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那時日本間諜很多，但他真就只是個攝影師

攝影術初進中國時，攝影師多是西洋人。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他們鏡頭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反映出西方人的審美情趣和獵奇心理，今天看來，與我們不免有些距離。相形之下，儘管百年來中日關係緊張，但不可否認兩國文化同根同源，早期日本攝影家拍攝的中國，似乎更容易為我們所接受和理解。

清人徐珂所撰的《清稗類鈔》中曾有一段記載：「日人某精攝影，慶王為之介紹於孝欽後，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慶邸消莨園洗曬。已許以千金之賞矣,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金。」這位「日人某」指的就是山本贊七郎，「孝欽」即慈禧太后。

山本贊七郎(1855年-1943年)出生在日本岡山縣，1882年起在東京的新橋開設照相館。彼時的日本照相業競爭已經十分激烈，他注意到中國蘊藏著巨大的商機，遂於1897年遷往北京，在霞公府(今貴賓樓飯店後)開設了照相館——山本寫真館。

當時，北京照相業的競爭雖不如東京、香港、上海激烈，但北京人更願意到國人開的照相館照相。既然拍攝肖像競爭不過本土照相館，山本索性把重心放在拍攝北京的風景上。1899年，山本出版了第一本北京的畫冊，名為《北京名勝》，畫冊收錄照片36張，其中不僅有前門、西四等繁華的商業街，還有碧雲寺、卧佛寺等西山風景。

其中許多他拍下的老北京現在都看不到了……

前門火車站卸貨的繁忙景象。

大清門，皇城的正南門，明代稱大明門，民國時期改名為中華門，在北京中軸線上，原址在正陽門北側，現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邊、毛主席紀念堂一帶。此門曾是明清兩朝的國門象徵，平常日子不得開啟。1976年，在原址修建了毛澤東紀念堂。

舊時，天安門前並不是廣場，而是一個呈「丁字形」的狹長空間。天安門與正陽門之間還有一個大清門。天安門與大清門之間，由東西各144間廊房連接。這組廊房被稱為「千步廊」，是內閣議事、辦公的地方。千步廊在天安門前折向東、西兩側，與太廟前的長安左門和社稷壇前的長安右門相連。長安左右門都是三闕券門。

貢院是古代的考場，最早始於唐朝。現存有江南貢院、北京貢院、定州貢院、川北道貢院等，其中南京江南貢院作為最大的貢院。北京貢院，在今建國門內大街路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的位置。圖為庚子年後的北京貢院。

北京貢院既是明、清全國會試考場，也是順天府(北京)鄉試的地方。鄉試三年一次。在秋天，又叫「秋闈」，為九天，農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場，每場三天。會試也是每三年一次，在春天，故叫「春闈」，也為九天，農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場，每場三天。

貢院監考很嚴，進大門要搜身，防止考生「夾帶」，就是把考試答案或提綱藏在身上。考生進入考場的考棚後，要鎖門，稱為「鎖院貢試。考生每人一間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蠟燭。如今科舉早沒了，貢院那片也成了北京最貴的樓盤之一。

東交民巷義大利公使館。台基廠大街1號，現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等單位。

日本公使館，現為東交民巷21號市委宿舍院內。

清代紫禁城與景山、北海之間也是由許多建築連接在一起的封閉格局。民國年間，為了打通阜成門到朝陽門一線，朱啟鈐拆了神武門外的東西角門和北海前的東西三座門。這樣才有了橫貫北京東西的第二條道路。

崇文門外。

崇文門外的街市

從城內拍攝的崇文門城樓，一旁有磚砌馬道。

前門大街。

精湛的技術、亞洲人的面孔以及幸運的時間點，使山本贊七郎在北京開設的照相館生意興隆，聲名遠播。

山本贊七郎在北京開的照相館拍的人像，一個外國人化妝成清官模樣。

山本贊七郎

庚子事變之前，前門大街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1901年，義和團運動平息後，山本贊七郎在同一位置，再一次拍攝前門大街。此時，商鋪已經開始重建，社會秩序也逐漸恢復，但對比之前的照片仍能看出戰爭造成的創傷。

1906年，崇文門瓮城內的鐵路道口。庚子事變之後，鐵路線延長到前門，為此崇文門瓮城打開兩個缺口，鐵路就從城門前經過，這裡成為交通樞紐。

1901年，東黃寺大殿。安定門外曾有東、西兩座黃寺，這座大殿如今已不復存在。

當時，北京照相業的競爭雖不如東京、香港、上海激烈，但北京人更願意到國人開的照相館照相。既然拍攝肖像競爭不過本土照相館，山本索性把重心放在拍攝北京的風景上。1899年，山本出版了第一本北京的畫冊，名為《北京名勝》，畫冊收錄照片36張，其中不僅有前門、西四等繁華的商業街，還有碧雲寺、卧佛寺等西山風景。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通過光影表現出來。身穿法衣的雍和宮喇嘛、巍峨的天寧寺塔、雄偉的長城……這些北京的人文景觀受到西方人青睞。他拍攝的照片不僅大賣，還被製成明信片飛往世界各地。

拍攝於1899年的西四大街，本片自南向北拍攝，遠處可見西四牌樓。

做驢車的婦人。

1901年，身著法衣排成一列的雍和宮喇嘛。

西黃寺清凈化城塔。

驢車

裹小腳的漢族婦女。

梳著兩把頭的滿族婦女。

好景不長，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照相館被義和團當成「二毛子」，「凡洋貨店、照相館盡付一炬」，北京的照相館業受到巨大衝擊。戰亂平息後，避難於使館倖存下來的山本贊七郎很快重張開業，並第一時間拍攝了劫後的北京城。透過他在同一地點拍攝的照片，能看出戰爭對北京古城的傷害。他曾經拍攝過的前門大街，戰後他又在同一地點、同一角度拍了一張照片。通過這兩張照片，人們不難發現，雖然很多店鋪已經重建，但另一些卻永遠地消失了。

滿族婦女

貢院

崇文門城樓。

在北京的蒙古人。

一個男子正在梳小辮。

運貨的獨輪車。

官轎。

此時，戰爭消滅了山本的許多競爭對手。作為當時北京城僅有的外國照相館，山本寫真館迎來了一個絕佳的商業機會。王宮貴族們爭相請山本為他們拍攝肖像照。清人徐珂所撰的《清稗類鈔》中曾有一段記載：「日人某精攝影，慶王為之介紹於孝欽後，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慶邸消莨園洗曬。已許以千金之賞矣,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金。」這位「日人某」指的就是山本贊七郎，「孝欽」即慈禧太后。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山本贊七郎為慈禧拍攝的肖像，但有趣的是常為慈禧照相的裕勛齡本人的肖像照也是山本拍攝的。

一個滿族官員的全家福。

除此之外，駐京的外國人也找山本照相，曾任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莫理循在把他的圖書館和收藏多年的圖書資料賣給三菱財閥後，也是請山本贊七郎為圖書館拍攝了最後的一組照片。

而今，山本贊七郎拍攝的宮牆、城門、人家和生活場景多已不復存在，而他的老照片又重新為人們展現了那個年代的舊京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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