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讀懂史學的真精神

講歷史，便要在持續中了解其變化，在變化中把握其持續。所以講歷史應該注重此兩點：一在「求其變」，一在「求其久」。我們一定要同時把握這兩個精神，才能了解歷史的真精神。所以說「鑒古知今」「究往窮來」，這才是史學的真精神。

史學是一種生命之學。研究文化生命，歷史生命，該注意其長時間持續中之不斷變化，與不斷的翻新。要在永恆中，有日新萬變；又要在日新萬變中，認識其永恆持續的精神。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義和最高價值之所在。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

從事學問，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讀書。書不要讀，只須翻便是。若要一部書一部書地讀，便該了解這一作書之人。每一部書應作一全體看，不專是零碎材料的拼湊，不專為得些零碎知識而讀書。我們必須了解到每一書的作者，才懂得這一書中所涵蘊的一種活的精神。……

中國人在那時已經有一個世界一統的大觀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個共主，當時稱之為「天子」，即是上帝的兒子。亦稱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嚮往他。中國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兒子，天下統一於夏王室之下。後來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統治，將來還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國古人此種觀念之偉大，實是歷久彌新。今天我們人類已經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形成了一個。然而在我們人的腦子裡，這世界究是支離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產主義、有資本主義，四分五裂。若和中國古代人的世界觀來相比，這裡顯有不同。若使科學再發達，而終於沒有一個天下一家的觀念，那豈不更危險？縱使宗教復興，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對內對外各項鬥爭，也沒有統一過。只有中國，唐、虞、夏、商、周一路下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地廣人多，四千年到現在，推溯到我們古人早有此一種政治觀點，確是了不得。說來似平常。但從政治觀可推廣到整個人生觀，乃至整個宇宙觀，中國此下思想學術俱從此發端。今試問為何只有中國人很早便來講這一套？而這一套則正講在《尚書》里，我們豈可把它忽略了！……

《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諸侯間各自的國別史，而成為一部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此人類，有此世界，即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由自然中產生道義。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內。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義，應該著眼在此一點上去認識。

但今天我們中國的學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觀點。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好像認為中國歷史就無資格放進人類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條貫則只有西洋歷史。只可惜西洋人寫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則確然是在他當時的一部世界史。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乃是說在其書中所表現的乃是其時諸夏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說是人類當時文化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了。遠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見解，正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它卓然無比的價值。……

《尚書》難讀，可是《春秋》更難讀。《尚書》難讀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難讀則並不在字句上。後人要在字句上來讀《春秋》，那是一條大錯的路。《春秋》須講大義。如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以孔子《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這便是大義。又如說：孔子《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這在《論語》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語，夷夏之辨，這亦是大義。……

我們今天只且講一個結論：孔子《春秋》只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是創辟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這樣講就夠了。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中國人只為看慣了，把此大義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許諸位又會說，講史學又如何只講周公孔子？今天該講一番新史學才是。但史學有新舊，歷史則只是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過他們的一套歷史著作直傳到今天，那我們不能不講。而且周公孔子都講的是大一統，而中國從秦漢以來便是一統到今天，那亦是千真萬確的歷史。諸位不要盡想望西洋的新史學，而忽忘了中國的舊歷史。歷史亡了，史學又在何處栽根？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

錢穆（1895—1990），史學大師、國學大師。曾任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教授，創辦新亞書院。著有《國史大綱》《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等1700餘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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