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丁玲和25歲的陳明：愛情很苦！
陳明扮演的伯夏吸引了丁玲
1937年5月初，陳明看到了寶塔山。那一年他正好20歲。
陳明在「一二·九」運動中，是麥倫中學的學生領袖、上海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他生性活潑，文體兼優，常常擔綱扮演角色。他的特長在延安也有施展之地。6月18日，陳明來到延安剛剛一個多月，中國文藝協會舉行了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活動，白天有報告會，晚上是紀念晚會。晚會的高潮，是抗大十三隊、十二隊聯合排演的獨幕話劇《母親》，田漢根據高爾基同名小說改編。陳明在劇中扮演主人公巴威爾(伯夏)，他英俊的扮相、嫻熟的表演和抑揚頓挫的歌聲，立刻贏來一片熱烈的掌聲。
台下的觀眾里，有一位30歲出頭的女同志，她就是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丁玲。她覺得這個小夥子表演好，颱風好，很會表現人物，這樣的人才，當年在延安是並不多見的。演出結束了，她和吳奚如夫婦一道走回住處，路上，還為劇情激動著，她已經很久沒有這樣激動過了，她回味著劇情，回味著舞台上那一幕幕場景。後來，丁玲一直把「伯夏」作為對陳明的愛稱。
丁玲是在前一年的10月來到陝北，比陳明早半年多。丁玲來到陝北，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歡迎。因為她曾經是上海左聯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是第一個從國統區來到陝北的著名作家，又是從國民黨的拘禁監視下，喬裝打扮逃出南京的!
丁玲的到來，成了當時紅軍蘇區的一件大事。一天晚上，中央宣傳部在一個窯洞里召開歡迎會，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都來了，表示對丁玲的歡迎。
後來毛澤東在贈丁玲的《臨江仙》詞中回憶那個晚上說：「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他們在西戰團里相識相知相愛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毛澤東主席在抗大操場上做了一個動員報告，他說：「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線去的機會……」
開完大會，回到抗日軍政大學教職員工的宿舍院子里，丁玲與住在隔壁的抗大政治教員、作家吳奚如等幾個人一起商議起上前線的事情來。戰士上前線能打仗，文人能幹什麼呢?他們商量了整整一個晚上，終於想出一個很好的方案：我們不會打仗，卻會寫文章，可以組成一個精幹的「戰地記者團」，徒步到前線去採訪，寫抗戰通訊，寫抗戰英雄，把勝利的消息傳開，鼓舞人民的士氣。
中央宣傳部要求丁玲他們把「戰地記者團」改為「西北戰地服務團」，擴大隊伍，並任命丁玲為西戰團的主任。中宣部凱豐部長的秘書朱光，立刻把這個好消息通知了陳明，並舉薦他擔任西戰團的宣傳股長，參加籌建工作。這樣，丁玲就和陳明成了同事。一天，他們見面了。丁玲一下就認出來，這就是那天晚上的「伯夏」，心裡騰起一陣喜悅!她說：「你叫陳明?我認得你!」陳明很奇怪：「我們好像是頭一次見面，過去沒有打過交道。」「我看過你的戲，你演的伯夏，很不錯，你這樣年輕，在舞台上卻那麼從容，很難得!」「我在上海上學的時候，是我們學校未名劇社的社長，大大小小的角色，我已經演過十幾個!」「噢?」丁玲更加驚喜。「看不出來，你是個老演員了!」「我到西戰團來，還能再多演幾個新角色!」「你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演員，你的職位是宣傳股長，要給我當好助手!」
丁玲看著陳明瘦弱的體形，關切地問：「你的身體好像不大健壯，我們西戰團可是要徒步行軍長途跋涉!」「我身體一點毛病也沒有，在上海，我是學校里有名的體育活躍分子，知道足球健將李惠堂吧?我的外號叫『小李惠堂』!」丁玲笑了。她很喜歡這個聰明、熱情、開朗、幹練的年輕人。
他們之間的第一次交談，同樣給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覺得，丁玲很平易，很親切，他很願意同她談話，很願意在她的領導下，與她一起共事。晚上臨睡之前，他在內心裡又把白天那場談話細細地回味了一遍，想像著丁玲說話時的語調和神態，「好在今後同在一起工作了，談話的機會多的是，我要好好向她學習。」
就這樣，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在西戰團的隊伍里，丁玲和陳明相識了，開始共事了。
陳明領導的宣傳股下面，有戲劇、歌詠、美術幾個小組，管著演齣節目、教唱歌曲、刷寫標語等一大攤子事情。陳明長得瘦小，渾身卻充滿了活力，每天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著扛杉篙搭檯子，爬上爬下，一條新棉褲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腦子快，主意多，還很會做思想工作，看到誰鬧彆扭了，誰有情緒了，他講一段笑話，立刻雲開霧散，響起一片笑聲，不經意間，就把問題解決了，真是最高明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裡。雖然她是團長，但是論做群眾工作，論搞宣傳鼓動，論出主意想點子，她都不如陳明。她有她的長處，也有她的短處，而那些她所不擅長的事情，卻都是陳明施展才能的好地方。她越發喜歡這位年輕的宣傳股長，越發感到離不了這位年輕的宣傳股長，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陳明成了她不可缺少、無人能替的左膀右臂。陳明對丁玲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一位資歷老、名氣高的作家、領導，內心裡充滿著敬意；慢慢地，在多日的相處中，他看到了她性格中更多的方面：她說話直爽，辦事痛快，沒有一點架子，表裡如一，待人真誠熱情，全團的同志對她都很服氣，即使個別脾氣古怪、不大聽招呼的人，也對她十分敬服。因此，西戰團在她的領導下，十分團結。他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人品與水平結合得這樣好的領導，他感覺她像是一個姐姐，在尊重之外，又多了一層親近感。別的，他沒有想過。
