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古代書法觀念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養功能

試論中國古代書法觀念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養功能

——兼論儒家思想對古代書法觀念的滲透與影響

（西安美術學院 賀文榮）

內容摘要：古代書法觀念中之所以會滲透著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的思想觀念與儒家思想對書法觀念的滲透與影響有關。受其影響，中國書法觀念逐步建立起了人品、道德與書法的對應關係。書與人、書與心的關係從學理探討是豐富而複雜的，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作為「母題」的「心畫說」最後被簡化成人品與書品的關係。當然，古人看到了人品與書品關係的複雜性，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辯證。中國古代書論中所滲透的人格教育和道德培養觀念在影響、薰染學書者的同時，也形成一種藝術品鑒模式，這種品鑒模式則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和文化感昭力量，對學書者和古代士人起到一種文化監督、昭引和鞭策作用。

關鍵詞：書法觀念 人格塑造 道德培養 儒家思想

在中國古代文化結構中，書法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的形象並不清晰，它與其它文化藝術門類多處於混成共生狀態，甚至對其它文化藝術門類具有極強的附庸性。因此，中國古代書法觀念也並不是單單作為書法藝術觀念而存在，它包含著很深刻的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觀念；事實上，古代人進行書法教育和書法學習時也常常寓含著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的目的，他們希望技與道、技與德同修並進，否則便落入匠工之事，為技藝所役了。

古代書法觀念中之所以會滲透著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的思想觀念與儒家思想對書法觀念的滲透與影響有關。

由於儒家思想在古代社會文化中處於主導地位，書法觀念也深深地帶上儒家思想的印痕，這導致中國古代書法觀念與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緊密聯繫起來。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1]在孔子看來，藝術與道、德、仁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當然，這裡所謂的「道」和「德」還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我們現在所說的「道德」，但儒家思想給「道」和「德」賦於了很濃的倫理色彩，儒家的藝術觀也有很強的倫理色彩和政教目的。張彥遠說：「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 《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這雖然是說畫，但「成教化，助人倫」的說法正符合儒家對於書法的要求。項穆則明確地闡述了儒家對書法政教功能的要求。《書法雅言·書統》：

河馬負圖，洛龜呈書，此天地開文字也。羲畫八卦，文列六爻，此聖王啟文字也。……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於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懷教經者也。[2]

「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懷教經者也。」這就說書法最主要功能不是人個的言志抒情，不是個人情緒的渲泄，更不是通過它來參禪悟道，而是要輔助儒家學說和經典，明聖賢之心，成帝王之業，建立儒家理想中的社會秩序。

儒家的政教倫理理想是主張人通過個人道德修持和人格修練成為「君子」，然後由德才兼備的君子來治理國家，則國家才能達到尊卑得所、上下修睦的禮樂之治。儒家的這一思想我們可以從《論語》中孔子與子路的一段對話中看出來。《論語·憲問》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可見，孔子認為加強個人修養並成為「君子」是政治和教化起點。既然如此，書法達到儒家所要求的「成教化，助人倫」和「翼懷教經」的目的，就必然要求書法有道德培養和人格塑造的作用。這一點的確也在古代的書法觀念中反映出來了。對於倫理和道德的重視，常常使書論家在書法評論中將關注點的集中到人的人格、人品上來。以至於有人認為儒家所推崇的書法是「人格主義書法」，日本的上條信山先生便持此觀點，他認為可以依儒道兩家思想確立了兩種不同派別的書法，其一是「人格主義書法」，為儒家思想的表呈形式，其二是「人間主義書法」是道家思想的表呈形式。[3]梁啟超也說：「儒家舍人生哲學外無學問，舍人格主義外無人生哲學。」 [4]藝術當然要用藝術的標準來衡量，如果衡量藝術的標準不是從藝術內部提出，那麼在這個標準制約下，藝術思想必然會偏離藝術，甚至走向反藝術。當然，在古代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對古人來說，書法並沒有被看成一種純藝術的東西。熊秉明先生的一段論述正好說明這個道理，他說：

無論在西方或者在中國都有這樣一派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他們認為藝術不是玩弄技巧的事，也不是純粹抒情的事，藝術創作雖然不是個人活動，但含有社會意義，通過作品，藝術家影響到多數人，所以他有一種責任。……藝術家應該有一正確的道德意識，通過作品，把這一道德意識感染給別人。把這一種思想做邏輯的引申，就不免要反對藝術。[5]

