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試圖證明一張照片不止一個真相

（原標題：恢復紀實攝影的「可信度」？他試圖證明一張照片不止一個真相）

澎湃新聞 湃客 騰訊穀雨

△《由狼撫養長大》，弗蘭克的房間。1992年。

攝影依舊帶著我們審視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提問和探討的工具。

攝影|Jim Goldberg 撰文 |王倩蔚 編輯 | 景旭

用普通人理解的方式講述生活

2013年，60歲的吉姆·戈爾德貝爾格（Jim Goldberg）回到出生和成長的城市紐黑文，拍攝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生長」其內的平常景物。

這是一個由耶魯大學美術館資助、與攝影師多諾文·懷利（Donovan Wylie）共同完成的攝影項目，旨在以紐黑文為透鏡，探索「模範城市」這一概念背後更為具象的歷史和現實。經由裁剪、拼貼和重組後的作品最終集結成攝影書《糖果?/一片美好廣闊的土地》（Candy/A Good and Spacious Land）。

由吉姆負責的Candy部分也是他攝影三部曲的完結篇，前兩部分別是於1985年出版的《富人和窮人》（Rich and Poor）和於1995年面世的《由狼撫養長大》（Raised by Wolves）。這些主題乍看上去沒有清晰明確的脈絡延續，但將其置於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你會發現它們都在關涉吉姆成長年代裡，美國經濟的起落下，不同群體的真實處境——關乎階級、種族、年齡、愛、慾望與背叛。

Candy的記錄方式頗為「普通」。吉姆沒有將鏡頭對準某一特定群體，抑或像多諾文一般，將目光聚焦在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上。為期四年的時間裡，他駕駛著房車，重複地拍攝城市景觀，與來自各行各業的居民聊天。他們形塑著紐黑文，又為紐黑文所影響。

△《糖果》，紐黑文，2014年。

△《糖果》，紐黑文巴士站，2016年。

《紐約時報》曾將Candy稱為「勾勒出了往往為學術史所忽略的紐黑文的社會和政治史」，這一評價與吉姆的初衷相吻合。

在接受穀雨計劃採訪時，吉姆提到了60年代紐黑文的城市復興計劃。當時，政府寄希望於將其打造成一座「典範城市」，以展現美國文化最好的一面。他們以《聖經》中的聖城耶路撒冷為藍圖，推進城市整體的設計規劃。但這一「承諾」很快面臨了破滅——它就像是政府事先給予的一塊「糖果」。社會的分裂，無論是富人和窮人、還是美國白人和非裔族群，給從小生長在紐黑文的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紐黑文居住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仍處於貧困線以下。

由這段歷史出發，吉姆與那些「希望能夠生活在更好的地方」的居民進行交談，「但『那個更好的地方』通常只存在於想像中，那是一個能夠讓他們找尋到更好的生活的幻想之地」。

△《糖果》，一位在紐黑文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居民寫道：「我的夢想是離開紐黑文，再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2014年。

畢業於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2012年加入馬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的吉姆，稱得上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攝影師。從開啟職業生涯的第一份作品《富人和窮人》開始，吉姆就將自己視為一名「用紀實攝影講故事的人」。

他讓人聯想到專註於做口述歷史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他們都試圖從往往會在歷史中消失得毫無蹤跡的個體故事入手，探討宏大或更具普遍性的社會、政治和人性議題。用吉姆自己的話說，這是「一種講述普適性議題的策略——用一種普通人都能夠理解的方式」。

這也必然是一個耗時漫長的過程。《富人和窮人》花費了吉姆8年的時間，《由狼撫養長大》則耗時十年之久。

文字和圖片，你更加信任哪一個？

70至80年代，處於經濟滯脹時期的美國見證了嚴重的階級分化。身處這一時代的吉姆決定著手拍攝舊金山宅邸中富人們的生活，及周邊米順區臨時住所中的低收入者。

儘管吉姆在採訪中強調，他沒有刻意去突出嚴峻的貧富差距的存在，但畫面傳遞出來的對比顯而易見——一些人生活在3m×4m的逼仄空間，另一些人則生活在裝修豪華的大房子里。

也是在同一時期，吉姆創造了自己的標誌性風格——讓自己的拍攝對象在即時成像的寶麗來相片上寫下自己想說的話。那些由拍攝對象寫下的文字，刺激著我們的情緒反應，彷彿在質問「你有多想了解我的生活？」

在一幅畫面中，一家三口擠在一間破舊逼仄的房間里，照片中央的小男孩顯得格外瘦弱。女主人Linda Banks寫道：「這張照片彷彿在說我們是一個非常情緒化和緊張的家庭，就像三個火槍手一樣。貧窮的確糟糕透了，但它也讓我們變得更加緊密。」

