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自述：我的獄中生活

我們在石料場進行的消極怠工已經進入了第二個年頭，我們要求徹底結束一切體力勞動。我們要求得到的權利就是要做對我們的時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學習一門手藝。我們甚至不想去石料場走走過場、裝裝樣子，但我們也僅僅是在我們自己的人中間談談而已。在1977年年初，監獄當局宣布結束體力勞動，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可以可以在監禁區打發我們的日子。他們為我們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乾的活兒，但是，這不過是一塊掩蓋他們「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對我們來說，體力勞動的結束是一種解放。現在我可以讀書、寫信和與我的同志們討論問題，或者處理法律文件。自由時間允許我去找回我在羅本島養成的最大的業餘愛好：收拾菜園和打網球。

要在監獄裡存活下去，你必須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滿足的辦法。你可以通過許多辦法去實現這種滿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別乾淨；打掃走廊，使走廊上沒有一點兒灰塵；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儘可能有更大的空間。一個人在監獄外干大事會感到自豪，而在監獄內干小事同樣會感到滿足。

幾乎自從我在羅本島上開始服刑，我就要求監獄當局允許我在院子內開闢一個菜園子。幾年中，他們毫無理由地拒絕了我。不過，最終他們總算同意了，我在對面的牆根處開墾了一片狹長的小塊土地，搞了個小菜園。

園子內的土地非常乾旱，而且有很多石塊。院子是用廢渣墊起來的，為了開闢菜園，我必須把大量的石塊挖出來，使植物有生長的空間。那時候，我的一些同志與我開玩笑，說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礦工，因為我白天在石料場挖石灰石，而業餘時間又在院子內挖石頭。

監獄當局為我提供了種子。開始，我種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蔥，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麼好，但後來收成很快增加了。當局並沒有為允許我開闢這個小菜園而感到後悔，因為這個小菜園綠色滿園之後，我常常為獄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蔥。

雖然我一直喜歡種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關進監獄後我才能夠得到一小塊土地種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園裡種菜是在福特黑爾大學學習的時候。在那裡，作為大學要求體力勞動的一部分，我曾經在我的教授的一個菜園裡勞動過。作為腦力勞動的一種調節，我喜歡與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約翰內斯堡後，一開始是學習，然後是工作，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園藝才能。

我開始訂購種植蔬菜和園藝方面的書籍。我學習和各種種植技術和施肥技術。但是，我沒有那麼多書中介紹的材料，只能通過試驗並在一次次的失敗中學習種植技術。有一段時間我想種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成功。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敗。

對我來說，種植蔬菜是監獄中為數不多的自己能說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種、觀察各種植物的生長，然後是照料植物，最後就是收穫。這樣的勞動過程可以提供一種簡單但卻是經久的滿足。作為這一小塊土地的主人，它為我提供了一點自由的感覺。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把菜園作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徵。一位領導人也必須管理好自己的菜園，他也要播種、看護、耕作，最後才能去收穫。像一個園丁一樣，一個領導人必須對他所培育的東西擔負起責任。他必須關心自己的工作，要驅趕敵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東西、除掉不應保留的東西。

我給溫妮寫了兩封信，介紹一棵長得特別漂亮的番茄。我告訴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從播種一直到長成一棵結出深紅色果實的大番茄樹。但是，後來不知出了什麼差錯或缺乏護理，那棵番茄開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對此卻毫無辦法。當它最終枯死的時候，我小心地把它從地里拔出來，洗乾淨後「埋葬」在菜園的一個角落裡。

我用很長的篇幅敘述了這個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讀懂了那封信。但是，當我寫那封信的時候，我有一種複雜的感情：我不想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像那棵番茄一樣枯死，但是，我又感覺沒有能力培養我們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關係。對於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時你是無力回天的。

結束人工勞動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我的體重增加了。儘管我們在石料場很少幹得滿身是汗，但是，來回步行去石料場足以使我保持著原來那修長的體形。

