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書寫與楷書的生成及其演變——以漢末魏晉南北朝民間寫本墨跡為例
日常書寫與楷書的生成及其演變——以漢末魏晉南北朝民間寫本墨跡為例
文 / 冉令江
文字是社會文明的標誌。「書寫」是記錄文字傳播語言的最主要方式。文字產生之後，「書寫」活動便逐漸遍布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了「日常書寫」這一文字使用的書寫活動，並使文字記錄和傳播語言的功能得以發揮。古代的「日常書寫」活動遺留下來的大量墨跡資料。漢末魏晉南北朝是楷書生成並逐漸演變的時期。鍾繇、羲獻（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等文人書家的作品和漢末魏晉南北朝簡牘殘紙、寫經等民間墨跡，為我們立體地呈現了楷書在漢末魏晉南北朝生成、演變的全過程。特別是新發掘的簡牘殘紙、寫經等民間墨跡，為我們探究日常書寫下楷書的生成、演變提供了原始的墨跡材料。
一
關於日常書寫
日，有「每日」之意。常，有「恆久」之意。可以說，日常有每日堅持不變之意。書寫，是為追求一種目的，或為「實用」或為「藝術」。縱覽中國古代為我們流傳下來的書跡文本，無論是諸子百家著述，還是太史公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無論是皇帝、宰輔、六部九卿擬寫的官書文件，還是地方官吏寫的奏摺、詔告於民的文書；無論是「二王」的書札、顏真卿的《祭侄文稿》等經典法帖，還是書於簡牘、縑帛紙張的民間斷簡殘紙，都顯示出書寫的「實用」目的和功能。古有記言：「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存載道德，紀綱萬事。」「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四海尺牘，千里相聞。」，等等。都說明了書寫的實用目的。
關於書寫，劉守安先生將其分為：實用書寫、藝術書寫和學書書寫。實用書寫，是為表示一定意義顯示文字內容的書寫，是文字原始價值的體現，是中國古代書寫活動的基本形態。藝術書寫，主要是為展示漢字形態美而進行的「藝術創作」性書寫。學書書寫，是為學習書寫技能、提高書寫水平而進行的，主要是臨摹學習碑帖和別人書法的書寫「練習」。 日常書寫，是指日常生活中為記錄文字語言而進行的「實用書寫」活動、行為，是書寫活動、行為的基本形態。它只為發揮「文字」的本質屬性——記錄和傳播語言的目的，並非為體現書寫的藝術價值而進行藝術創作。它是一種隨時生成，無意識，不可重複的書寫活動。 《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詩帖》三大行書，雖是經典的書法藝術作品，但她們都是作者無意識下完成的，不可重複的實用「文字書寫」。
以上可以看出，日常書寫具體是指實用書寫。在古代「書法」並沒有完全脫離實用書寫的範疇而成為一味追求漢字美的藝術形式。梳理中國書法史，我們可以發現留存和記載的書法作品，不論是甲骨文、金文、碑刻、簡帛書、尺牘信札等無一不與日常實用書寫存在極其密切的聯繫。
二
漢末魏晉南北朝的日常書寫環境
書寫在整個中國古代佔有重要的地位，凡事都離不開書寫活動，是文人士大夫特別是文字工作者日常必須從事的活動。文治政府的日常書寫特點加之漢末魏晉南北朝寫經、秘書與書法教習的興起，為日常書寫提供了更有利的書寫環境。
（一）
文治政府的日常書寫
