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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革命元老的朱卓文,為何被指為刺殺廖仲愷的主謀?

作者:金滿樓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突然被刺身亡,而事後抓獲的兇手及得到的相關信息中,其中多人與另一位元老朱卓文有關。

朱卓文與孫中山一樣同為廣東香山人,比廖仲愷大兩歲,成年後旅居美國舊金山為華僑。辛亥年前後,其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為後者所信任。

尤其在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合時,朱卓文為其中的堅定支持者並為之出力甚大,如派其女朱慕菲前往上海將宋慶齡接出送往日本、舉辦婚禮等。

事後,朱卓文也為孫中山中重用,並先後擔任過航空局局長、廣東兵工廠總辦等職。

1922年陳炯明所部叛亂後,朱卓文返回香山縣組織游擊軍,之後,又做上了香山縣長。

廖仲愷

有一種說法是,朱卓文擔任香山縣長時,後被廖仲愷免職,由此而結怨。

不過,在不同時期,朱卓文個人對此案的表態卻各不相同。如「廖案」發生一年後,潛逃在港的朱卓文發表《致海內外同志書》,其中說:

「(廖仲愷)乃竟喪心病狂,獻媚某黨,始而鬻身,繼而賣黨,終且賣國。

攘竊黨部最高權位,製造階級戰鬥,凡我同志,誰不欲得而甘心?去歲八月,廖氏之驟遭阻擊,實為民最後之裁判」。

這段話,雖然說得冠冕堂皇,且有政治投機的用意,不過從字裡行間,確實能看出朱卓文對廖仲愷恨之入骨,謀害意圖十分明顯。

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分共),朱卓文又有一番自我表白,曰:

「維時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廣州南堤有一俱樂部,名曰南堤小憇,余就居其間。大家對使赤焰甚為切齒,酒酣耳熱之際,罵座不已。

後來,諸人決議銑其渠魁,習知俄顧問鮑羅廷、加倫與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乃密遣死士伺機以炸彈、機槍擊之,務使群山同歸於盡。

下手前一日,余誡赴義諸死士,當熟勘地形,以利進退。詎此輩血氣之儔,於東山茶寮中,竟將此謀泄於衛戍部某偵緝員,某急上聞。

時吳鐵城任衛戍司令,聞訊大驚,即以電話向余詰詢,嚴責顧全大局,切勿使伊為難,反覆以公私情誼勸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為,遂亦作罷。

……一星期後,某日余方午睡,陳瑞同志匆匆自外歸來,言殺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尋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紙二百元與之,促其離穗。

世人所謂朱某殺廖,如是而已。」

朱卓文的這段話,幾乎就表明他曾主謀刺殺廖仲愷,但刺殺準備已經開始實施後,朱卓文又說因吳鐵城的干涉導致刺殺計劃半途「作罷」。

因此,一周後廖仲愷的被殺,和他並無關係。此等自我洗白,恐怕很難有說服力。

當然,「廖仲愷遇刺案」因為涉案人大多脫逃,有太多內幕難以釐清。譬如兇手陳順的手槍,梅光培說是朱卓文所用,陳順卻自供「槍是在金陵酒店向滇軍官中買來的」;

還有黃福芝是否真的受朱卓文指使殺廖?當刺殺計劃一度「作罷」後,究竟在誰的主使下繼續執行?尤其那些殺手或死或逃,有些真相已無法了解了(類似宋教仁案)。

不過,從當時掌握的情況來看,朱卓文無論如何都是第一疑兇。因此,朱卓文雖然很快逃到香港,但他一直是廣州當局緝捕的首要對象,並被屢次通緝。

如1926年1月14日,國民黨「二大」責成第五軍長李福林、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於一個月內」將朱卓文拿獲歸案。

為此,廣州市公安局於1月18日、2月4日兩次「限令」加緊緝拿朱卓文。當年8月10日,國民黨方面再次決定「懸賞三萬元」,緝拿朱卓文。

然而,如此嚴令之下,朱卓文照樣在港安然度日,絕無被捕之憂。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分共」後,國民黨方面曾電飭廣州政治分會,將之前發出的通緝令「一律作廢」,但針對朱卓文的通緝令卻被特彆強調,不在作廢之列。

由此可知,即便時過境遷,國民黨方面也沒有清除朱卓文歷史舊賬的打算。

朱卓文

更讓人詫異的是,朱卓文潛逃多年後於1931年回到中山,並在3年後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縣土地、建設兩局局長。

這一離奇「出仕」、還有此前屢緝不得的情節,不得不說是耐人尋味了。

然而,凡事皆有了局,朱卓文也不會例外。

1935年5月,朱卓文在中山被捕後,本土軍閥陳濟棠令駐石岐教導團團長梁公福將之就地槍決。

朱卓文被殺原因,據說是其不滿於陳濟棠的統治而秘密組織什麼「大同救國軍」,企圖在廣州舉事推翻陳濟棠云云。

此事真假,很難論定。是年,朱卓文六十大壽。

參考文獻:《文史資料選輯》第77輯、楊博文編撰:《孫中山圖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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