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繼和：南懷瑾學術思想與巴蜀文化（七）
編者
本文作者譚繼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慶市開縣人，1965年川大歷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導的先秦史專業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編寫組工作。現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四川省社科院二級硏究員，博士後導師，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川大中華文化研究院諮詢委員，天府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志審核委員會委員、成都市佛教協會顧問。四川省司馬相如、揚雄、郭沫若等研究會和省武術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省李冰、武則天、杜甫、楊升庵等研究中心顧問，省大禹研究會和省杜甫研究會顧問，省圖書館理事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顧問，中華口述史研究會副會長。巴蜀全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編。曾任五至八屆省政協委員兼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學首席專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津專家。主要著作有《劉沅十三經恆解箋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脈》等。
本文系作者為紀念南懷瑾先生誕辰百年而作，授權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南懷瑾文教基金會發表，全文約兩萬四千字，分期連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南懷瑾學術思想
與巴蜀文化 （七）
文 譚繼和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三）蜀學以「訓詁」為宗要，上通「義理」，下達「考據」的治學方法，與南師「做學問」，「我不大管考據」「靠理論和實驗去證得智慧」的治學方式的關係。
南師也講到他著學問的思維方式的特點。他認為「偏重或迷信於考據，則有時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加過失。考據是一種死的方法，它依賴於或然性的陳年往跡，而又根據變動無常的人心思想去推斷。人們自己日常的言行如親歷的事物，因時間空間世事的變遷，還隨時隨地走了樣，何況要遠追昔人的陳跡，以現代觀念去判斷環境不同的古人呢？人們可以從考據方法中求得某一種知識，但是智慧並不必從考據中得來，它是要靠理論和實驗去證得的。」他晚年更進一步批判了「考據古人的骨頭拿來當學問」的現象，著詩《答學人文章考據之爭》，他說自己「做學問，我不大管考據的」， 認為死考據是「唾餘殘朽亂拋物」，「莊子說的，這些文章考據，都是拿古人的口水當營養的，千古文章一大偷，都是偷來的，抄來的。『精氣遊魂早伏藏』，然後把骨頭從墳墓挖出來，推測古人是什麼樣子。你又不是那個時候的人，怎麼知道呵？」
南師這兩段話，實質上說到了他一生治學的研究範式和思考方法，牽涉到如何對待漢學重考據的特點和宋學重義理的特點以及漢宋學的弊端問題。乾嘉漢學重在考據，重史料校勘、考釋，定正訛，辨事實，在樸學發展上有大貢獻。而其流弊則是迷戀和偏執於瑣碎，拿古人的骨頭當學問，拿古人的口水當營養，被註疏者引入鑽牛角尖的境地，只能當個「文抄公」，得不到真正的思想和智慧。懷瑾師反對的是這種脫離元典本來面目的繁瑣考據。宋學重義理，但其弊則流於空疏，徒託空言而易墜玄虛。這也是懷瑾師反對的。他的主張是治學當「靠理論和實驗去證得智慧」。這些主張，不能說懷瑾師不懂考據，不要考據，恰恰相反，是深懂考據的切膚之言，是具有紮實考據功底的超脫之言。他的上述言論體現了他能夠透視解析漢學和宋學，也就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流俗和弊端，從批判性中找到治學的真實道路。當然，這條道路也包括宋學家、今文經學家和漢學家、古文經學家的真實卓絕貢獻。南師沒有否定這對立的兩派的基本治學方向，而是避其兩派流弊，把考據與義理會通圓融起來。會通圓融的方法就是「理論（創新） +實驗（實踐體驗）」。其方法與路徑是：
在探析經書元典原本原文真實史料的基礎上，從前人、古人學術真實的歷史淵源和歷史語境入手，先用前人古人本身的話語，直解前人古人語境，探求前人、古人思想的真實，然後再以今人視角、今人話語加以檢視解析，從中還原歷史的真實，找出歷史的經驗，點晴歷史的智慧，提供現實的答案，求得真知，獲得般若智慧，用以凈化自己的身心。這套治學路徑和方法，絕不同於拿考據古人骨頭當學問炫耀的名利場，只知爭鬥名利，「可笑承虛諸野犬，卻來啃骨斗名場。」「承虛」指的是「宏論的空虛」，「啃骨」指的是泥於章句的「死考據」，這兩大弊端都是南師觀察和親歷的當今時代輕浮的學術失衡的弊病，所以痛心疾首，甚至於「罵人啦」，實際上就起著當頭棒喝的作用，直至今天猶是指路的警鐘。
南師「靠理論和實驗」證得「智慧」的治學範式，正是歷代蜀學家思考的重點和治學途徑，兩者有著高度的一致。例如清代劉沅治學，為避註疏考據之迷惘，又避徒託空言之大亂真，獨抓住「訓詁」環節以溝通形而下的考據和形而上的義理，以此作為求真知學問的治學途徑。他的《十三經恆解》就用的這種思想方法。當其時，一般讀書人解析經典的方法分為「著作、考據、訓詁」三途。就一般士林風習，認為個人解經義理的「著作」是上等的，其次是章句考據之學，而根據經書章句文義「訓詁」原典的根本宗旨的方法被認為是「下」等之作，為士林所不屑。而劉沅獨抗時俗狂流，高揚「訓詁」路標，走了一條獨特的治學之路。他分析「著作」的空疏，表面是高讜宏論，實則是妄自尊大，妄議是非，是經書義理的「大亂真」，「修己治人之術」的大歪曲。而「考據」一途又耽於尋章摘句、索瘢片言，抄來襲去，引起元典文本的是非，鑽牛角尖「毫無坦途」。這裡，劉沅破解對乾嘉漢學考據的迷戀和對道咸以後興起的宋學義理的空疏的思想，同當代懷瑾師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可視為蜀學傳統的承傳，這個定語應不為過。
劉沅治學獨選「訓詁」為宗，以「訓詁」為關鍵樞紐。既以形而下的考據為實學之基，找出元典為依據，離其章句，核其指歸，從章句考證處解析經傳元典之源流，「訓詁」出正確的史實依據；同時，又「訓詁」元典義理，在元典之內尋找「吾心之天理人情，中正之秉彝」，而不在元典之外，遊學無根地妄點古人之意。以堅實的史料史實把經典原生點、原生態、原史意落到實處，成為不刊之論。通俗地說，抓住「訓詁」治學，就是抓住了元典的真精神，而不是灌輸「心靈雞湯」。這是歷代蜀學家治學的精神。早在漢代「（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直到當代郭沫若，雖有堅實卓絕的小學（文字學）工夫，但也只是做為工具而已，重在探求思想原點、經典義理。這個特點，可謂蜀學古今一脈相承。所以，我們這裡根據懷瑾師與蜀學傳統的治學範式一致的考察，考慮到四川現當代蜀學，尤其是抗戰時期的蜀學發展環境，得出懷瑾師學術範式受到蜀學傳統的深刻影響，應該是能成立的。何況南師還把蜀學以「訓詁」溝通形而上與形而下兩頭的治學範式，提升和發展為以「理論與實驗兩頭求證真智慧」的治學範式，其中的淵源因果和時代發展關係是很明確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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