自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以「文吏」來管理國家的「文治政府」。錢穆先生認為，漢武帝之後中國才由周代的「貴族政府」，漢初的「軍人政府」，逐漸演變為「文治政府」；以後保持了這種「文治政府」的基本形態，這與西方古代的貴族、武士政治，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成鮮明區別。在中國古代，「文治政府」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有知識有修養的賢人(即士人) 組織與領導」政府。在這樣的政治結構內，士人以較高的地位行使權力，而其基本方式就是書寫政令、文書。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曾說：「漢所以能治九州者，文書之力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不僅有「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之言，還論述了詔、策、誓、誥、令、制、命、敕以及章、表、議、奏、啟、對、疏、記等各種官方實用文體的寫作。
在「文治政府」中，文書在治理國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大量的文職官員需要靠書寫各種文書輔佐皇帝，管理國家。文書的「書寫」，自然也就成為了各級官吏和書工、書吏、書史、書令史、書佐、書手、書家主要的政治日常書寫活動。
（二）
寫經的興起
經文、教義的抄錄是宗教傳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在中國產生和發展，佛教的傳入和傳播，促使了經典經文、教義抄寫和銘刻活動的出現和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文人、僧侶參與寫經的活動，而且官方也成立相應的職業寫經機構，職業的寫經生在這個時期也已經出現，寫經活動成為他們日常的書寫活動。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量經書，主要為規整並易於辨識的楷書。楷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應用於日常寫經，必然促使了楷書的發展和演變。
道教被稱為文字教。文字自然在道教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魏晉南北朝時由於玄學、清談之風的盛行，道教得以形成和發展。抄錄道家經典，成為人們修行和傳播道教的主要方式之一。王羲之便有以小楷抄寫《道德經》《黃庭經》等道家經典的作品傳世。此外，道教書家楊羲、許翙等也有楷書經卷存世。
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士大夫在崇尚玄學，信奉道教的同時，也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佛教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一度成為「國教」。隨著佛教的傳播和發展，刻經、寫經成了傳播、弘揚佛法的重要手段，而以書寫做佛事自然就變得非常普遍。佛教在北朝盛行中，大量的敦煌寫經卷留下了無數的楷書遺迹。這些佛教經卷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墨跡資料，成為研究楷書生成、演變的重要資料。
（三）
秘書與書法教習的興起
漢代已經開始重視書寫教育，東漢靈帝時便設立了專門的書寫教育機構————鴻都門學，進行日常的識字教育與書寫教育。魏晉時期，由於士人藝術的覺醒，書法已經成為體現士人文化、人格素質和精神風貌的重要方式，在士人的精神生活與社會地位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自然引起了士人對書法教育的重視，士族秘書書法教習也隨之興起。當時秘書不僅掌管典章記籍和文書起草之職，還有教習書法的任務。《晉書》卷三九《荀勖傳》記載：鍾繇的外甥荀勖善書，「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繇）、胡（昭）為法。」衛恆的《四體書勢》中也說到：「（梁鵠）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從中可以看出此時任秘書之職者多為善書之人，在教授典章、文書之時，不免有教習書法的任務。
