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教授程美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順勢而為推動改革的典範
先從教育上改革，反對者少，擁護者多，很容易獲得人心，而且它產生的政治效應很明顯，能夠使大家更加厭倦階級鬥爭，進一步對文革進行否定。
按勞分配這個原則，並不是多麼高深的問題，但是它為後來的經濟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
1978年的5月，開始真理標準大討論，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敏銳地看出這對於解放思想是個千載難逢的契機。如果沒有鄧小平這麼關注的話，真理標準問題後來未必會成為一個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政治問題。
總的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社會鬆綁，有利於我國探索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但不能一說三中全會，就覺得它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那是過度解釋。
三中全會最大的意義是實現工作重心轉移，恢復了中共八大關於推進國民經濟發展的路線；第二是平反冤假錯案，為61人叛徒案、彭德懷案和陶鑄案平反，文革基本就結束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轉折性事件之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1976年，中國共產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彼時，在「十年動亂」和長期「左」的思想影響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重創。而世界範圍的科技浪潮正蓬勃興起，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拉大。
時代大潮，浩浩蕩蕩。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回首改革開放的起點，圍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背景、召開過程與主要內容以及會議的重要意義，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副院長，北京高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教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程美東。
長期以來，程美東教授主要從事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等問題的研究，曾主持過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十餘項，長期關注和研究改革開放歷史。
以下為編輯整理後的專訪實錄，受訪者已閱。
大轉折前夕界面新聞：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偉大轉折點，但在此之前，粉碎「四人幫」等事件是不是已經意味著中國轉變的開始？
程美東：現在講改革開放的轉折點，普遍認為的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但是要講轉折，必須要從1976年反「四人幫」開始，這是中國的一個大轉折事件。因為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的執行者就是「四人幫」，所以把這些文化大革命思想路線的執行者、理論的炮製者控制起來，雖然沒有從思想上徹底扭轉，但實際上已經宣判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的破產。
界面新聞：文革結束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那段時間，國內政治力量發生了哪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有利的結構性變化？
程美東：到文革後期，當初積極支持文革並且一度獲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幾股政治力量已經漸漸地淡出核心權力。而到了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後，文革中的積極力量在中央層次非常有限，這個格局為後來順利地清除「四人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奠定了組織路線的基礎。由於高校學生造反派，工廠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這三種文革積極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社會的政治力量越來越趨向於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並且，到了文革後期，軍事領導權基本上回歸到那些黨內曾對文革持消極態度的甚至是反對態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幫」後才沒有出現混亂，而此後這股力量則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強化、發展，只有那些在長期的革命時期形成的老領導才能引起他們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黨內元老們對「凡是派」發動批評，軍方自然不會支持「凡是派」。軍方的這個政治取向，決定了粉碎「四人幫」後黨內否定文革不會有大的風險，更不會出現政局的不穩定。
界面新聞：當時國內的政治、社會狀況如何？是不是已經有跡象表明黨的工作重心要發生變化？
程美東：1976年到1978年，也就是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兩年時間裡，社會解放的程度加大。1976年，逮捕「四人幫」就是宣判文革的破產，一年後，中共十一大宣布要結束文革，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事實上早在1975年，原國家計委提出的《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修訂草案）》就指出，到1985年，糧食產量要達到8000億斤。但是按照集體化的方式，農業的產量不可能提高，所以這實際上就對改革提出目標，從而推動農村的改革，同時給後來探索新的體制，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供了一個合法性——為了實現農業產量的提高，找尋一種新的辦法。
1976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則有更深刻的含義——中央要抓農業了。學大寨雖然仍屬於集體化運動，但在當時來說，這不可能突破，也不敢突破，重點是釋放一個促生產的信號。華國鋒在這個會議的講話中指出：「要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正在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可以看出，華國鋒的講話特彆強調了革命就是發展生產力，指出農業學大寨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國民經濟。
