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談如何走上電視
2006年6月22日上午，在中央電視台10頻道《百家講壇》錄製現場，著名主持人董倩與閻崇年對話。
董倩：平時大家對閻先生的認識更多的是閻先生自己坐在這兒，以非常生動的語言，用非常平靜的狀態，來講述歷史。今天加了一個因素，加了我，我相信跟閻先生的對話會讓大家更多地了解閻先生這個人。
首先有一個問題，大家非常關注，就是為什麼您會走上電視，把您研究的東西給大家講著聽？
閻崇年：是一個完全偶然的機會，中央電視台十頻道《百家講壇》設立一個欄目，叫《清十二帝疑案》，節目的內容就是十二個皇帝，請十二個人講。編導打電話給我，說閻老師，請您講第一講，講清太祖努爾哈赤。我說我很奇怪啊，你中央電視台怎麼知道我啊。她說您寫過一本書叫《努爾哈赤傳》。我說不錯，是寫過了。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圖片
董倩：哪年出版的？
閻崇年：1983年出版的。我說我不行啊，哪講得好啊？
董倩：是真的覺得自己不行，還是推託一下？
閻崇年：真的覺得沒底。因為當著電視觀眾，我從沒有滔滔不絕地講一個小時過，個別採訪三、五分鐘，七、八分鐘這個有，站著滔滔不絕講一個小時從來沒有過。
董倩：您覺得這個任務您能完成嗎？
閻崇年：我覺得是心裡沒底。我說好吧，試試看吧，行就行，不行的話你們就給斃掉算了。結果我就去了。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多功能廳。觀眾很多，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還有老師，因為他貼海報，誰都可以來。大概七百多人。那個多功能廳根本坐不下了，走道裡頭、窗戶旁邊全是人。不僅僅是學歷史的，什麼專業都有。
董倩：您一上台就能滔滔不絕地說嗎？腿有沒有發抖？
閻崇年：沒有，我往台上一站，所有事情就都忘了，腦子裡都是我要講的努爾哈赤。滔滔不絕，講了很長時間，我問那個編導，我說現在講了多長時間呢？她說您整整講了60分鐘了。我說打住，你們需要45分鐘，我已經超出15分鐘了。
董倩：您不是不緊張嗎？怎麼會嘴角有白沫呢？
閻崇年：不是啊，我就是顧不上其他的了，結果兩個嘴角就有白沫子，而且也沒有喝水。後來放的時候，我接到一個從美國打來的電話。
董倩：誰給您打的電話？
閻崇年：我的兒子從美國打來的電話。他說您怎麼也不擦一擦嘴角啊？我說當時也顧不上了。後來我就說編導，你們怎麼也沒看見？讓我停一下，擦完了嘴再接上。她說我們聽得出神，也忘了。後來他們就跟我說，閻老師，我們一塊兒吃頓飯。我說不行，你們特別忙，怎麼能吃飯呢？他們說不行，我們都安排好了。我說不行，你們製片人、編導的飯可不能輕易吃。
董倩：為什麼？
閻崇年：吃了人家的嘴短。
董倩：為什麼呢？
閻崇年：吃飯的過程里，人家提出要求，你就不好意思拒絕。
董倩：他們又提出什麼要求呢？
閻崇年：他們提出要求說這12講你一個人講，說清朝12個皇帝你一個人講。我說不行、不行。她說為什麼不行？我說此語費解，因為你沒研究這個，你講好了別人有看法；講不好，就更不好了，你看，你本來就不行，你在那兒逞能，果然講砸了吧，也不好。她說沒事沒事，您就講吧。這樣吧，您加一講好不好？我說加皇太極行，我寫過皇太極的書，我寫過清太宗朝歷史，我寫了60萬字，我說把60萬字壓縮成一萬字講，還是可以。我心裡有數，就答應了。答應就把皇太極講了。講完了他們又說，閻老師，您再加一講，加順治。我說順治不行，不要說全國，就咱們北京研究清順治的專家就很多，都有專門的著作，我說不行。他們說，閻老師，你講吧！我想順治有意思啊，什麼出家做和尚的事，太后下嫁的事，還有董鄂妃的事啊，我說很有意思，那我就冒昧地加一講，就加了順治。
董倩：那您的顧慮都沒有了嗎？
閻崇年：這個時候，有一點信心了。另外我覺得順治也好講，肯定大家有興趣。就把順治講了，果然講完順治以後，電視台的先生告訴我，收視率就上去了，上去了他們就要我講康熙。我說康熙不能講，康熙六十一年，你才給我45分鐘，那怎麼講？你要精彩故事講多了，重大歷史事件講不了，我們清史界通不過啊！會說你怎麼凈講後宮的花花事？後來我就跟他們商量，講幾個故事，也講重大的歷史事件，把康熙這個人物的功績和特點突出出來。《百家講壇》的一些編導挺開明，同意了。康熙講完以後，收視率又上去了，這就叫「上了賊船下不來了」。康熙講完了，你得講他兒子雍正啊。雍正講完了，你得講他孫子乾隆啊。他子子孫孫就延續下去了，就一直講到宣統。
講到宣統還不行，還得講。我說12個皇帝都講了，你還要我講什麼？他們說12個皇帝是橫著說的，您再縱著說。縱著說叫做總說，就是清朝歷史幾個重大問題，比如八旗制度問題，皇位繼承問題，等等。於是我就縱著說。說完了還不行，他們說您得回答問題。我說觀眾提的問題義不容辭，回答一次吧。回答完了說，閻老師還有問題，兩次，兩次還有問題，三次。就一次接一次。事情做了一年了，人就很瘦了，同事說你怎麼回事？是不是鬧大病了？怎麼瘦成這樣？其實就是累。我說不行。咱們停一停，講了38講，就暫時告一段落。
董倩：這個累主要來自哪方面？是精神上的累還是體力上的累？
閻崇年：體力和精神上都累，因為每講一講我就精心看材料，精心思考，精心設計，每字每句都得精心琢磨，因為這個電視媒體面對廣大人群，和我們底下三五個人聊天是不一樣的，特別是記錄在案，網上也有，光碟也有，那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以還是有很多負擔的。
