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塑像

什麼是修昔底德的陷阱？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本名著記載著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陣營間的戰鬥，作者是古希臘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大約460-395BC）。當時，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國，斯巴達是現存大國。這是一場爭奪希臘城邦霸權的長期戰爭，歷時30年之久。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個新興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為了維護霸權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於是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是第一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名詞的人。他早先在《倫敦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和《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闡述這個觀點，用以討論中美關係。 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註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促使討論進一步深化。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寫作

修昔底德這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創立了歷史書的寫作風格：他實事求是（拒絕用希臘神祗作借口），以客觀的態度收集第一手資料，多方採集求證，依照年代作記錄，再加上精闢的分析，寫成此書。

該書的寫作樹立了西方歷史著作的典範。在史學家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貢獻遠遠超越了比他早20年的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

《維基》對這本書的評語是：「此書把當時希臘哲學家那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中，為後世的歷史編纂學樹立了典範。」

對修昔底德，我們知道的不多。根據他的書，我們知道他出身於雅典一個富裕的家庭，以海軍指揮官的身份參與過戰爭，曾感染過黑死病。後來因為被嫁禍而遭到流放，使他能夠以超然的身份，遊歷各國，收集資料。

修昔底德（圖片來源：大英百科全書）

生長於將近2500年前的修昔底德，他對人性的剖析竟然如此深刻，絕不遜於20世紀的作品：「他的眼睛能冷靜地透視到人類最真實、最原始的內在。」（《維基》）讀他的書，我們發現，2500年來人性並沒有進步，而且驚奇地相似。歷史上第一次研究戰爭對人性的影響，並提出警告的就是這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宣示武力，用戰爭解決爭端，是很有誘惑力的。那種伸張國威的想法很讓人振奮，甚至令人感覺崇高。主戰的人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證明自己師出有名。一般無知的小民，更是蠢蠢欲動。但是，到了戰爭真正開始以後，它不但不能讓人繼續崇高，相反地，它往往帶出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使人變成惡魔。我常常想，那些抗戰時在南京屠殺姦淫的日寇，難道戰前在日本都是凶神惡煞嗎？我看未必。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希臘兩個城邦陣營間的戰爭，一邊是以雅典為盟主的提洛同盟，一邊是以斯巴達為盟主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主要戰役發生於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都受到波及。有人認為這是當時西方文明的「世界大戰」，它所帶來的災害，在程度上或許並不亞於20世紀的兩次大戰。

斯巴達在名義上勝利了，然而兩國幾乎都淪為廢墟，使得整個希臘暴露在波斯的威脅之下。

戰爭聯盟地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戰爭的起因

戰爭起源於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之間的霸權爭奪，雙方撕破了第一次戰後所訂的和約，引發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兩個城邦，一個是民主政體（雅典），一個是寡頭統治（斯巴達）。然而，民主的雅典對外擴張，壓制其它城邦爭取自由。相對地，對內實行軍國主義，壓迫本國人的斯巴達，在國際上反而是自由的保護者。

戰爭的直接原因往往並非兩強間的正面衝突，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導火線是斯巴達的保護國柯林斯（Corinth）與雅典的保護國科西拉（Corcyra，今Corfu）間的衝突。斯巴達由於對雅典伸張霸權的舉動恐懼不安，感覺必須用武力保護柯林斯，大戰就此開打。

對那些沒有參與過戰爭的人來說，戰爭的念頭讓人磨拳擦掌、興奮莫名。修昔底德這樣刻畫：「雙方都雄心勃勃，竭盡全力從事這場戰爭，這是很可理解的。在一項事業剛剛開始的時候，熱情總是最高的。那時，在伯羅奔尼撒和雅典兩方面，都有許多青年人，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因而滿懷熱情地參加戰爭。」（第二卷7節）

引發戰爭的另外一個因素，希臘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認為是由於當時雅典政治上不穩定，雅典的領導人伯里克利想通過對外戰爭來消減內部政治矛盾所帶來的不穩。當政者有穩固政權、擴張霸權的野心，加上高度追求榮譽的意念所導致積極求戰的氣氛，憑藉著國民高漲的國家主義情緒，使得國家一步步走入泥潭。然而，戰爭帶來的是災難，甚至是毀滅，而不是繁榮和勝利。