工整規範之美是官方文書抄校的基本要求，秘書教習必以規整的正書為主。王僧虔在《論書》中曾記載，「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章程書，即秘書所教習的書體，即漢魏之際的正書————楷書。所以，當時秘書和書法教習的興起自然為楷書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
民間日常寫本墨跡與楷書的生成及其演變
書體的衍生多源於民間書手省簡、快捷書寫下筆法的演變。迅疾的「草寫」是書體演變的誘因，筆法的演變是書體演變的根本原因。楷書就是在隸書的「草寫」過程中，通過對隸書筆法的解構從而引起結構體勢的轉變而形成的。二十世紀出土的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簡牘、殘紙、寫經卷等民間日常書寫的手寫體墨跡，相對為我們清晰的展示了楷書生成及其演變的這一過程。
（一）
簡牘、殘紙墨跡中的楷書
圖一 包山簡「全」「 夫」、清華簡「王」字
兩漢魏晉時期文化藝術的發達，促進了漢字書法的繁榮，文人書法家、官方專職書法家與民間書手在不同的領域進行著漢字的進化實踐與藝術創造實踐。根據目前出土的清華簡、包山簡、郭店簡等戰國簡牘中，我們可以發現已經出現了楷書露鋒側入筆法的端倪，且呈現左低右高的楷書橫畫體勢。如包山簡中的「全」「 夫」、清華簡中的「王」等字的橫畫（圖一)。而在大量漢末魏晉時期的簡牘、殘紙墨跡中，可以看到楷書筆法應用的普及。
圖五 還所掠記簡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居延新簡
圖三 熹平元年瓮題記
圖二 元和 四年簡
西漢居延漢簡《竟寧元年簡》（公元前三三）可視為早期楷書的先聲。雖然還保持著隸書的點畫形態，但已經呈現出早期楷書的面貌。具有這種特徵最具典型性的作品有敦煌漢簡中的《元和四年簡》（八四）（圖二），《永和二年簡》（一三七），《永壽二年陶瓶》（一五六）和傳世的《熹平元年（一七二）瓮題記》（圖三)。《居延新簡》EPT22.706（圖四）無論點畫還是結體，楷書的意味都比較重，撇畫細勁，捺畫粗重，左右兩邊輕重粗細反差很大，橫畫左低右高，已具有了楷書的結構特點。敦煌《還所掠記簡》（圖五），隸書的橫勢以近消亡，字形以長方為主，強化了縱向之勢，楷書特徵較《居延新簡》EPT22.706更為顯著。
圖八 南疆丘男子木簡
圖六 永壽二年陶瓶
圖七 詣鄯善王檢
樓蘭出土的《鎧曹謹條殘簡》《將張僉簡》，西晉《泰始五年簡》，較東漢《永壽二年陶瓶》（圖六）在點畫的起止、轉筆形態上進一步成熟，結體的聚散關係進一步合乎楷書法度。《詣鄯善王檢》木牘（圖七），日本西川寧博士指出：「橫畫、轉折部分使用了三過折的筆法，還有『邑 』部豎畫應用了地道的懸針」。與其不同的《南疆丘男子木簡》（圖八)為楷書的另一種樣式，豎畫和撇畫都是入筆重按，收筆銳出；橫畫露鋒尖入，行筆漸按至收筆最重，然後提筆下收。《為可殘紙》《南昌晉墓簡》與其具有相似之處。
圖九 朱然名刺
圖十 懸泉置麻紙墨跡
吳國的楷書墨跡《朱然名刺》（圖九）基本已經脫去了隸書的遺意。橫畫的收筆已經出現了成熟楷書的頓筆，豎畫有垂露之意，撇畫出現了楷書的前重後輕的用筆，捺畫有「三過折」的筆勢（如朱、然字），並且出現了隸書所不存在的勾畫，轉折處明顯地運用了提按用筆（提按的出現、提按的程度與使用方式，是楷書形成與轉化的重要標誌），已經非常接近後期成熟的楷書。劉濤先生將其稱為：「迄今所見的吳國楷書的上乘之作。」一九九一年出土於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中的東漢《懸泉置麻紙墨跡》（圖十）和《蘭州伏龍坪漢墓殘紙》殘紙已經脫去隸書的筆意，重要是增添了點、折、鉤等楷書的筆法。他們與傳世鍾繇的《薦季直表》在用筆和結體已經非常接近，可以看出一脈相承的痕迹。
圖十一 十月四日具耆
圖十二 悼痛當