董倩：我看您節目的時候，我們全家老少幾代一起看。當時看您講課的時候從來都是往前看，從來不低頭，後來我們家裡人說你瞧人家張口就來，這是什麼本事。因為我是學歷史的，我說這可不是張口就來，張口就來有胡說的性質在裡面，人家經過精心準備。您每次要準備多長時間？
閻崇年：不是有一句話嗎，教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所以我要講45分鐘，就必須準備得更多。45分鐘大約講5000多字，我要準備的資料寫成文稿的，大約有2萬字，就是四倍於講的，這樣你講的時候有選擇，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講給大家。
董倩：您是研究努爾哈赤的，稍微推延一點可以研究到皇太極，這都是您的囊中之物，但是接下來的十個皇帝，您可並不是專門研究他們的，對於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來說一周準備可能是夠的，但對於其他的，並不是在您研究範圍之內的那些皇上來說，一周的準備時間是不是夠？
閻崇年：是這樣，清史它是一個整體，你學前頭必須了解到後頭，像一條河一樣，你了解河源，還要了解到下游，所以40多年以來，我始終關注清朝全部歷史的發展，只是我研究重點是在清的前期。
董倩：作為一個在講壇上面對公眾去講課、講演的人，他心裡可能有一個觀眾的預設，我這些東西講給誰聽的。您心中預設的觀眾群、聽眾群是哪些人？
閻崇年：聽眾群第一次我不太清楚，我一看聽眾，主要以學生為主，以大學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和一部分年輕老師為主，後來我就不斷地觀察，還有接到很多的電話和信，成份不同了，年齡最小的是上小學一年級，6歲；年齡最大的，給我寫信的是90歲。有出租汽車司機、工人、外企的白領，還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
董倩：那麼面對這麼大的觀眾群體，那您怎麼講？有一句話叫做「眾口難調」，有的時候滿足了這一群體可能忽視另一個群體。
閻崇年：我就想這麼多人他們有共同點，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呢？我後來歸納為「四求」。第一是求知，從6歲的小孩一直到90歲的老人，他們看你的電視講座，要求得到一些知識，我就盡量滿足觀眾知識的需求。第二是求真，因為在我講之前，這20年時間，電視劇，特別是清代、清宮電視劇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家喻戶曉，人人都看。他們有一些問題，劇中的人和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編的？哪些是正說，哪些是戲說？希望分辨一下。這個是共同的，男女老幼，不同行業，不同地區是共同的。我就求真。我講講真實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康熙微服私訪，很多人都問，是真的還是編的？歷史上有沒有這回事？六七歲孩子有這個問題，八九十歲老人也有這個問題。後來我就回答這個問題：歷史上沒有這回事。
第三是求勵，勵志那個勵，特別是中青年，25、35到40左右這個年齡段，他們的事業朝氣蓬勃的發展，找一點歷史的智慧，能夠對自己的事業成長有所幫助，我就盡量利用歷史上的經驗，特別是一些教訓，通過這麼樣的一種形式為大家立志有點啟發。第四是求鑒。聽我講的很多是公務員和軍官，這些人跟我說我們主要是求鑒，《資治通鑒》的「鑒」，吸取一些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們安邦治國，對我們國家發展，對中華民族復興能有所裨益。
董倩：說到這兒，肯定跟學者的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閻崇年：是不一樣了，原來我發表過一篇論文，我估計有三個人看就不錯了。我寫這篇論文，我就想給三五個人看。但是在這個電視上講不一樣，因為你面對廣大的觀眾，他不看呢，他就給你斃了，就影響你們的收視率。
董倩：從2004年3月您走上《百家講壇》一直到現在，您漸漸已經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了，生活有沒有改變？比如說有的走上《百家講壇》的學者，在路上更多的時候會被別人認出來，戴上一個大墨鏡。您會嗎？
閻崇年：我不戴墨鏡。我覺得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身份。前不久我去義大利，在羅馬的廣場，好幾個人認出來，上海的、遼寧的、北京的，非要拉我照個相，我說好，照相，握手。因為觀眾對你是一種熱情，也可以說是一種尊敬，我沒有必要戴墨鏡隱瞞我，我一定上去握握手，對人家表示感謝、敬意。
董倩：閻老師，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講座做得好就要出書，書出得多，您作為作者我們不迴避利的問題，您現在是不是一個漸漸富起來的學者了？因為這些書的出版？
閻崇年：富還說不上，比原來的稿費稍微多一點。我原來出書最少的一本書印200冊，就是《袁崇煥研究論集》這本書。
董倩：哪一年的？
閻崇年：1994年出版的。
董倩：《正說清朝十二帝》到現在一共印了多少冊？