我一直認為，做操不僅對身體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對心情平和也非常關鍵。以前，我有時只能通過擊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氣憤和驅趕煩惱。做操能消除緊張，而緊張是心情平靜的敵人。我發現，當我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我的工作也會好，而且腦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為我生活中雷打不動的活動。在監獄裡，有一種驅除煩惱的方式是絕對重要的。

就是在羅本島上，我仍然堅持我以前的拳擊訓練模式，從禮拜一到禮拜二，我堅持跑步和體能訓練，然後，休息三天。禮拜一和禮拜二早晨，我在牢房裡跑45分鐘，然後做100個俯卧撐、200個仰卧起坐、50個下蹲運動和其他各種體能訓練活動。

從一開始與監獄外的探視者和國際紅十字會的來訪者見面時，我就在強調為我們提供適當的鍛煉時間和設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國際紅十字會的資助下，我們才得到了像網球和乒乓球台這樣的運動設施。

在我們停止了石料場勞動的同時，一位獄警主張把我們的院子改造成一個網球場。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適。於是，普通犯人監禁區的囚犯把水泥面塗成綠色，然後，按照傳統網球場的樣子畫上白線。完成後就拉起了球網，我們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溫布爾登球場。

結束體力勞動後，我有了更多的讀書時間，但是，在羅本島上，並沒有供我隨便挑選書籍的圖書館。我們看了許多不易記憶的神話小說、偵探小說和少量達夫妮·杜·莫里葉（DaphneduMaurier）的著作。政治書籍是被禁止的，任何關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書都是絕對不準讀的。要借閱一本書名裡頭有「紅」這個字的書，哪怕是《小紅帽》，都會被審查官拒絕。儘管H.G.韋爾斯寫的《星球大戰》是一本科幻小說，但也由於書名中有「大戰」二字而被拒絕。

開始，我想閱讀一些關於南非的書或由南非作家寫的書。我閱讀了納迪尼·高迪莫寫的所有當時未被禁止的小說，學到了大量有關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識。我還讀了許多美國小說，印象特別深的是約翰·斯坦貝克寫的《憤怒的葡萄》。我發現，該書中描寫的移民的困境與我們南非勞動人民的處境十分相似。

1978年，經過幾乎15年要求聽新聞廣播和讀報的權利的鬥爭終於有了結果，監獄當局向我們作了妥協。他們開始為我們提供自辦播放新聞的服務，但仍然不允許我們得到報紙和聽新聞廣播。他們所提供的所謂服務，只是每天通過監獄內部的播音系統廣播一下經過篩選的新聞摘要。

這種新聞廣播既不客觀也不全面。島上的幾個信件審查員只是通過其他的每日新聞編一個簡單的新聞摘要。所以，播放的內容針對政府來說都是好消息，而對政府反對派來說則是壞消息。

20世紀70年代初，當局開始允許我們接收直系親屬的照片，溫妮給我寄來了一個影集。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收到溫妮、子女或孫子、孫女的照片，我都會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貼在影集里。我珍視這本影集，通過它，我什麼時候想看到我所愛的人就可以隨時看到他們。

但是，在監獄裡，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會伴隨著煩惱。儘管我被允許接收照片和保存影集，但是，獄警們卻經常搜查我的牢房和沒收溫妮的照片。最後，當局終於不再沒收照片，我也最終整理好了我的影集。影集厚厚地集了一本，其中有全家所有人的照片。

我不記得誰是第一個請求借我的影集的人，但肯定是我們監禁區的人。我高興地借給了他，隨後還有兩個人也曾經借過。很快，許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影集，因此，就連其他區的人也來借閱我的影集。

但是，沒有多長時間，我就發現我那本寶貴的影集被弄得破舊不堪，並且有許多絕版照片被人取走了。這些人在他們的牢房裡見到某些個人的東西就會引發絕望的情緒，因而無法控制自己。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我就會下決心重新整理一本影集。

