路。「老三屆」學生大體有1100萬人左右，其中城鎮戶口的初、高中畢業生約400萬。大量青年學生呆在家裡，在社會上遊盪，既帶來沉重的就業壓力，又存在不安定隱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後幾天，全國各大新聞媒體連續不斷大量報道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文革」相結合，逐步演變成為一場知識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大批知識青年從城市湧向農村，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鄉的紅衛兵是北京的蔡立堅。

1966年蔡立堅18歲，是北京市長辛店鐵路中學高二學生。紅衛兵大串連時，她隨該校一支長征隊去延安串連，途經山西榆次縣一個貧困山村——黃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堅見到那裡山地很多，大都沒有開發，農民過的日子很苦。她覺得這是發揮知識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該不該留下來在這裡插隊。一直到長征隊已離開杜家山280多里時，她毅然告別同學，隻身返回杜家山，向鄉親們表示要紮根杜家山，同他們一起建設山區。辦過一系列手續後，1968年3月，她正式成為這裡的一名新社員。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畢業生，前往內蒙古西烏珠峰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插隊。起程的那天清晨，他們彙集到天安門前，面對毛主席巨幅畫像，宣讀了誓詞，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內蒙大草原的紅衛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中學紅代會的55名紅衛兵摘下袖章來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宣誓辭行，成為首都第一批參加西雙版納建設的紅衛兵。

首都紅衛兵帶頭下鄉，掀起了一個城鎮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浪潮。這是一股奔騰不息的洪流。裹挾其中的，不僅僅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中專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會青年，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大量醫療、文教工作者，國家幹部及一些受運動衝擊的「專政對象」??從一望無際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開屏的西雙版納，從天山南北的戈壁綠洲到南疆海島的橡膠林場，從呼倫貝爾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處都是知青的足跡和身影。

1973年馬未都來到北京郊區插隊，被知青們選為食堂「司務長」。圖為馬未都在食堂外的照片。（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知青政策調整 不再統一動員下鄉

「文革」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了許多問題，比如，插隊安置費標準太低，吃不飽飯，疾病醫療沒有保障。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幹部依仗權勢拉關係走後門，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風，還出現了一些姦汙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這些問題在各地都存在，但沒有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

1973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讀了由在毛身邊作翻譯的王海容轉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文字悲涼處，毛澤東潛然淚下。寫信人是福建莆田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下鄉知青們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幹部利用職權為下鄉時間不長的子女開後門招工、參軍、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作為知青家長，他沉重地訴說了一個父親的困惑與悲苦。他在信的結尾處哭訴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毛澤東讀罷來信，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4月25日才決定親自給李慶霖複信。信的原文是：「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後來，周恩來說，毛澤東將寫好的複信，交給汪東興，並叮囑從他的稿費中代他取300元，連同信一起直接送郵局寄走。其實毛澤東對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積弊早有耳聞，李慶霖的信引起他對知青問題的高度關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研究了有關統籌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這次會議對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調整，明確了城鎮中學畢業生中，病殘不能參加勞動的、獨生子女、中國籍的外國人子女等，不動員下鄉。在保護下鄉知青權益上，採取建知青點、青年隊、集體農林場的辦法改進插隊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徵兵、提干權益；糾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風；對殘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堅決法辦。

1973年8月4日，經毛澤東審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

「文化大革命」10年間，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達1402.66萬人。加上「文革」結束後陸續下鄉的有260.04萬人，共1662.7萬人。與1980年的全國城鎮人口1.91億相比，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當時幾乎所有城鎮家庭都與「知青」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1975年，浙江，人民公社社員喜迎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古老的大門上貼著革命對聯 ：聽毛主席話 跟共產黨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

「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問題越來越多，已走到積重難返的地步。「文革」結束後，中央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

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老百姓不歡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面臨著重大轉折。

農場知青集體上訪、罷工、請願，尤其是1979年初出現的聲勢很大的「回城風」，全國為之震動。

農場知青「鬧事」是從雲南西雙版納墾區開始的。1978年10月下旬，景洪總場十分場學校教師、上海下鄉知青丁惠民起草了「致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反映了農場知青所處的困境，要求返城。然後，北上赴京請願。雲南墾區的這場風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從1978年12月起，有21個省、市、自治區相繼發生了下鄉知青和支邊青年要求回城的集會、請願活動，到次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聲勢的「回城風」，這股風來勢猛，涉及面廣，許多地方出現了越軌行為，如：四處串聯、散發傳單、請願遊行、集體上訪，甚至罷工絕食、衝擊領導、毆打幹部等等。這場驟起的風波，中央決斷及時，態度鮮明，經過一段艱苦細緻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後有所緩和，到5、6月份大部分地區已平靜下來。

20世紀70年代，知青濮存昕在種馬班與「阿爾登」合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80年，國務院知青辦提出《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點是，明確宣布「能夠做到不下鄉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了。這是在全國範圍內，宣告上山下鄉即將終止的信號。

1981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併入國家勞動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仿照辦理。至此，歷經20餘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告結束。

上山下鄉政策變更之後，知青陸續返城就業，但尚有大量的遺留問題需要解決。其中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安排20萬與當地農民結婚的插隊知青。各地經過3年努力，到1981年絕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經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於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安置條件差異很大。據在4萬多已婚插隊知青中的調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實。

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學入戶問題也比較突出。可以說，上山下鄉政策不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歷史的印痕，也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下一代。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經過艱苦的磨練，成為既不同於前輩又有別於後代的一個特殊群體。「知青」二字所包含的涵義，也許只有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才可能真正體會。究竟如何評價這場持續四分之一世紀的上山下鄉運動，人們一直在不斷地探索和反思，相信歷史終究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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