閻崇年：到現在印了35萬冊。
董倩：在多長時間裡印了這麼多？
閻崇年：一年多的時間，但盜版的書，據有人估計，比正版書還多，有人估計盜版書大概有50多萬冊。
董倩：您怎麼看待這龐大的數字？您認為它龐大嗎？
閻崇年：他們說是歷史類的書，發行量創造了一個最高。我覺得能夠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被更多的讀者接受，我當然很高興了。但是，另一面，我也感覺責任重大，因為你原來錯一個字，200本隻影響200個人，你現在錯一個字，那就影響幾十萬人，有的書可能還不只一個人看，可能全家人看，可能就是影響數以百萬計的人，所以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儘可能地字斟句酌，深感責任大。
董倩：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書發行量越大，您作為作者獲益越多，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接下來會不會利用這樣一個很好的趨勢，不斷地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閻崇年：我想，這個書是不能因為讀者喜歡，市場暢銷，版稅稍微多一點，像機器一樣加班加點趕製。我還是做研究，有了一定成果，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時候，我再拿出一本，否則我是不拿出來的。
董倩：那麼，現在我們進入到閻老師的書齋。您的書齋叫四合書齋吧？
閻崇年：四合書屋。
董倩：四合書屋。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為什麼把自己的書屋叫「四合書屋」？
閻崇年：我這個人主要是讀清史的書，明清嘛，明清不分家，我就看了很多的人物傳，我就感悟這個人生，那麼多的歷史人物，他們成功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很多人是悲劇、是失敗者，他們失敗的歷史教訓是什麼？最後我總結兩個字，就是「四合」，就是一個人要做成事情，必須四合——三合、地合、人合、己合。一個人做不成事，失敗了，悲劇。最後就是三個字，「四不合」，就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你天合、地合、人合都很好，事業正旺的時候，死了，你事情還是做不成了啊，己不合。有很多的精英，三十多歲、四十多歲，英年早逝，那後來有很多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我概括成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董倩：閻老師，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一次我看《人民日報》採訪您，您說了這麼一番話，您評價自己說，我能吃苦，像農民；我很勇敢，像漁民；我又機變，像商人。為什麼給自己這樣的評價？
閻崇年：很多人問我，你這個人性格有什麼特點？我想了一想，我小時候出生在一個半山半海的山村，接觸了漁民；我家裡頭呢？種地，又是農民。我的祖父、父親經商，又是商人。這樣呢，小時候周圍接觸就是三種職業：漁業、農業、商業。後來我就想，我受他們什麼影響？我覺得——
第一，我是受了漁業文化的影響。我小時候跟漁民下過海，我覺得漁民有一種勇敢的精神，狂風暴雨來了硬要挺住。我經常看到，冬天的時候，漁船翻了之後，漁民的屍體衝到海灘上。所以我很佩服漁民的勇敢精神。
第二，因為我家裡務農，我小時候種過地，農活我都會做，農民是實實在在的，虛的糧食種不出來。農業文化對我生活最大的影響就是務實、刻苦。
第三，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從農村到北京，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北京打工，後來稍微有點積蓄就經商，他們是商人。我小時候常聽到他們商人的議論，商人是受市場影響，比較有一點機變的精神。
董倩：閻老師，您怎麼看待成功？有人評價您，說您是大器晚成，到了七十才盛名在外，應該說有了名聲，這叫成功。但您自己認可這種成功嗎？或者您說這也是一種成功嗎？
閻崇年：我認為成功是一個過程，沒有終點。其實我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之前，我們同行都知道我，可以說中國搞清史的、搞滿學的，都知道我，也可以說世界搞清史、搞滿學的都知道我，沒有不知道我的。但是走向廣大的觀眾，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知道我，那還是第一次。
董倩：閻老師，說到這兒，您覺得作為一名學者成功的標準是什麼？被自己的同行，被學術界的同行認同，還是被更廣大的沒有學過歷史的電視觀眾認可？
閻崇年：我覺得做一個專家學者來說，首先要同行認可；其次，要廣大的觀眾認可。一個人得到兩個認可很難，因為純學者同行認可就可以了。如果既有學者認可，又有觀眾認可，那就更好了。
TAG:上官婉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