圖十三 洛神賦
魏晉殘紙文書中的楷書字跡，沒有確切的紀年，大多是西晉人的書跡。從楷書的發展階段而言，是新妍的「王書」流行之前的楷書，可以視為早期階段的楷書。《十月四日具耆》（圖十一）殘紙筆法完備，更趨規整，已與晉代寫經的楷書體貌一致。同為一紙的《急惟》《悼痛當》（圖十二）《迷》三張殘片，體勢文雅端莊，用筆輕重緩急間表現出了真書點畫的提按頓挫，轉折處提按的強調和筆法已為純熟的楷書，且整體氣息頗似王獻之的《洛神賦》（圖十三）。
圖十四 吳書孫權傳
新疆出土的晉人楷書寫本《三國志?吳書》殘卷：《吳書?虞翻傳》《吳書?孫權傳》（圖十四）等，已經出現了熟練的頓按和豎鉤用筆，且橫折之筆的肩部出現了強化頓挫的方折；且整體已接近與南朝時期的寫經楷書面貌。
這些簡牘、殘紙楷書墨跡，不僅顯現出了由隸書的簡化與草寫向楷書轉變的痕迹，而且也展現了楷書由早期的隸楷混合體向成熟的鍾繇、羲獻父子等文人書家楷書演化的過程。
（二）
寫經墨跡中的楷書演變
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書法除簡牘殘紙墨跡之外，歷年考古發現的寫經書法也是蔚為大觀的。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抄寫經書便開始產生。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促使了專門的抄經者「經生」的出現和具有鮮明體勢風格特點的「寫經體」的形成。抄寫的佛經，不僅要整齊美觀，以便閱讀，更重要的抄寫佛經本身就是一種功德，出於禮佛的虔敬心態，抄寫時勢必恭敬，字跡工整。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使用性的書寫在技巧形式上逐漸形成一套自己的基本規律，楷書便在這一實用性的抄寫中形成和演變。
圖十五 諸佛要集經
圖十六 三國志·步騭傳
目前發現最早的漢文寫經是新疆吐峪溝出土的西晉元康六年（二九六）的《諸佛要集經》（圖十五）。《諸佛要集經》為兼有隸書遺意的楷書作品。其楷書提按和轉折的用筆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應用，具備了楷書的特點；但在橫畫和捺畫上還遺留有明顯的隸書波磔的用筆；字體雖已打破了隸書的扁方結構，多見楷書之長方結構，但仍具有橫展的隸書體勢。此外晉寫本《三國志?步騭傳》（圖十六）和《吳書?孫權傳》同為楷隸書體。他們與《諸佛要集經》相比具有漢簡牘書法瀟洒的意態和自由開放用筆特點；字體結構在變橫勢為縱勢的基礎上，結體稍緊，略顯峭峻之態。一字之中的捺畫收筆強調較重，意顯隸書的風格，但在很多地方又改變了隸書的結構形式，橫畫的起筆不藏鋒，撇畫率意送出不再作回護的收筆。
圖十七 摩訶般若波羅蜜船喻品
圖十八 維摩詰所說經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佛國品第一
而晉時的《摩訶般若波羅密船喻品第十四》（圖十七）《摩訶般若波羅密船喻品第十五》《摩訶般若波羅密經》殘片，《維摩詰所說經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佛國品第一》（圖十八）等為「北涼體」寫經書。此類寫經卷，結體多橫向取勢，字體方扁，隸意較濃，橫畫削弱了「北涼體」起筆「下頓」的用筆，露鋒輕入，中部呈波勢，收筆上挑，具有飛揚、靈動的節律美，從而形成了粗獷豪放、洒脫自如的獨特風格，具有很強的地域性。
圖十九 小楷維摩經卷
後涼麟嘉五年（三九三）的《小楷維摩經卷》（圖十九）。雖為楷書，但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如橫畫和捺畫中都存在隸書波磔的用筆，轉折的筆畫還具有隸書的遺意，但提按的滲入使其中出現了即不同鍾繇等文人書家的楷書也不同於銘石楷書的獨特風貌。結構上在平方的基礎上，受隸意筆法的影響呈現向右下傾斜的勢態。在此卷中，橫畫的前輕後重的用筆已經普遍應用，並且奠定了後世「寫經體」的用筆特徵。
圖二十 北朝佛經殘片一
