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歸來》：馬內阿，只有馬戲團馴獸師，相信皮鞭的力量

《流氓的歸來》：馬內阿，只有馬戲團馴獸師，相信皮鞭的力量

托福考試前夜，挑燈夜戰、簽證官面前心驚肉跳的當代中國人，也許不會或者不願去理解：為什麼二十世紀那麼多東歐人，在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後，會被貼上一個頗具凄慘意味的標籤：流亡。如納博科夫者，「一下筆就是文豪，一張口就是白痴」，雖老沒練好英文發音，寫作卻已登峰造極，幾乎快讓人忘了他還是個「流亡作家」。

如米蘭·昆德拉者，外語好，名氣大，總能恰到好處利用自己的流 亡身份，算得上流 亡作家中的「成功典範」。而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佔據的是另一個極端，《論小丑》和《流氓的歸來》，幾乎每一頁都浸透著自身化不開的流 亡背景。馬內阿算得是上個百年中最不幸的人之一。他遭遇了二十世紀意識形態極權的兩個最大魁首，童年在納粹集中營度過，中年又生活在真實的《竊聽風暴》中。

「五歲的時候我被流放，那是因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意識形態所至；到了五十歲，由於另一個獨裁者，由於他與前者相對立的意識形態，我亦處於流亡狀態。」五十多歲安居美國，老來又唱了一出《流氓的歸來》。來來去去，隨身攜帶著母語也載不動許多情愫。

春秋戰國知識分子「良禽擇木而棲」的文化，其實具有人性的普遍基礎。只不過各有各的「擇木」底線。對馬內阿而言，政權造就了一個到處都是眼睛和耳朵的窒息社會，統一口徑又是對作家的最大傷害：「最終，我離開了！懷著內疚，因為沒有早走；懷著內疚，因為終於走了。」不管是對那個命運多舛的「祖國」，還是苦難深重的猶太民族，流亡的馬內阿都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認同。

倒是母語，羅馬尼亞語，是他的深喉，他的鄉愁所系：「難道他將失去那個在歲月長河中成型的、刻入社會暗號的語言嗎？這等於自殺，這與回到慣於謀殺的祖國沒有什麼兩樣。」好在，自殺和被謀殺之間還有一條「中間道路」。馬內阿選擇離開，同時依然用母語寫作。這意味著他既不會有留下的作家的那種道德優勢，也不會有昆德拉那樣的名氣。「我就像個背著羅馬尼亞語言外殼的蝸牛。」

這隻「蝸牛」最終得到了應有的承認，他對極權、苦難、藝術的理解和感觸，也終於借他的三部作品展現給世人。小說《黑信封》作於出國之前，在羅馬尼亞經歷了嚴格而荒唐的審查，審查報告在《論小丑》中有所記述。馬內阿離開時，帶的正是一套為對抗極權所形成的暗示性語言。

而其後的《論小丑》，處處可見批判和揭露，諷刺起來毫無顧忌：「只有馬戲團主人和訓獸師相信恫嚇的絕對威力和虛假獎賞的迷惑作用。」頗有些初享自由時的痛快淋漓。但對自由的寫作究竟有何用處，馬內阿也有略顯悲觀的氣話：「作家力所能及的報復只能是在他的小說里諷刺他的敵人。」

到了《流氓的歸來》，強烈的情緒已凝為晶體，沒有愛或恨的情感極權，緩緩流動的，是細膩的情感、悠遠的記憶。「似乎猶太人的災難意識，在哈德遜河畔要比在多瑙河河畔更容易治癒。」傷口癒合不少的流亡者，帶著另一套語言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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