△《富人和窮人》，1979年。

另一張相片中，一位年邁卻優雅猶存的女士隻身坐在檀木座椅上，她的穿著打扮和背景中的家飾無不透露著上層階級的身份訊息。「我經常被認為是一位貴婦人，這令我感到不舒服。我深知如何在大多數情況下得體地表現，而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和我出身莊園、受良好教養熏陶有關。」她這樣寫道。

△《富人和窮人》，1984年。

最終出版的攝影書里，這些文字被保存在人像旁。有時候，文字與圖片傳遞的信息相貼合；有時候，它們缺乏關聯；還有時候，它們相互矛盾。看上去，吉姆並不想為觀者提供一個明確的觀點或思考路徑。「我認為我的工作並不是要告訴人們按什麼路徑思考，而是關於提出問題。」

除文字以外，他還會在書籍製作時加入諸如自製視頻的靜態幀、找尋到的相關圖像資料等。這種方式超越了20世紀紀實攝影的傳統——讓照片自己「言說」——的範疇。「我認為我的紀實攝影是『浸泡』在歷史和傳統里的，我只是在試探，將其推向它的邊界。」

△《富人和窮人》，「我的生活是非常私人的，但我會告訴你一件事：我太胖了。」1977年。

70年代末，吉姆剛邁入攝影界時，傳統的紀實攝影也遭遇了一輪哲學上的「圍攻」，這其中就以美國作家、評論家蘇珊·桑塔格為代表——紀實攝影聲稱的真相受到質疑，有時甚至淪為為服務於社會變革而對觀者進行巧妙操縱的工具。吉姆的嘗試也可以被視為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科克倫藝術畫廊（Corcoran Gallery of Art）的首席策展人Philip Brookman曾這樣評論：「吉姆的想法在於如何去呈現『圖片不止擁有一個真相』，我認為這恰恰有助於恢復紀實攝影的可信度。」

當代表攝影師當下所見的攝影作品與拍攝對象的主觀敘說擺放在一起時，它們實際上也在向觀者發問：你更加信任哪一個？你真的可以信任任何一個嗎？

他們的父母將他們「推開」了

《富人和窮人》後，吉姆又接著完成了《救濟院》（Hospice）和《由狼撫養長大》，一個關於養老院瀕臨死亡的老人，一個關於生活和露宿在加利福尼亞的年輕人。

暴力、毒品、濫交……這些名詞好像很自然地就與那些混跡街頭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也讓所謂的「主流」群體很難去接納他們。

另一方面，外界給予這些無家可歸者們的幫助，比如為他們安排住所、提供工作等，有時候反而會引起他們的不適。

最為關鍵的一點，去傾聽和理解他們的文化與需求，卻往往因排斥、害怕、缺乏耐心和精力等種種原因被忽視了。

這讓吉姆想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以及他認識的或不被給予機會、或不受賞識、或被當做替罪羊的年輕人。他想將鏡頭對向那些作為「局外人」的年輕人，就像他感覺自己曾經是的那樣。

吉姆的工作，就是「建立關係」。他首先找到了自己的「主角」，Dave和Echo，兩位富有魅力但陷於困境的離家出走的年輕人。

吉姆並沒有刻意地去融入到他們的世界。他訴求的是一種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間的對話，「當我和他們在一起時，我會和他們談及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作為那個群體中的一員感受如何，他們也會和我形容他們的世界。」

他也會適當地為他們提供一些物質幫助。在Echo懷孕期間，吉姆還讓前來照顧她的母親在自己家裡住上一段時間。通過Dave、Echo和他們的交往圈子，吉姆又找到了更多人物和故事。

△《由狼撫養長大》，一群無家可歸的孩子去往好萊塢大道尋找和乞討食物，走在末尾的是Dave，他是這一群體的領導者和發言人之一，1988-1989年。

△《由狼撫養長大》，Echo和她的母親。1988年。

《由狼撫養長大》稱得上一次真正的多媒體的實驗。這本書收錄了照片、快照、對話片段、日記、手繪、與政府通信的複印件等。在同名展覽中，還增加了吉姆自製的影片和相關物件——比如Dave的牛仔夾克。這些材料是無家可歸者們日常生活的真實產物，但他們講述的故事卻常常真假參半。

Dave將自己的母親稱為癮君子，而父親則是「地獄騎手」。「事實上，他的父母住在得克薩斯州，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不是癮君子。我打電話給他們，他們卻沒有興趣與Dave聯繫。所以無論他們是癮君子、『地獄騎手』還是基督徒，他們對他都不好。但Dave是一個很特別、很善良的人。」

