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殺貪官最多，但為何依舊是無官不貪？

原標題：朱元璋殺貪官最多，但為何依舊是無官不貪？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腐敗是一種歷史傳統，反腐敗也是歷史傳統。每個朝代都在與腐敗做鬥爭，儘管不總是管用。但像明朝這樣，全體官員不得不貪還是少見的。這一切都起源於反腐敗力度最強的明太祖朱元璋。

出身貧苦且目睹了元末種種腐敗，深諳「豬肉過手，留下層油」官場智慧的朱元璋，設計了一套以實物和徭役為主體的徵稅制度，即讓納稅人直接將物資繳納給消耗部門，沒有中間商賺差價。這被歷史學者黃仁宇稱之為「洪武型財政」。

這種制度極為理想化，實行起來則非常魔幻。

明朝初期，因為連年戰爭百業凋敝，朱元璋制訂的農業稅稅率非常低，而且他認為農閑做點小買賣不應該上稅，一直未設立商業稅，這一政策持續到明朝滅亡。所以有明一代，中央財政都很少。而且隨著土地兼并，中央財政逐漸減少。

財政收入不多不說，為了防止官員收貨幣稅時貪腐，朱元璋規定收取實物稅，開起了歷史的倒車。

《明朝財政不積極》一文指出，在「洪武型財政」的組織調度下，蘇湖生產的糧食送往西北遙遠的邊疆軍營；江西煅燒的瓷器運向北方的京師宮殿；浙江編織的絲娟賞賜後宮佳麗……所有的賦稅收入直接與消耗部門掛鉤相抵，朱元璋事無巨細的將國家各項開銷中所需物資分配給全國的縣城。一個消耗部門（需要使用物資的衙門單位）可能要接收數十個縣的實物，對縣城來說也同樣麻煩，16世紀北京宛平縣的一位縣長就抱怨，他們縣要給個朝廷27個消耗部門繳納各種實物稅，而總價才區區2,000兩白銀。

收取實物稅又消耗了大量的財力人力，使得本來不多的財政顯得更為緊張。因此，明朝的國策是以國家經濟活動保持最低水平為基礎的，對由此產生的預算不足的問題，則一味採取節省開支的辦法應付。例如要求軍隊自給自足，官員的俸祿非常低，京官外派甚至沒有差旅費。

根據洪武四年（1371）正月所制定文武百官歲祿標準可知：正一品900石，從一品750石；正二品600石，從二品500石；正三品400石，從三品300石；正四品270石，從四品240石；正五品180石，從五品160石；正六品100石，從六品90石；正七品80石，從七品75石；正八品70石，從八品65石；正九品60石，從九品50石。

朱元璋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畢竟他算過官員「若將所得俸祿養家，盡自有餘」。以七品縣令的工資標準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個成人的月需米量不過3斗，7.5石大米是25個人的口糧，足足夠用。

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因為縣令無法一人處理全部政事，他們也需要吏的幫助以及文書、師爺幫忙處理日常事務，吏的工資由國家財政發一部分，文書、師爺算作家臣的則由知縣給予。諸如此類的支出還有許多。如果趕上調任，顧炎武指出，這些官員除了舉債以外根本無法赴任。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收取的是實物稅，往往發給官員的也是各種實物，官員們的俸祿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蘇木、衣物都曾被當成工資發給文武百官，他們若要換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又有一些損耗。

如果說高官還能靠高薪維持清貧的生活，各地官員為了為了維持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想出很多增加收入的方法。最有名的當屬淋尖踢斛和銀兩火耗。

這在朱元璋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他在用來做思想工作的《醒貪簡要錄》中如此計算：米來自稻穀，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穀。而要生產2,620石的稻穀，則需要用田873畝。種田需要耕牛，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需用牛17頭。田間勞作方面的人力花費，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種。收割之後，農夫挑一擔未脫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穀，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從田裡把稻禾挑到打穀場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來回就是2里，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87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里長征的路程，能說這份工資少嗎？

因此為了抑制官員腐敗，朱元璋首先在法律領域填補空白，接連頒布《大明律》、《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等法規，這其中包括對貪污者的處罰標準和操作說明書（凌遲、梟首、種誅、剝皮、割鼻等）。與此同時，朱元璋又頒布了《資世通訓》、《臣戒錄》和《至戒錄》做思想工作。

重典治貪雖然有一定效果，但並未嚇阻官員們的「前腐後繼」。朱元璋殺了30年貪官卻沒能剎住貪腐之風，他只能質問：「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果朕不才而致是歟？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歟？」

而隨著通貨不斷膨脹，官員俸祿還是一如朱元璋時代未變，使得官員生活更加困難。他們除非經商有方，或者有能力賺取外快，否則就只能如海瑞一樣，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領著文官最高俸祿卻連下葬都需要官員集資。

通過明朝的案例可以看到，高薪或許無法養廉，但低薪一定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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