修昔底德把這段歷史忠實地記錄下來，希望給後世的執政者作為借鑒。發動戰爭不是解決爭端最好的手段，永遠不是。

「講理」的文化

古希臘人非常崇尚講理，很多爭端都靠著辯論和仲裁來解決，就連城邦與城邦間的爭執也不例外。根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載，任何戰爭，在宣戰前雙方都要派代表辯論，所以打仗都是先禮後兵，似乎相當文明。

例如，雅典與科林斯人為敵，科林斯人求救於伯羅奔尼撒聯邦。當雅典的使者向拉科尼亞人（以斯巴達為代表，中文譯成拉棲代夢人）辯解雅典人的立場時，他們用理和權作申訴。他們首先把雅典在波斯戰爭中所作的犧牲貢獻，以及領導地位的那段歷史搬出來。然後，他們為自己的霸權思想作辯解。雅典雖然是用文明的語調來為霸權找借口，但也由此可見講理對希臘人的重要性。

在雅典內部，公共領域的辯論和演說尤其重要。那些主戰的人，都必須先對大眾作說服演說，有點像中國古時的「檄文」，只不過希臘人透過演說和辯論，用民主的方式作決定，所以更有群眾基礎。

伯里克利的「葬禮講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例如，戰爭剛開始時，在每年埋葬陣亡將士的典禮上，伯里克利被推舉出來為葬禮致詞。他利用這個機會，作激勵士氣的精神講話，那是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演講。首先，他定位「雅典的本質」，以與敵人對照：

「我們的憲法成為其他城邦模仿的範例。我們的國體之所以被稱作民主，是因為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生活中，優先承擔公職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他屬於哪個階級；任何人，只要他對城邦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湮沒無聞的。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當我們的街坊鄰居我行我素的時候，我們不致因此而生氣，也不會相互猜疑，相互監視……我們在私人關係上是寬鬆自在的，但是作為公民，我們是遵守法律的。對當權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們如此。我們不但服從那些當權者，我們還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護受傷害者的法律，不論這些法律是成文法，還是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被公認為恥辱的法律。」 （第二卷37節）

這個所謂「未寫成文字」的法律，就是修昔底德心目中的「自然法則」，它是「普世價值」，存在於各人（和各國）的良心之中。人們如果不遵從，就是「公認的恥辱」。伯里克利可以用它來激勵士氣，因為他本身就是個清廉正直的模範，受到雅典人廣泛的尊敬。

維護文化上的驕傲居然也可以被用來作為求戰的護身符。「正義的原則」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然而當這種原則被利用成為求戰的口實，那結果就十分荒謬了。這或許就是「國家主義（種族主義）」的盲點吧。

戰爭對人性的扭曲

在承平時期，人們的判斷力和情緒是平衡的：人性中有公正、善良的一面，也有激情、非理性的一面。但這些都受到社會的制約，使得講理成為可能。不過，一位有理性、有原則的人，在戰爭的扭曲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不要說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就是內戰也是一樣。我們就拿修昔底德對科基拉「革命」的描述做例子吧。

科基拉是希臘西北方的一個小島，因為戰略地位重要，同時受到兩個陣營的重視。科基拉內部分成兩個派別，主張民主的平民和主張寡頭政治的貴族。他們本來和平相處，可是為了「尋求真理」，雙方分別引進外力，爆發內戰。（第三卷）

「他們殺死所有他們能夠找著的敵人。那些被他們說服而上船的人，在上岸時也都被他們殺死了。……科基拉人不斷地屠殺他們公民中那些他們認為是敵人的人。被他們殺害的人雖都被控以陰謀推翻民主制的罪名，但是事實上，有些人是因為私人仇怨而被殺死的，其他人是因為債務關係而被債務人殺害的，因而可以看到有各種各樣的死法。……革命使人們採取各種極端殘忍的措施。有父親殺死兒子的……。」

