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雖失敗，但一些政策還是得到實施
為了挽救民族危機，當時社會上興起了「實業救國」思潮，民族資本家也大力倡導「振興實業 挽回權利」，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甲午戰爭，是指公元1894年8月1日開始至1895年3月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
戰爭結束後，雙方簽定了《馬關條約》。而這份《馬關條約》是中國自簽定《南京條約》以來，後果最為嚴重的條約，它使得日本割佔了中國大片的土地，隨後不久德國便強佔了中國的膠州灣。
也正是這份條約使廣大的中國民眾進一步覺醒，認識到國家在經濟實力上若不近快追趕上發達國家，中國只能會任由世界列強繼續宰割。
在這種背景下，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緒皇帝接受了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由翁同龢草擬的《定國是詔》，維新變法運動正式開始。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光緒皇帝接連發布了上百道詔令，要求全國各級政府裁減冗員，提倡西學，廣開企業，建立西式新軍。這使得國內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有了政治上的依託。
在此之前，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已經為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儘管至1897年底，全國各類新型的企業只有100餘家，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多種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雛型已經出現。光緒皇帝的如此支持，自然是進一步地鼓舞了眾多的有志於以經濟救亡者的信心。
只是光緒皇帝未能當政持久，百日後，他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囚禁。不過，他開創出的局面並沒有因為他的被囚禁而完全崩盤。慈禧太后自己重新臨朝聽政之後，繼續頒布了一些可行的政策法規，國家邁向資本主義的腳步沒有停止。
從光緒皇帝起始至慈禧離世，這期間，清政府頒布的各項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法規有《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試辦銀行章程》、《籌辦礦務章程》、《商船公會章程》等等。這些政策法規的頒布，使過去大都由國家壟斷重要產業的經濟體制出現了改變，私人投資的渠道開始見寬，更多的私人資本湧入了過去未曾開放的內河運營業、採礦業、鐵路運輸業。
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公司制也在這一時期，被國家認可。公司地位的確立，使得那之後不到10年的時間，即湧現出各類新型的私營或公私合營的廠礦達到380家，增長率是前10年的3.5倍。
1905年9月15日，清廷又下旨，准許開放東三省，命令內閣指定地界，多開場埠，推廣通商，鼓勵地方官開辦各種實業，以興商務。
同年9月26日，北京戶部銀行開市，為資本的流通和運作提供了便利。9月27日，清政府又諭令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全浙鐵路由當地實業家自辦。同日，湖廣總督張之洞借英款100萬兩興辦自來水廠。接著，9月30日，福建省紳商自辦連接贛浙粵三省鐵路的申請得到清廷批准。
同年10月24日，清廷又批准江蘇海州自開商埠。同年11月4日，張之洞又開辦了川漢粵鐵路局。同年11月13日，四川總督錫良獲准於成都創設銀行。同日，山東華德合資中興煤礦有限公司成立，股本40萬元，添招新股160萬元。
同年11月16日，上海公益機器紡織有限公司創立，集股本100萬元。同年12月6日，皖贛閩浙四省士紳集議設鐵路總會。12月19日，漢口商人胡德隆、朱益敬創辦瑞豐麵粉公司。
1906年1月10日，清廷開放山東濟南、周村、濰縣為商埠。同年1月15日，山西紳商董崇仁與吏部郎中孫笥經等集資30萬兩成立山西同濟礦務公司。同年2月3日，廣東紳商集議籌辦粵漢鐵路，當日即認股300餘萬。
從以上時間不到5個月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中國國內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至此已是呈現了相當迅猛的勢頭。
晚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兩次大的發展。
第一次熱潮出現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作興起。
原因是：受外商的刺激和洋務派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誘導，中國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資近代企業。
伴隨著民族工業的出現，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誕生；無產階級有了發展；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出現。
第二次熱潮出現在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初步發展。
原因是：甲午中日戰爭後，資本主義列強爭相中國輸出資本。中國社會的封建自然經濟進一步解體，客觀上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和市場。清政府為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初步發展，為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提供了經濟基礎，又是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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