總的來看，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直至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整個中國的社會控制明顯減弱，無論黨內各級幹部還是一般群眾由於鑒於文革無法無天的教訓，對於刻意整人的把戲已經厭倦，特別渴望民主，從而形成了一定開明的氛圍，沒有這個氛圍，人們自然不敢暢所欲言，那麼要想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根本轉變是不可能的。
界面新聞：在文化領域有沒有一些轉變？
程美東：思想文化領域慢一些。在當時來說，思想路線不可能沒有轉變，但粉碎「四人幫」後，思想文化領域很亂。因為批評揭發「四人幫」，實際上直接或者間接將矛頭對準了毛澤東主席，對準了中央。這在當時來說有利有弊。好的一方面是通過這種揭批，使文化大革命路線不得人心，使它的合法性從理論上和情感上被削弱了。然而，「四人幫」不是以階級敵人的名義，而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義來從事工作的。文革結束之後，國內就出現了被非議為「非毛化」的擔心，比如當時國外認為中國發生了政變。這不能說是危言聳聽，因為客觀上來講，粉碎「四人幫」的確是對毛澤東主席晚年思想路線的否定，那麼華國鋒和當時中央的合法性就受到質疑。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難免疑慮，以華國鋒為代表的中央是否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路線？
界面新聞：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在哪些場合開始為三中全會做準備和造勢？具體體現在幾個方面？
程美東：不能說鄧小平在三中全會召開的過程中主動造勢，因為三中全會的召開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從思想邏輯上來說，三中全會的確符合鄧小平的政治理念。
第一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是個比較務實的人，從大躍進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20年我國都在搞階級鬥爭，使經濟建設受到影響。經濟建設是國家的命脈，1959年毛澤東主席退居二線之後，鄧小平和劉少奇作為中央負責人親自參與三年困難時期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文化大革命使這一思路暫被擱置，1973年之後，鄧小平逐漸恢復黨和國家的工作，在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後，他很快就再次被打倒。但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抓科技和教育」的基本思路沒變過。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在黨中央的職務，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恢復高考。恢復高考是按照教育規律辦事，是對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線的糾正，也是對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使教育戰線成為當時全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先聲。
第二點，鄧小平在恢復職務之前給中央寫信，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他說要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體系來看待，這個是很高明的。實際上就是要把毛澤東主席個人和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
緊接著1978年的5月，開始真理標準大討論，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敏銳地看出這對於解放思想是個千載難逢的契機。如果沒有鄧小平這麼關注的話，真理標準問題後來未必會成為一個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政治問題。
界面新聞：那陳雲等老同志在鄧小平復出期間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程美東：對於鄧小平復出，陳雲這些老同志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實際上即便沒有陳雲等老同志呼籲，鄧小平也會平反和復出，因為粉碎「四人幫」之後，「批鄧」的歷史邏輯和政治邏輯已經不存在了。
實際上，1976年10月份的報紙還有「批鄧」的文章，但到1976年12月份之後，基本就沒有了。所以陳雲、王震等老同志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以說是順勢而為。第一，鄧小平在1975年被停職是因「四人幫」而起，「四人幫」倒了就證明鄧小平當時是對的。第二，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為了紀念周總理，「四人幫」是積極壓制紀念活動的，他們倒了，就證明壓制紀念活動錯了。第三，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後產生的最高層領導人，從政治路線來說，他們有很多共識。第四，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對於鄧小平的待遇越來越趨於解放。韓鋼教授有文章指出，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國鋒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第五，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可以依賴的力量只能是文革前的老幹部——文革中的造反派屬於「四人幫」路線的人，啟用新人暫時來不及。而這些文革前的老幹部絕大多數是擁護鄧小平的，尤其是軍隊幹部中，擁護鄧小平的很多，這個不僅僅是政治路線一致的問題，也與組織系統有關，鄧小平長期擔任129師政委，在當時的軍隊很有基礎。以上幾個方面說明鄧小平復出是客觀必然，誰也擋不住。
所以，1977年3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和王震等老同志最大的功勞就是逼迫華國鋒在這個會議上面明確表態鄧小平跟「四五事件」沒有關係。並且，華國鋒明確說出中央要給鄧小平平反，但是要堂堂正正，要找合適的時機。
界面新聞：在您看來，華國鋒此前對鄧小平復出一事主要有哪些擔憂？