「一個城邦接著一個城邦發生了革命，在革命發生最晚的地方，因為他們知道其他地方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又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更為出格的暴行，表現在奪取政權更加陰險狡詐，報復政敵更加殘忍無忌。常用詞句的含義不得不因此加以修改，而採用現在所賦予它們新的意義。過去被認為是不顧一切的魯莽之舉，現在被認為是一個忠誠的"同盟者所必備的勇氣；謹慎地等待時機，被看做是懦弱的代名詞；中庸之道被視為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表現；一個人如果能夠從各方面觀察問題，就表示他是一個在行動上拙劣無能的人。瘋狂的暴虐變成了男子漢氣概的標誌；耍陰謀搞詭計變成了合法自衛的手段；夸夸其談的人總是被信任，而反對他們的人總是受到猜疑。」

「雖然雙方處心積慮所追求的都不是正義的目標，但是那些利用美妙的言辭來實現其罪惡的目的的人，卻贏得很高的威望。」

一個原來講理的民族，如今，黑與白之間的分野，已經毫無意義。部落思維（黨派思維、本土國家主義）主宰著人們的是非觀。這大約就是「另類真相」的2500年前的版本吧？

「的確，人們普遍地認為行兇作惡比單純誠實更為聰明，他們以具有第一種品質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種品質為恥辱。由於貪慾和野心所引起的對權力的追求是所有這些罪惡產生的原因；一旦黨派鬥爭爆發的時候，激情所引發的暴行也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打著為公眾謀福利的幌子，事實上是為他們自己牟取私利。為了在鬥爭中贏得優勢，他們不擇手段，不惜採取最可怕的行動。」

部落思維走到極端，就退化成了自私自利。到了這個時刻，人只知道一己的利益和生存，其它全屬無稽。

原來的動機或許是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或是對錢、權不公感到不滿，如今在戰爭中，所有文明的規矩都被破壞了，所有公平合理的觀念都被扭曲了，私利、憎恨和報復成為最高的指導原則。所謂的「主義」和「理想」，不過是空洞的詞藻。在鬥爭中，人的判斷力和良知因著「激情」和「傲慢」而失控，爆發成嫉妒、仇恨、報復、反抗權威，以及失去理智的表現。

有鑒於此，修昔底德感嘆地說了一句千古名言：「戰爭是個凶暴的導師」！戰爭讓人們失去判斷力與情緒之間的平衡，暴露出人性的邪惡。這或許是戰爭所帶來最大的災害，人再也不認識自己，失去了人的簡單純真。

在戰爭中，那些最不擇手段的人，反而能夠生存下來。有判斷力，堅持做人的原則，反而成為生存的障礙。所以，沒有人能夠準確預知戰爭的結局，戰爭就是個盲目的冒險。而且戰爭時間越長，越能引發人性極端的暴力。

且不說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所帶來的災難，最近20年來，我們在「恐怖活動」和「反恐戰爭」中，耳聞目睹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暴行，包括被戰爭波及者所遭遇的傷害。這一切，將近2500年前的人類已經經驗過了。然而，人類社會還在不斷重複這些教訓。新一代的人，自己沒有親身經過戰爭（或革命）的洗禮，因此不斷地蠢蠢欲動，甚或殺氣騰騰，以為戰爭是解決爭端，奪取霸權的唯一手段。

真正的陷阱

歷史上從十五世紀至今的「修昔底德陷阱」。（圖片來源：Harvard Belfer Cente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八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問他的總理為什麼英國政府對他的侄子威廉二世的德國變得如此不友好。他認為美國才是英國更大的挑戰。總理指示外交部的德國首席觀察員艾爾·克羅（Eyre Crowe）寫了一份備忘錄回復國王。克勞在1907年元旦那天發表了他的備忘錄。這份文件是外交史上的瑰寶。

