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後一次講演：日本如何在海外再造一個「日本」

原標題：2018年最後一次講演：日本如何在海外再造一個「日本」

2018年的最後一次講演，是在北京。

海外投資專家王世渝先生邀請我給一群中國的企業家們講一次，題目是：日本如何在海外再造一個「日本」。

我答應了王先生的邀請，專程從東京飛到北京，23日做了半天的講演。

2018年，我們中國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了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無論是定性為「貿易摩擦」，還是「貿易戰爭」？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壓力，這種壓力不只是來自於白宮，更來自於我們許多中國人的內心——信心的埠。

二戰後，資源貧乏的日本，在尋求戰後復興的過程中，確立了「貿易立國」的經濟發展道路。進口外來資源，在日本臨港加工生產，然後再出口海外的「兩頭在外」發展模式，讓日本從60年代開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期，國民生活也富裕起來。而日本政府圍繞「貿易立國」的國策，有計劃地安排資源配置、產業升級、對外政策，讓日本經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這一政府主導的強勢出口政策，造成了日本巨大的貿易順差。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的紡織品摩擦，到70年代開始的美日半導體零部件的出口摩擦，這種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使得日本成為了美國貿易保護的首要打擊對象，甚至導致了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整體衰弱。

70年代開始，日本認識到大國間的長期、單向貿易逆差不可持續，必然會導致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爭。於是改變了國家戰略，改「貿易立國」為「投資立國」。通過第三國出口、現地生產的方式，降低了日美貿易統計上的逆差規模，隱藏日本的真實國際競爭力，不讓美國人產生被超越的憂慮，加重對日本的打壓。

2005年4月，小泉內閣公布了《日本21世紀藍圖》，正式明確了國家發展新戰略：用30年時間完成「貿易立國」向「投資立國」的戰略性轉型。這一內閣文件，標志著日本將「海外投資」上升到關乎國家命運的「百年大計」地位。

10多年過去，日本的「投資立國」做得怎麼樣？日本財務省的最新統計報告顯示，截至到2017年底，日本海外資產總額已經達到1012萬億日元（約合59.43萬億元人民幣），為日本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5倍；扣除債務後的海外凈資產總額為328.45萬億日元（約合19.28萬億元人民幣），超出第二位德國25.84%，連續27年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實現了海外經濟規模與國內旗鼓相當，提前實現了戰略性轉型的目標。

這就意味著，在人們高喊「日本失去了20年」的幸災樂禍之時，日本通過各種投資，悄悄地在海外再造了一個「日本」。

中國現在面臨的貿易摩擦問題，日本在40年前的上世紀70年代，已經遇到。日本採取的對策，在30多年前已經實施。而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除了不停地敲打日本，沒有多少心思，去認真研究日本戰後經濟復興有過的經驗與教訓。

假如我們一直以一種謙虛的心態看待日本，研究日本，那麼，我們應該早早可以預見到特朗普的棍子，也可以早早地制定出對外投資的低調戰略。

所以，今後我們很有必要強化對日本的經驗性研究，把日本如何成為一個繁榮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路，採取過的策略、制定過的政策、有過的教訓、取得過的成就，用現代的理論進行研究解剖，來作為我們中國解決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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