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版圖最北到了哪裡？以步兵為主的軍隊是如何抵抗游牧騎兵的？

文 ｜ 郭曄旻

自殷墟發現以來，殷代墓葬始終是殷墟考古發掘的主要內容。但歷經幾千年的變遷，有的殷墓在埋葬不久就被人盜過；戰國以後，盜墓之風盛行；宋代金石學興起之後，更助長了盜墓之風——當時雖有學者們的「探墓」，但沒有科學的考古手段，因而與盜墓無異。近代甲骨文的發現雖是好事，反過來更誘使人們大肆盜掘殷墟。幾經盜發，大墓被洗劫一空，這給研究殷墟文化帶來了許多困難，直到1976年，婦好墓的發現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婦好銅鉞，有學者認為其是婦好使用的兵器，也有學者認為只是一種軍權象徵，而非實戰武器

從婦好墓中出土如此眾多的精美陪葬品的情況來看，當時的殷商王朝正處於一個興盛時期，這與史籍上的記載不謀而合。司馬遷在《史記》里就說，「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武丁是盤庚之弟小乙之子，算是一代名王。商代諸王中，僅少數有尊號，如大乙湯被尊為「高祖」，還有一位「高宗」就是武丁。《詩經》的五篇商頌，其中《玄鳥》和《殷武》都是為頌美武丁而作。《殷武》是專門祭祀高宗之樂，其中稱讚武丁時期的興盛：「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朱熹註解這幾句說「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

史籍上說，武丁中興，是因為得到了賢臣傅說。此人原為刑徒，被武丁發現後，加以重用，「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據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隨後在民間找到了傅說。這件事在《墨子》《國語》《呂氏春秋》 《帝王世紀》 《尚書》等書中均有記載，內容也大同小異，聽上去頗有幾分近代活佛轉世的味道。實際情況大概是武丁在民間訪得傅說這個賢人，但傅說的地位太過低下，武丁恐怕眾人不服，於是利用眾人迷信的心理，用託夢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史記》記載，武丁舉傅說「以為相」。雖然作為確切的職官名稱，「相」在商朝的存在還未得到卜辭的證明，但商朝中央的官僚機構，在商王之下，很可能存在有一個擔任最高職位的官員。這是因為從古代文獻和有關甲骨文材料看，商代官僚機構已經相當複雜。按照《尚書》所列的內服職官名稱，殷王朝內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僚就是衙門，尹就是官長，亞是次官，服是事務官。《尚書》里還有「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大盂鼎》銘還提到「殷正百辟」。由「師長」和「正」及其之下的「百僚庶尹」「百辟」組成的官僚系統，進行有效的行政管轄。基層機構方面，宗工是管理百工的，百姓是氏族長，是統率家族百姓的長官；里君是統率村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長。

武丁執政長達59年，在傅說輔佐下大力改革，「治亂罰惡、畏天保民、選賢取士、輔治開化」，遂令商朝國勢臻於遷殷以來的極盛。不過，商朝畢竟不是後世所理解的那種大一統集權帝國。其周圍還散布著數量眾多的部族、方國。據文獻記載：「及湯之時，諸侯三千」，「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這些諸侯、方伯一旦被商王所征服，就必須向商王盡朝覲、獻納貢品等政治、經濟方面的義務。武丁之前，由於商王室勢力虛弱，結果出現了「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的局面，武丁中興之後，用武力重新迫使周邊部族臣服自然就成了題中之意。曾有人指出：「武丁時期的戰爭幾乎是迭迭發生的。在武丁執政的五十九年間，根據所能見到的甲骨文資料看，殷王朝和周圍方國部族至少發生過六十多次戰爭。」

武丁時期，商朝已經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從甲骨文看，可能已有右、中、左三師的常備軍。師的人數無明確記載，從《牧誓》透露的周人師的編製規模看，百夫長之上是千夫長，千夫長之上是師氏，所統率的軍隊應是萬人。周是臣服於商的方國，其軍制發展必然受到商朝的影響和約束，也就是說武丁很可能擁有一支多達3萬人的軍隊，這在公元前13世紀後半葉的世界上，無疑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從考古發現看，殷墟王陵殉埋的武裝侍衛一般都隨葬青銅戈，婦好墓中也出土了100多件青銅武器，有鉞、戈、矛和鏃等，以戈為數最多，是主要的武器，鏃也較多。可見，商軍的兵器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軍官或高級士兵還有護身的頭盔、皮甲、皮盾，兵器製作精良，形制紛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殷墟中已經出土了戰車實物，但出土的十幾萬片甲骨文資料中，關於戰爭的卜辭也多見於步兵作戰的記載，而僅有的兩條涉及車戰的卜辭還與從方國戰爭中俘獲車輛的有關。可見武丁時期，戰車雖已在戰爭上出現，但其規模尚極其有限。

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婦好墓發掘現場

在武丁朝的對外戰爭中，最為艱難的無疑是對付西、北游牧部族。雖然當時的游牧部族尚未發明馬鞍與馬鐙，也不曾掌握金屬兵器，對於中原王朝的威脅遠不能與後世的匈奴、蒙古相垺；但馬背上民族來去如風，對於以步兵為主的商朝軍隊而言仍舊是個大敵。《易經》就留下了「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記載。奇怪的是，在近十萬片傳世甲骨中，至今未見伐「鬼方」的線索，反而甲骨文卜辭中的「鬼方」和「鬼」是商的與國；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懷疑武丁卜辭中的「方」可能就是上述周人文獻中的「鬼方」。從甲骨文的記載看，當時方與土方（在今內蒙古），或來自西或來自北，經常進入商王朝的邊鄙或邑落擄掠人口、莊稼和牛羊。武丁二十九年，商軍與游牧部族爆發了一場大戰，趁著武丁派兵征伐北方土方的時候，西北方向的方和羌方也對殷發動了進攻，他們攻陷了邊境的一座城邑，並搶掠焚毀了三座大穀倉，形勢十分危急。武丁被迫在商境進行緊急動員，擴充軍隊。甲骨文中記載，從七月己巳日到九月丙午日，38天內武丁7次徵兵共計23000多人。經過激烈地戰鬥，商王朝的軍隊最後終於徹底打敗了對方，基本上解除了來自西北游牧部族的威脅。武丁之後，甲骨文罕見對「方」「土方」的記載，就是一個旁證。考古發現證明，商周之際以朱開溝文化（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陶亥鎮朱開溝村）為重要源頭之一的北方草原青銅文化日益北向傳播，直達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中游，這或與武丁對游牧部族的軍事勝利，迫使部分北方游牧族遠遁有關。

總而言之，通過武丁朝的不斷征伐，商朝的勢力向北抵達今天的內蒙古、遼寧一帶，向南更抵達長江流域，《詩經》里有商朝討伐「荊蠻」的記載。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黃陂發現了商代盤龍城遺址。這座城築在一個小山丘上，北面靠山，三面環水，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城內東北部有宮殿遺址，其中的出土器物群有著濃烈的中原商文化色彩。這如果不是商早期所設立的鎮守南疆的軍事重鎮，便應當是一個臣服於商的方國首府。另外，在江西、湖南也發掘到商代文物。商的勢力伸張到這一帶，也應當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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