Dave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無家可歸的年輕人的處境。「他們都是為人所『拋棄』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將他們『推開』了，任由他們在大街上成長。你只能說，他們被扔向的那個世界是充滿暴力、毒品和濫交的，這是那些無家可歸者所歸屬的文化的一部分。這也透露出我們國家文化的一種跡象——它常常會忽略那些年輕人。」

在貧困和混亂的表象背後，吉姆著力挖掘他們的個性、經歷、夢想和人性的部分。

故事的結尾，Dave因腎功能衰竭於1993年去世。2016年，Kanye West穿著一件Dave夾克的複製品，隨後將其出售。「他們不知道它來自哪裡，」吉姆說，「他認為這只是一個時尚產品。」邊緣群體的生活方式和亞文化脫離了孕育它們的背景，被簡化成純粹的美學，並經重新包裝，出售給那些不知道它們來自哪裡的消費者。

△《由狼撫養長大》，Dave的牛仔夾克。

越來越多的「高牆」拔地而起

《公海》（Open See）是吉姆加入馬格南後拍攝的第一份作品。

2004年雅典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吉姆被委派到當地，去拍攝數量龐大的移民群體。當時希臘約有200萬移民，其中大多數過著隱秘的生活，無法擁有合法工作和一些最基本的權利。也是在那個時候，吉姆意識到，拍攝移民比他想像中要複雜許多。

「這個群體內部有更加細微的差別，移民，難民，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人，他們身上有太多故事可言了。」他決定去往他們的原國籍，烏克蘭、孟加拉國、印度、賴比瑞亞、剛果……探究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接下去又發生了什麼。

在這一過程中，吉姆捕捉到了不盡相同的悲傷和渴望。幾名男子在鏡頭前脫下襯衫，露出他們傷痕纍纍的背部。其中一位寫道：「戰爭來了，叛亂分子屠殺了整個村莊和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8個孩子），我也被射中了好幾槍。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活下來的。我經常夢見武裝人員」；另一位補充道：「塔利班對我施行了酷刑。」

△《公海》，Mr. Monozande的家人死於叛亂分子的屠殺，戰爭也在他身上留下難以消磨的痕迹。2008年。

還有許多被販賣並被迫賣淫的年輕女性。其中一位女孩在自己的肖像上寫道：「我是一個妓女」，毫無表情的臉色與她的證言蘊含的強大力量看上去極不相符；另一位名為Beauty的女孩則寫道，「經過7年糟糕透了的生活，我身上唯一留下的美好就是這個名字了。」

△《公海》，Eve，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難民。她曾被承諾給與一份在希臘辦公的工作。抵達後，她卻被販賣到雅典中央市場附近的一家妓院賣淫。皮條客將自由的代價定為完全不可能企及的40,000歐元。如果她試圖逃跑，他們就威脅要殺死她的家人。2004年

「公海」這一名字源於一位拍攝對象的斷語：「在公海里是沒有邊界的」。然而，各種顯性和隱形的邊界卻在真實世界中存在著。

一位索馬利亞人用潦草的筆觸寫下「我每天賺68塔卡（1美元），這令我感到絕望。」另一位則留下——「沒有文件，我無法留在這裡，也無法去往任何地方。」

但與此同時，這裡也為他們帶來了希望和歡樂。一位男性將希臘比作他心目中的「天堂」，承載著他自我重塑的夢想。

近10年來，難民問題在全球語境下變得愈發嚴峻且急迫。世界範圍內，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社會和政治衝突，被迫離開自己家園的人群正在成倍地增加。與此同時，民族和意識形態間的衝突開始激化，越來越多的「高牆」拔地而起。

吉姆認為，攝影本身所具的政治效力是個未知數，但它仍在以某種方式介入政治與社會——它帶我們審視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提問和探討議題的工具。

蘇珊·桑塔格曾在《論攝影》論及觀者與作為媒介的攝影的關係：「大量關涉到世界範圍內的苦難和不公的攝影使每個人都對暴行有一定的了解。這讓可怕的事物看來去更加普通、遙遠（它只是一張照片）、不可避免了。」由於吉姆絕大多數攝影項目都關涉遭受著不公和痛苦的邊緣群體，我問及他對此的看法——

「當我們看過太多不好的事物後，我們總會有變得更加麻木的危險；但是它們也始終有在我們心中『摩擦出火花』的可能，我們可能會為他人的生活和苦難所刺痛，去做一些實際的事情。有時候，攝影可能是一種能夠推動社會改變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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