程美東：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之初，關於鄧小平復出問題上不明確表態，他反覆解釋，總是強調「水到渠成」。他的這種態度，一方面的確有可能出於鞏固自己的位置的考慮。但在當時一下平反「四五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確也是有難度的，因為這兩個問題都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決定的，關鍵是離中央下的有關通知還不到半年，突然推翻這個世人皆知的毛澤東主席生前欽定的政治案件，華國鋒的確擔心黨內、國內的人士的大腦能否接受轉得這麼快的彎。同時，他粉碎毛澤東主席信任的「四人幫」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毛澤東主席晚年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現在卻對毛澤東主席嚴厲批評的鄧小平又這麼快地加以平反，群眾會怎樣看待他呢？國外已有「非毛化」的議論，「四人幫」一夥則公然叫囂華國鋒是在搞政變，這個時候立即平反「四五事件」和讓鄧小平復出，對於一貫謹慎處事的華國鋒來說，不能不說有相當大的顧慮。所以，這種因素也加重了他不敢主動積極地平反這兩個案件的心理。
在關於「四五事件」的性質的認識上，與對鄧小平的被打倒的認識一樣，華國鋒在當時也是知道其冤情的，否則他怎能在1976年10月在聽取宣傳口的彙報時明確指出「『四五事件』要避開不說」？對於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生前欽定的案件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宣傳，只能說明華國鋒本人在內心是不贊成那種處理結果的，而從多種因素考慮，又不得不先維持現狀。
界面新聞：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一度使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動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來印刷考卷，作為「撥亂反正的第一聲號角」，為什麼恢復高考在鄧小平看來是迫切的？
程美東：在鄧小平當時主管的領域裡，高考事關重大。因為它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利益、四化建設的人才培養問題以及年輕人的命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工農兵大學生實際上是政治挂帥，是各級領導幹部子女或者關係戶的特權。
在我看來，高考制度的恢復，是鄧小平執政思維的自然流露。他能當機立斷，在1977年8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拍板決定。如果當時不是鄧小平管教育，恢復高考可能要推遲或者採取雙軌制：一部分高考一部分「工農兵」。
為什麼在當時是迫切的，儘管8月已經過了正常高考實施時間，但鄧小平知道有些事情越拖越麻煩，先從教育上改革，反對者少，擁護者多，很容易獲得人心，而且它產生的政治效應很明顯，能夠使大家更加厭倦階級鬥爭，進一步對文革進行否定。教育戰線首先恢復，緊接著思想戰線和經濟戰線也就逐漸恢復。並且，教育改革客觀上為下一步的思想解放準備了人才，也為實踐邏輯提供了基礎。
轉移工作重心界面新聞：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還出現了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鄧小平也不斷強調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一理論問題是如何釐清的？
程美東：這是個經濟問題，因為我們長期搞「一大二公」，忽視了價值法則。實際上堅持按勞分配不能說是鄧小平一個人的貢獻，因為此前國內就有人主張要按照價值規律辦事，要堅持按勞分配。華國鋒、李先念等人的態度也是一致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與我們理論界的研究不無關係。當時給中央起草報告的理論界人士，比如于光遠和胡喬木，他們都主張社會主義要按照價值規律辦事。
界面新聞：按勞分配原則對於改革開放具有怎樣的意義？
程美東：意義當然很大。按勞分配改變了過去「一大二公」的體制，強調個性化的生產和管理體制。過去我們不重視按勞分配，容易把經濟問題當作政治問題討論，認為按勞分配就是資本主義。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的管理體制有問題。而改革開放一直到今天，實際上都在強調體制和機制問題。就經濟來說，當時要把經濟搞好，就必須要有一套更科學的管理方式，而直接進行制度改革阻力太大，強調按勞分配則為後來的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和依據。按勞分配這個原則，並不是多麼高深的問題，但它對後來的經濟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
界面新聞：工作重點轉移是中央工作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當時提出轉移全黨工作重點的契機是什麼？
程美東：當時來說，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人對於工作重點轉移問題沒有分歧。因為大家都想要儘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是一致的。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方面，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主張大規模引進外資，而且主張多購買國外的技術和產品，多學習國外的管理技術。同華、鄧的態度相比，李先念顯得比較謹慎，他認為引進要同國內製造平衡，要結合起來。而且不能花錢買一個社會主義，得借鑒和消化。而契機就是文化大革命讓大家窮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達成了共識，需要時不待我地要實現現代化。
界面新聞：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國務院務虛會上也討論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其實也觸及了改革開放的相關內容，這樣的討論有何緣起？
程美東：1978年7月到9月的國務院務虛會很簡單，主題就是經濟建設。因為1977年到1978年，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團到國外參觀學習，發現國外發展迅猛，最出名的一個考察團是谷牧帶團去歐洲五國，谷牧在報告中「石破天驚」地提出我國當時的經濟技術水平「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大體上落後二十年」。華國鋒和李先念都是比較務實的人，華國鋒對農田水利和經濟問題特別感興趣，李先念長期主管經濟工作。針對多個考察隊反映的情況，國務院當即提出召開務虛會，讓各部門、各部委拿計劃，華國鋒和李先念對此都持支持態度。在務虛會上，華國鋒提出四個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方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次會議就準備提出工作重點轉移問題。
界面新聞：當時黨內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呼聲是否已經非常強烈？是否可以說，重視經濟體制的問題是發軔於此？
