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蔡襄書學思想

蔡襄，字君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出生於仙游縣楓亭赤湖村一個農民家庭，卒於治平四年（1067 年），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 年）追謚「忠惠」。蔡襄的童年、少年時期，先後在外祖父家、鄉序、縣學、郡庠習讀，因此，他的文化養成期基本是在仙游度過的，沒有受到太多外界的干擾。

蔡襄之所以在宋代受到歐陽修的推崇，根本原因在於兩人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正是這種一致性，才使二人通過詩文、書法等方面的交流切磋，從而成為一對志同道合的摯友。儘管蔡襄「不肯主盟」，實則勝似主盟，蔡襄的實際地位，在宋初是無人能及的。也正因如此，其「尚古匡時、寓意存真」的書學思想才會形成時代性影響力，才會有「宋四家」歷史地位的形成。

對於宋代初期的書壇而言，唐法的高度，如同一座大山，生生聳立在宋人面前。雖然宋代「崇文輕武」，科舉的地位有所突顯，但這並沒有惠及書法，相反書法只淪為謄錄之務需。「崇文輕武」的實質只是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貶低武將在政治上的角色，而對文化的本身並無實質性改變。

書法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如此，這其中，書法的頹廢與宋朝廢除以書取士的設科制度亦不無關係，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記錄了這一情況：「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迹，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另外，「國朝不以書取士，故士鮮以書名家」更是這一時期書法狀況的真實寫照。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因當時普遍追逐時風而出現的所謂「朝體」，極大影響了書法藝術的健康發展.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唐室，余每以為恨。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

對於書學發展上出現的這種境況，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唐末的兵戈之亂破壞了書法譜系自唐以前傳承有序的規律，從而使傳統書法的傳承出現斷層，那種過去師徒授受的情景似乎成為一個永遠的古老傳說，「晚唐五代的混亂打破了「唐人以鍾、王書法為宗，強調書法傳承譜系」，很顯然，要想改變宋初書壇凋敝的境況，擺在宋人面前的，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續接前賢，彌合斷層，從而達到匡濟時弊的作用。但是，如何接？由誰來接？誰能接？等一連串的問題接踵而至，這彷彿是一個「真空」的時期，宋初此時的書壇用「百廢待興」是最恰當不過的。可以說，宋初的書壇正處於「尋覓大師」的狀態，他們在尋找「大師」、尋找「旗幟」、尋找「法則」，但同時這些意氣高昂、自命不凡的文人們也在尋找一條異於唐代的新路子。

直至歐陽修、蔡襄、蘇軾等人的出現，他們極力提倡追尋「古法」，要求書法遵循晉韻唐法。同時宋人是極具創新意識的，他們也試圖開闢一條新路，至黃庭堅、米芾等人強調書法「尚意」後，宋人書法與宋詩一樣都走上了一條「尚意」之途。

然而在這個承前啟後的階段，蔡襄的歷史地位不能忽視，很多批評者僅從書藝的高低或是「開宗立派」的角度片面地評價其地位，忽視了他對整個宋初書風的糾正和對未來宋人書法發展建設性的意見的貢獻，這是有失偏頗的。

蔡襄的出現，結束了書壇這一處於「真空」的局面。其倡導的「尚古匡時、寓意存真」的書學思想，在歐陽修的推波助瀾之下，為有宋書壇注入新的活力，起到糾正時弊，續接前賢的作用。蔡襄所體現出「法接前賢」的歷史價值，我們還可以從其所論內容的背後或側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證實：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閩中無佳石，以堅木刊字，往往有予筆跡，模刻多或失真。自今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絕。向時子弟輩多蓄予字，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

這是蔡襄為後世子孫著想的一段書論，反映蔡襄既有為國為民之抱負，亦有愛家愛子之柔情。年老眼昏之際，出於真情的流露，才有了這樣為子孫計的想法。之所以甄出這段並不起眼的書論，在於其所隱藏的參考價值，它表明了在蔡襄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傳承者的角色的同時，還包含二層重要的含義：（一）表面看：（1）最好的紙、墨要讓其得以流傳；

（2）前人的法書要讓後世得到繼承；

（3）蔡襄書法模刻多或失真；

（4）蔡襄少為人書的歷史事實。

（二）內理看：

（1）蔡襄為何作「諸家體」，其目的是為了「傳子孫」。那麼，我們就不能僅僅從作品上來推定蔡襄的書法價值。既然留給子孫的作品系有傳「諸家體」之目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作一些推斷和延伸，他在為時代所發出「尚古匡時」呼號的過程中所產生一系列作品，是否也應帶有這種感情色彩？若屬實，很顯然用這一類性質的作品來評價蔡襄的歷史地位，就會存有偏頗。因此，我們在鑒賞蔡襄書法作品的時候，應該注重那些不屬於這類為「傳法」之想的作品，這樣才能更準確地看到其「尚古匡時、寓意存真」書學思想及其物化形態——書法作品在實踐和審美上的高度統一。這同時也在提醒後人，研究蔡襄的書學地位，不可拿和蘇黃米相比較之下的流傳作品數量的多寡作為依據。蔡襄不輕易為人作書，這是作品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古今能自重其書，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作品少、書論的缺席才是蔡襄研究、學習以及流傳產生障礙的最根本原因，也是蔡襄留給後人真正的遺憾，但這和書藝水準無關。

（2）蔡襄流傳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相當一些還是刻本，我們不可僅依此中某一刻本來評價蔡襄的藝術價值，因為作品失真在蔡襄在世時就已經存在。因此，有論認為蔡襄創新不足，並對其刻本《茶錄》多有詬病，顯然是一隅之見。對於碑刻的失真問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從沙先生論碑版刻手問題想起》一文中就提及沙老的一句名言：「刻手好，東魏時代會出現趙孟頫，刻手不好，蘭亭也會變成爨寶子。」由此，足可見碑刻和墨跡之間存在的懸殊。蔡襄於宋初書法上「力匡時弊」的作用，今人在《從蘇軾評蔡襄書法論到其「尚法」思想》一文中是這樣總結的：

在蘇軾看來，蔡襄最可貴之處正在於他系統出色地繼承了前代優秀書家的法乳，特別是接續了二王和顏真卿的正脈，使書法回歸到典正儒雅、法度完備的正途上來，而這正是從五代到宋初的書法所最欠缺的地方。我們也可在蘇軾本人的言論中得到進一步落實，在蘇軾的眼裡，蔡襄正像龍伯高一樣，是最可值得楷模之人，東坡《題陳隱居書後》：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兗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因此，蔡襄的「尚古」思想和書體實踐上的多能，無論是精神引領還是作品的直接感召上，顯然都是醫治宋初書壇之弊的一劑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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