1938年春天，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戰場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勝利。為了宣傳勝利，鼓舞士氣，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命令西戰團儘快開赴西安。團里開會，決定丁玲帶領幾個人先行，去打前站。
陳明本來沒有胃病，現在每天行軍趕路，工作忙碌，常常忘記了吃飯，有時吃幾口剩冷飯，有時就餓肚子，他得了胃病，一陣一陣胃疼得很厲害，直不起腰來。這時團里決定他隨打前站的人一起走，先去西安看病。那時車次少，西行南下的火車，大部分都是軍車，很擁擠，想要上車都很困難。從潼關車站上火車的時候，陳明胃部疼痛，臉色灰白，頭上直冒虛汗。大家張羅著想找副擔架抬他，卻一時又找不到。丁玲見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給身旁的同志，疾步走過去，一下子就把陳明背了起來，噔噔噔踏上火車，直奔卧鋪車廂。
卧鋪車廂里坐得很滿，丁玲找到了乘務員。乘務員見丁玲，身穿繳獲的日本軍大衣，頭戴十八集團軍帽，還別著一把小手槍，知道一定是位「長官」，趕緊給陳明找了一張空鋪位。把陳明安頓好，丁玲鬆了一口氣，她又找來止疼葯，給陳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穩定，才回到硬座車廂去。火車在沉沉夜色中向著西安開進，乘客們大都入睡了，丁玲卻毫無睡意，她一直在惦記著陳明，在心裡責備自己：明明知道他有胃病，怎麼不督促他按時吃飯，讓他老是飢一頓飽一頓，吃涼透了的小米飯?明明知道他的棉褲已經破了好幾個窟窿，怎麼不想辦法幫他換一條新的，任他受寒受凍?他太年輕，不懂得愛惜自己，我作為領導、年長者，應該想到這些，如果我早想到了，他就不會遭受這麼多痛苦!
車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陳明送進醫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貼，託人去買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著電燈，一針一線地給陳明縫起了新棉褲。與她睡在一起的羅蘭，睡醒了一覺，看見丁玲還在燈下操勞，嘟噥了一句：「又不是火燒眉毛的事情，幹嗎這麼著急?快睡吧!」丁玲說：「不關你的事，睡你的吧!」她特意把褲腰裁得長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這樣可以暖胃。
她已經很久沒有干針線活了，上一次做棉衣，好像還是十年前在北京的香山，她給胡也頻縫製了一件新的棉袍。想到胡也頻，丁玲心裡一動：自從來到陝北，還從來沒有哪一個異性如此深切地佔據過她的心呢。
陳明拿到了棉褲，深感意外，他輕輕地用手撫摸著，他領悟出丁玲對他那種超過一般同志的感情，一陣熱流在他的心頭蕩漾開。就在這不知不覺中，愛情的種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們在西戰團一起生活工作了十個月，在這十個月里，丁玲和陳明相識了，相知了，也開始相愛了。他們的關係發展得很快。他們不迴避也不掩飾：革命同志之間真誠的感情，是很純潔很正常的，有什麼不好意思呢?陳明問丁玲：「你為什麼愛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覺得自己變得年輕了。」
善意的勸阻未能阻擋他們的結合
陳明和丁玲之間的關係，成了一些人談論的話題。他們覺得，丁玲和陳明之間有兩個鴻溝，一個是兩人的資歷，一個是兩人的年齡。他們搞不懂：那麼有名望的大作家，為什麼不去找一個有地位的高級幹部，偏偏看中了一個毛頭小夥子?一些關心陳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諱：「你就不怕讓人笑話你是『小丈夫』?」丁玲在年輕時就是一個不重門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這些，相比之下，陳明的壓力要大得多。就連老朋友、大鬍子詩人柯仲平也氣喘吁吁地跑了來，很認真地對他說：「如果你們真的結婚，我懷疑你們能不能白頭偕老?」
越是了解丁玲，陳明就越是愛丁玲。他曾經接觸過許多優秀青年，但無論是在上海的學生運動領袖中間，還是在解放區的活躍女性當中，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深深地佔據了陳明的心。可是，作朋友是一回事，作戀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種種議論他不能不考慮，年齡、地位、資歷、經歷等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差距過大，會不會影響今後的生活和感情?許多人的好心規勸，搞得陳明心裡好煩。有幾分躲避，有幾分賭氣，有幾分就俗，當然也有真實的愛情，他和劇團里的一名女演員戀愛了，並且閃電式地辦了婚事。
結婚是為了擺脫煩惱，但陳明卻感覺到更多的煩惱，婚後，他依然深深思念著丁玲，不能忘卻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強笑著祝這對新人幸福，敏感的陳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內心。剎那間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這東西是絕對欺騙不了的，騙不了別人，更騙不了自己。通情達理的妻子也覺察到了，她理解這一切，她尊重陳明的感情，她對陳明說：我們倆人都做了一件錯事，我們來改正它吧。他們心平氣和地辦理了手續，結束了這短暫的婚姻。
1942年2月，春節放假的日子裡，在延安藍家坪一間窯洞中，苦戀了五年的丁玲和陳明終於結合了。這一年丁玲38歲，陳明25歲。他們的鄰居、作家羅烽的母親有些心疼地說：「你們愛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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