程美東：應該說當時是在黨內形成了搞經濟建設的共識，這肯定有很大積極意義。國務院務虛會再次提出我們要大膽地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技術和資金，改變舊的思想觀。這對改革開放意義很大，但是不能簡單說從這個時候就開始，因為黨內對經濟體制的重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前文提到，農業學大寨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重心轉移的標誌，學大寨實際上就是要改變農村面貌，增加農業產量，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為大家探索新的制度形式提供了合理性。所以不能把1978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拔得過高，認為有了它，才有後來的改革，實際上黨內長期有這個思想。
國務院務虛會議雖然明確提出工作重心轉移，但重大決策必須通過黨的會議宣布才算數。所以這次國務院務虛會，為三中全會提出工作重心的轉移做了一個系統的論證，論證集中體現在李先念的報告里。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不過是對務虛會議一些觀點的確認。
從理論到實踐界面新聞：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發表，這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對於接下來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怎樣的意義？
程美東：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主席犯的錯誤，可不可以否定？當時人們不敢直接說，但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實踐證明，四人幫被逮捕了、工農兵大學耽誤了一代人以及文化大革命是搞封閉。潛台詞就是不要迷信毛澤東主席。鄧小平之所以對這個常識性問題如此關注，是因為他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思想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客觀上，思想解放運動使大家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共識——絕對不能搞教條主義。不言而喻，這個大討論的終極問題就是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錯誤可不可以討論？當時中央領導人和各大媒體紛紛表態，為黨內政治權力的轉換，打開了生動的缺口。華國鋒在三中全會上被迫檢討，事實上就是對他領袖權威的一個挑戰。沒有真理標準的討論，後面的政治路線也不可能改變。
另外，它直接給當時社會上的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方便。社會上的這些思想解放一方面對於推動真理標準討論客觀上起到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真理標準討論的進行也需要進一步發揚人民民主。
界面新聞：在1978年長達2個月零5天的國務院務虛會上，胡喬木於7月28日作了《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9月9日作總結報告。李先念和胡喬木的發言對後來的實際決策發生較大影響，一些學者認為它是中共認識到以開放促改革的轉折點，他們二人的發言對中央決策有怎樣的推動作用？
程美東：當時李先念代表國務院作了一份總結報告，這份報告後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黨，所以它也可以說是華國鋒的。但是，無論是從政治運作的技巧，從團結更多的人的角度，還是從具體工作分工的角度，以李先念的名義發言可能更好。所以，不能簡單把李先念的發言看成是他個人的，這肯定是集體的智慧。實際上那份報告基本是華國鋒的思想，或者說至少跟華國鋒的思想是一致的，把華國鋒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談話精神都吸收了。他們的發言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有幫助的。
胡喬木既是部門領導人，但作為寫作班子成員，可能為中央領導人的報告提供了一些數據和理論的支撐，他們把務虛會上各個部門的意見集中起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形成了一個統一的認識。而這次會議最集中的發言就是第一要開放；第二必須要改變管理體制；第三要大規模地吸引外國的資金，要改變我們之前制定的十年規劃發展綱要。
界面新聞：無論是中央工作會議，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原定議題其實都並非是實際上在會議上得以討論和解決的問題，討論議題的變化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最初的動議是為了什麼？議題的變化是否違背了會議主持人華國鋒的意願？
程美東：一講到三中全會，好像是大家逼著華國鋒表態，或者說三中全會的很多成果不是華國鋒想要的，這方面要具體分析。
比如說工作重心轉移，這本是華國鋒首先重視的問題，他非常贊成工作重心轉移。至少從粉碎「四人幫」開始，他就在醞釀這個問題了。中共十一大明確宣布文革結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嗎？
鄧小平1978年9月份在東北說，「四人幫」揭批運動不要再搞了，今年年內就結束。這肯定對華國鋒有所觸動，所以鄧小平講話之後，華國鋒更加堅定了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決心，要為老幹部們平反冤假錯案。平反冤假錯案從1977年就陸陸續續開始了，對於一些比較棘手的人，比方說劉少奇案件一直到1980年才解決。當然，在此事上，華國鋒肯定不是積極的主導者，但也不是反對者，畢竟他主動解放、任用了一批老幹部，對於後來胡耀邦主持的大規模平反活動也沒有直接設置障礙。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這些事，沒有華國鋒的同意能夠搞得成？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既是對黨內、黨外群眾呼聲的一個回應，同時也與華國鋒內心政治路線、思想路線不無關係。
界面新聞：所以這樣看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成功，它是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呢？
程美東：要從時間和地點來說當然有偶然性。必然性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把四人幫打倒了，就意味著一批老幹部必須要平反上台，必然要有所改變。要注意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個別人人為造成的突發事件，它是文革以後黨和群眾長期反思的結果，是文革後中國的國內政治力量變化趨向和整個社會生活方式漸變等綜合因素積累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撥亂反正意識的老政治家們積極地把握了這個時機的結果。