克羅的分析邏輯與修昔底德的洞察力相呼應。他的核心問題如下：英國和德國之間日益增長的敵意是更多地源於德國的能力，還是德國的行為？

克羅的回答是明確的：能力是關鍵。隨著德國經濟超過英國，德國不僅會發展成歐洲大陸最強大的軍隊，它很快也會「建立起她能負擔得起的強大海軍」。換句話說，「一旦德國取得海軍霸權......這本身，不論德國人的意圖是什麼，將對英國的生存構成客觀威脅。」

閱讀該備忘錄三年後，愛德華七世去世了。參加葬禮的與會者包括愛德華的繼任者喬治五世和德國的威廉皇帝，以及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羅斯福問威廉是否會考慮暫停德英海軍軍備競賽。威廉回答說，德國致力於擁有強大海軍的這個立場不會改變。但是他補充說：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戰爭簡直不可想像，因為「我在英國長大，很大程度上我覺得自己一部分是英國人。德國以外我更關心的是英格蘭而不是其他任何國家。」 他強調：「我崇拜英國！」

當時英國官方公開的語調是：「一個強大德國的正常活動對世界有益。」 英國的許多決策者也真誠地相信，應該為德國加入「智識和道德領導權」競爭而感到高興，並且英國應該勇於「加入這場競爭」，而不是害怕德國的崛起。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英德陷入了生死的對決。英國參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德國攻打英國，乃是因為如果德國成功地成為歐洲霸主，英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生存將會受到侵犯。英國為著維護霸權而陷入恐懼和困擾之中。無論德國是否有意識地想要取代英國，英國都別無選擇。

從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我們看出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第一次大戰正好驗證了這點。

我認為修昔底德關心的不僅僅是「戰爭陷阱」，他更關心的是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戰爭不僅使得有形的文明成為廢墟，更給人們帶來心靈上的摧殘和創傷，造成人性的扭曲。真正的陷阱是戰爭對人類精神和社會資本（公民道德、凝聚力）的危害。

有形的廢墟容易修復，難於修復的是精神上的廢墟。雖然修昔底德描述的是2500年前人性在戰爭中嚴重的扭曲，我想對於經歷過六、七十年代鬥爭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並不陌生。請問，這些年來我們的人性修復了嗎？我們的人文價值恢復了嗎？每天讀報讓我發現，人性的創口還經常在流膿發臭。

修昔底德真正期望的或許不僅是和平所帶來的紅利，他更期望能夠避免因為戰爭所帶來的對人性的摧殘。人類歷史中一個最大的陷阱就是，為了黨同伐異和一己之私利而摧殘人性中的善良，把異己看成是次人類，而非鄰居。

戰爭（鬥爭）毫不留情，它是個凶暴的導師! 如果對照人類歷史上戰爭所帶來的災難，這句話更為發人深省。

反思

「馬歇爾計劃」（圖片來源：YouTube視頻截屏）

艾利森2018年9月在TED演講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四年之久，杜魯門總統讓美國人每年拿出GDP的1.5%來重建歐洲，特別是戰爭中的敵人，德國和義大利。這個計劃帶來了歐洲戰後的繁榮，也促成了聯合國、世界銀行、人權宣言。那是個偉大的措施，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

執行「馬歇爾計劃」或許含有其它動機，不過重要的是，它釋放善意，而不是懲治對手。這無論是在個人或是在國家的層面，都是達到雙贏的途徑。

今天，我們面臨又一個偉大的時刻。問題是，有沒有新一代偉大領導的出現，能使我們避免再度墜入陷阱？

參考文獻：

徐松岩等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廣西師大出版社。

C.D.C. Reeve, 「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 Political Theory, Vol. 27, No. 4 (Aug., 1999), pp. 435-446.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大西洋月刊，2015年9月24日。

陳季冰：《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金融時報中文版，2018年12月14日。

Graham Allison, 「Is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unavoidable,」 TED talk, 2018年9月https://www.ted.com/talks/graham_allison_is_war_between_china_and_the_us_inevitable

作者簡介：

臨風，本名熊璩，出生於重慶，台灣長大。曾任台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 克雷超級電腦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總工程師; 惠普公司中央實驗室部門主管，大學關係部亞太區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讀書、研究、寫作。在中國大陸出版有《繪畫大師的心靈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臨風，編輯：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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