圖二十一 北朝佛經殘片二
具有濃厚隸書古拙之意的寫經書。以旅順博物館所藏新疆北朝佛經殘紙中的編號20.1489_38_08殘片（圖二十），（20.1460_31_03）《道行般若經》殘片，（20.1453_06_07）《妙法蓮華經》殘片等為例，此類墨跡筆畫平直，結構方整，字體中蘊含有濃厚的隸書古意（如20.1489_38_08殘片與《鮮於璜碑》極其相似），但隸書「燕尾」的出鋒變為楷書的「頓筆」。此外，中原及南方諸多文人雅士遷於河西，繁榮了當地的文化，同時將方整莊重的、典雅的銘石書體帶到了河西地區，從而被抄經者所用，在「寫經體」的基礎上表現出方整、典雅之態，我們從旅順博物館藏北朝佛經殘片中可窺見此種書體之面貌，如編號20.1459_15_03殘片（圖二十一）（20.1505_583）《賢愚經》殘片、（20.1453_36_06）《大般涅經》殘片等。
圖二十二 生經第一
成熟嚴整楷書形態的南朝寫經卷較為著名的有：《大般涅磐經》《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編號P.2196），《生經第一》（編號P.2965）（五七六），等等。其中《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楷書技法嫻熟，書寫穩健自如。卷末題記靈動自由，且有行書筆意，開「妍美」寫經體之新風。《生經第一》（圖二十二）橫畫起筆多以露鋒尖細而入，行至最後頓筆收住；鉤畫輕盈挑出，筆畫肥腴彎曲展露「外拓」之勢，結字寬緩平和，始開顏體楷書之先河（如「者」「調」「身」等字與顏體基本沒有差別）。南朝晚期的寫經卷，楷書已經成熟。如南朝陳至德四年（五八六）的《摩河摩耶經》、陳太建八年（五七六）的《佛說生經》等，筆法和體勢方面都為唐楷樹立了典範。
圖二十三 安弘嵩寫經殘卷
《安弘嵩六朝寫經卷》（圖二十三）為具有隸、行筆法的楷書。橫畫多以具有典型寫經體起筆輕入、收筆重按的特點，但部分橫畫具有了唐楷橫畫起收筆重，中斷用筆輕的特點，主筆具有隸書橫之勢（如「一」「第」等橫畫，「次」「趣」等捺畫，「何」的「亻」等）；用筆流利勁暢，筆畫連帶率意、洒脫，氣勢流暢，行書筆意十足，可以看出書者已經熟練的掌握了行書的用筆；結字隨勢附形，變化多端；章法參差錯落，輕重相間；墨韻沉著，可謂是難得的精品。
圖二十四 涅槃經第九
大多數北朝的寫經卷，書體介於隸與楷之間，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隸法逐漸消失。至北朝晚期，隨著南北文化的不斷交流，北方寫經也逐步向南方書法學習。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寫本為北周保定五年（五六五）的《十地義疏案》（P.2104）和《涅槃經第九》（圖二十四）等。前者用筆圓潤，結體方正，雖有的字仍留有北朝早期書法的痕迹，但在具備成熟楷書特點（成熟楷書的反捺得以普遍應用）的前提下，具有了南朝行書的意味。後者結構方整，弱存橫勢，用筆靈巧，捺筆收勢時露鋒芒，行意較濃，明顯受到南朝楷書、行書的影響。
從流傳下來的大量佛經殘片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民間流行的多為具有漢隸風格的楷體，但當時的「經生」卻在相對落後的文化環境中，在各種因素（士人審美、士人書法的傳播等因素）的影響下演繹著楷書的形成和演變。
由此可見，簡牘、殘紙、寫經等民間書法所表現的清新與自然是：「古代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於自然美的獨特的發現，源於中華民族特殊審美心理的長期積澱。千百年來，雄踞書壇的文人書法一直或明或暗的從民間書法中吸取營養。」然而，這些看似好像沒有太多技巧的墨跡中卻表現出民間書家無意間所流露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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