改變中國的五天界面新聞：現在回頭看，三中全會召開的那五天是改變中國的五天，是歷史轉折的五天。全會上確定的路線轉變對中國接下來的發展有怎樣的影響？
程美東：影響就是中國從此之後的改革就有了合理性，從此改革就不再是個遮遮掩掩的事情，搞經濟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
三中全會最大的意義是實現工作重心轉移，恢復了中共八大關於推進國民經濟發展的路線；第二是平反冤假錯案，為61人叛徒案、彭德懷案和陶鑄案平反，文革基本就結束了；第三就是布置了一些經濟工作的具體思路，但具體政策在當時是難以制定的，直到1982年中央才下文件確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但總的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社會鬆綁，有利於我國探索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但不能一說三中全會，就覺得它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那是過度解釋。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沒有承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反而還強調了人民公社體制。綜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大的利好就是，第一，恢復了黨的組織路線，讓文革前擁護「中共八大」路線的老幹部恢復工作；第二，儘快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改革開放有了總的政策導向。
界面新聞：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停止使用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但是在會議上實際上並未對這個口號本身的是非進行討論，這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程美東：當時不可能對此展開討論，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任務有三個，分別是農業農村工作問題、討論十年規劃問題、討論李先念報告，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只不過是「跑題」了。階級鬥爭為中心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文革的評價，在當時來說，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那樣做，彎轉得太快，容易出問題。
界面新聞：儘管全會具有偉大的意義，但是當時其實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尚未解決，一些禁區尚未突破，比如農村工作的錯誤指導思想還未得以徹底糾正，在三中全會上下發的農業文件上甚至還寫有「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當時大家普遍認為關於農業問題提出的兩個文件不解決問題，但是大家也並未對「包產到戶」進行討論，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況？
程美東：當時在國內，大家把集體化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直到現在我們還有一種所有制的情結，把所有制看作目的和價值所在。比如現在大家還在爭論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如果我們在所有制問題上動搖了，那還是社會主義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的。即便在承包經營時期，多數人也不認為它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幾千年來，中國以一家一戶為基礎的小生產模式，並沒有使中國富裕起來。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只有實行社會分工合作的大生產才能實現共產主義。但即使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
界面新聞：當時是什麼顧慮？
程美東：當時大家不可能認識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符合社會主義的，只是把它看成臨時過渡的策略和手段。在解放農村生產力方面，鄧小平說允許試、允許干，讓老百姓根據實踐結果來投票，大家見到好就收不回去了，從而中央才能確認。如果中央一開始就做出這個決定，那恰恰是一個不成熟的表現。
界面新聞：站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們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鑒的意義？
程美東：首先就是改革要順勢而為。順勢就是順黨心、合民意。當時在黨內黨外，大家都在訴文革之苦，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果不平反很明顯就會失去黨心、失去民意。
其次，我們在今後的改革中，領導者要善於凝聚共識。一個好的領導者善於把共識性的問題提煉出來，化為一種具有普遍指導性意義的理論，讓大家去討論。比如，當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鼓勵大家積極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達成共識。
第三，在重大決策上不要走得過急過快，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功之處也在於此。為什麼我們不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又比如說為什麼不確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為在當時不能轉彎過快。這些都得慢慢來，得先易後難。
第四，必須要有成熟的政治家團體參與重大變革的決定，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決策科學、有序地實施。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決策並改變中國，與當時黨內有鄧小平這類卓越的政治家有很大的關係，他們推動改革穩步前進，毫不動搖，也使我國在改革的進程中不迷失方向，犯其他錯誤。
還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歷史問題。不要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中央領導人點名道姓的批評是很民主的，那是特殊時期，不具有普遍性，在今天我們不主張這麼做。這是雙刃劍，我們不能盲目，不能無限地推廣三中全會的一些民主形式。任何事情，都要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才是合理有效的，不顧時間空間的變化無條件地放大和縮小都是非理性、非科學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