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愚民，到了毛主席那裡怎麼成了戰士？

文：摩羅

魯迅《隨感錄三十八》，寫於1918年，距今正好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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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一個民族精神崩潰以後，極度自卑、自虐、自賤的心理表現，想有所振拔又找不到支點和方法。於是無休止地散布絕望、憤激、迷狂情緒，像今天的漢奸洋奴一樣不能忍受維護民族自信的各種學說和行為，一心想著早死早投胎。

他長期走投無路，看不到民族生存的希望，於是無中生有地發明了「國民劣根性」，判定中國人都是阿Q祥林嫂式的愚民，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這給殖民中國的列強和賣國發財的買辦提供了多麼好的口實——你劣根啊，沒有我的拯救不行啊。「劣根學」跟「厚黑學」，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兩種精神病毒，至今毒害著中國精英群體的心靈，成為漢奸洋奴賴以自辨的黑暗學說。

魯迅及其學說代表了一個偉大民族在群獅咬嚙下的精神崩潰，所以他屬於死亡。

毛主席之所以喜歡魯迅，是因為他看見了魯迅作為一個正派人，在滅亡途中的奮力掙扎，那種掙扎蘊含著爆發的力量。魯迅不像有的政客、文人那樣，死而不痛，心安理得地當漢奸、當買辦、當亡國奴、當異族利益的維護者和代言人，將列祖列宗的偉大積蓄，兌換成咖啡和別墅。對於魯迅的劣根學，毛主席沒有受到半點影響和毒害。

毛主席找到了救中國的支點和方法，他因勢利導，將堯舜禹湯周公漢武的堅不可摧的自信，和魯迅式的掙扎力量，組織在一起，形成了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逢鬼殺鬼，逢佛殺佛，建立了偉大的共和國，讓中華民族在更高境界獲得了新生。

毛主席所依賴的主要力量，就是魯迅天天批判的劣根愚民。引起魯迅絕望的阿Q、閏土、祥林嫂，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全是敢於抗爭、敢於犧牲的堅強戰士。在民族危亡的黑暗時代，毛主席和魯迅所看到的中華民族，幾乎完全不是同一個民族。兩個人心態之明暗、境界之高下，何止天壤之別哉。中華民族的靈魂、骨氣、道統、信念、力量和遠大前程，都在毛主席那裡。

毛主席把魯迅本來屬於死亡的掙扎力量，升華為開創新生的力量，讓他本人在共和國初期，好好風光了一把。後來，魯迅就像生前一樣，運交華蓋了。魯迅創作活躍時期，光明力量罵他是封建餘孽，黑暗力量罵他是赤色分子。百年倏忽而過，今天的正能量嫌他缺乏民族自信，負能量嫌他罵漢奸罵賣國。他永遠是兩邊不討好的人。

有人說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的確過去了，但許多東西又死灰復燃，沒有完全過去。真是百年滄桑啊！

附錄：隨感錄三十八（魯迅）

（原刊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後收入《熱風》）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諾爾道，匈牙利政治家、作家）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 mob （烏合之眾）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

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

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么？」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

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裡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葯，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

這葯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痊癒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

——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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