有時候，人們僅僅是向我要一張照片，而不是整個影集。我記得有一天，一個普通犯人監禁區的黑人覺悟運動組織的年輕人給我帶來了食物，並把我拉到一邊說：「馬迪巴，我想要一張照片。」我說：「好啊，就給你一張。」「什麼時候給？」他十分直率地問。我回答說，我可以在周末給他。這似乎使他感到滿意，於是就想離去，但是，他忽然又轉身說：「注意，不要給我老太太的照片。你要給我一個年輕姑娘的照片，你女兒津澤或澤尼的照片。記住了，不是老太太的照片！」

我在島上被關押了18年之後，我和其他獄方認為是獄中領袖的幾個人被轉移到了波爾斯穆爾監獄。

我們現在就生活在一個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懷念羅本島上的自然景觀。但是，我們的新家也有許多令人感到欣慰的東西。首先，波爾斯穆爾監獄的伙食遠比羅本島的伙食好，經過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後，我們感到波爾斯穆爾的伙食就像是宴會，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許我們看的報紙和雜誌也相當多。我們還有一台收音機，但是，只能收當地的電台，聽不到我們一直想收聽的BBC世界廣播電台。我們可以整天隨意地到陽台上活動，但是，12點到下午2點獄警們吃午飯期間卻是例外。我們的大房間附近還有一個小房間，那裡可以當作學習的書房，裡面有椅子、書桌和書架，我白天就在那裡讀書和寫東西。

《聖經》告訴我們，先有菜園後有園丁。但是，在波爾斯穆爾，情況卻並非如此。在那裡，種植菜園又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圍單調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種方式。經過幾周的考察，我發現我們的樓頂上整天都能見到陽光。於是，我決定在那裡開闢一個菜園，並且得到監獄長的批准。我請求監獄後勤部門給我提供了16個大油桶，並讓他們把油桶鋸成兩半。然後，他們又在桶內裝上潮濕、肥沃的土壤，製成了32個大花盆。

我種上了各種蔬菜，如洋蔥、茄子、捲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蘿蔔、黃瓜、球形甘藍、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時，我在這個小小的「農場」里種了接近990棵植物，這個菜園遠比我在羅本島上經營的菜園要大得多。

有的種子是我買來的，有的則是監獄長布里格迪爾·芒羅給的，例如球形甘藍和胡蘿蔔種子。監獄長特別喜歡這些蔬菜，獄警們也給我一些他們所喜歡的蔬菜種，並且也有足夠的糞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園裡工作兩個小時。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向伙房裡提供蔬菜。這樣，他們就能為普通囚犯做一頓特殊的飯菜。我有時也把我種的相當一部分菜送給獄警，他們通常用書包把新鮮蔬菜帶走。

1984年5月，我發現還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這些事情似乎可以彌補所有的遺憾。有一次，溫妮、澤尼和她的小女兒來探視我。准慰官格雷戈里沒有帶我去正常的探視區，而是讓我走進了一個單獨的房間，裡面只有一張桌子，沒有任何隔離設施。他很客氣地對我說，當局已經作了調整。從那天開始，他允許我們進行「接觸性」探視了。

然後，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兒，並單獨找溫妮談話。當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邊和她單獨談話的時候，溫妮被嚇了一跳，認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來到門口，我們兩人不知不覺地就來到了同一個房間，然後就彼此相互擁抱在一起。這麼多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吻抱我的妻子。這曾是我千遍萬遍地夢想的時刻，而在當時，似乎我們仍然在夢中。我擁抱著她，時間似乎不再流動。我們靜靜地擁抱在一起，除了我們的心臟跳動的聲音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雖然我不想放開她，但是，我還是放開了她，去與我女兒擁抱，然後又把澤尼的小女兒放在我的腿上。算起來，我已經有21年沒有碰過我夫人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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