受儒家思想的滲透和影響，中國書法觀念逐步建立起了人品、道德與書法的對應關係。追本溯源，得從漢代楊雄的「心畫說」說起。揚雄在《法言·問神》中說：「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6]揚雄這裡所說的「書」並非專指書法，而是指「文辭」、「文章」。當然，文章要用書法（字）書寫出來，「文章」與書法的關係密切，兩者並不能截然分開，而且兩者都可以表現創作者的心志。後世書論家引用揚雄的這句話，都是將「書」看作是「書法」，並且不厭其煩地闡發其中的深義，這是歷史的誤會，還是其中另有原因？我們以為這與儒家思想對書法教育觀念的影響與滲透有關。一方面，揚雄的「心畫說」本身就是立足於儒家立場，他的《法言》本來就是仿《論語》所作，他所說的「君子小人見矣」也是地道的儒家說法。

以「心畫說」為母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後代的書論家建立起了人格、道德與書法的邏輯關係。書與人、書與心的關係從學理探討是豐富而複雜的，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心畫說」最後被簡化成人品與書品的關係。看看揚雄以後的書論家怎麼理解「心畫說」。朱長文說：

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廟堂宰天下，唐之中葉卒多故而不克興，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烈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揚子云以書為心畫，於魯公信矣。[7]

朱長文從顏真卿的書法中看到的是忠義、氣節，朱長文對「書為心畫」的理解無疑是偏向於儒家的。元代郝經認為「書法即心法」，他說：

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跡，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謂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8]

郝經雖然認為從書法中可以看出書寫者的性情、襟度、風格等，但在對書家的品評中，他看重的是人品，所以他說「蓋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心法也」。書法與人的關係不能局限於書品與人品的關係，也不能局限於書法與倫理與道德、與人品的關係，但是唐代以對於「心畫說」的理解卻偏向了書法與倫理、道德的關係。

明代的項穆吸收了唐代柳公權「心正則筆正」的理論，進一步建立了心——筆——書的邏輯關係，而這種邏輯關係不是一種符合形式邏輯關係的邏輯，而是一種符合儒家思想觀念的邏輯，是在儒家人格、道德觀念上建立起的關係。項穆在《書法雅言·心相》則以引用《詩經》來闡發書法要旨，他說：

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今曰，人正則書正。……人由心正，書由筆正，即《詩》雲『思無邪』，《禮》曰『毋不敬」。書法大旨，一語括之矣。……故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已澄神，勿虛勿貳也。致知者，即以此主審其得失，明乎取捨也。……正心之外，豈更有說哉！[9]

在項穆這裡，書法與人心的關係徹底被他道德倫理化了。正如我們上面所論，「正心」即人格提升和道德修練不是最終不目標，通過人格的完善和道德修練實行之「道」，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才是他們的目標。項穆的書法觀念完全是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展開，項穆在《書法雅言·書統》中說：

取捨諸篇，不無商、韓之刻；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聖道也。子輿距楊、墨於昔，予則放蘇、米於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為聖人之徒矣。[10]

可見，他「正書法」的目的是「正人心」，「正人心」的目的是實行聖人之道。

賀文榮 題

當然，中國古代書法觀念所建立起的書法與人格和道德關係，也不能簡單地概括成人品高書品就高，書品要高，就一定要修練道德、提升人格這樣簡單的關係。古人也看到了人品與書品關係的複雜性，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辯證，肯定書法與人品的關係是複雜的。但是中國古代書論中確是形成了一種品鑒模式，即認為人品高低與書品高低有必然的關係，人品高必然書品高，書品要高，進行人格提升和道德培養是首要的任務。

中國古代書論中所滲透的人格教育和道德培養觀念必然對學書者形成一種影響，使書法學習者受到人格和道德方面的薰染和陶冶；同時，古代書法理論所形成的品鑒模式既能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力量，也能形成一種文化感昭力量使書法學習者不斷加強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修養。

賀文榮 老師

賀文榮，又名賀文龍，1973年生，陝西渭南大荔縣人。博士，西安美院國畫系副教授。主攻寫意花鳥畫與書法的創作與研究。

幼年受祖父與外祖父的影響與感召，開始修習中國書畫，長期以來勤勉不輟。2001年師從李乃龍先生修習唐宋文學，後獲古典文學碩士學位;2004年師從著名書法家、書畫理論家陳振濂先生研習中國書法篆刻，後獲得書法學博士學位。

2001年師從張景鴻先生修習寫意花鳥畫，2011年師從中央美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大寫意花鳥畫的領軍人物張立辰先生研習寫意花鳥畫。2013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攻讀美術學(花鳥畫創作與研究方向)博士學位，導師為張立辰先生。

學界以為，賀文榮書畫兼善，學養全面，他還將成為我國首位獲得中國畫博士和書法學博士的畫家，這一點在中國書畫藝術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重視中國書畫藝術的文化品格，主張在有所專攻的基礎上詩書畫印兼修，藝道並進;寫意花鳥築基於青藤白陽，廣參八大、石濤、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張立辰諸家家法。書法諸體皆習，於篆、隸、真、行、草諸體皆有深悟，尤其擅長秦篆和行草書。書畫之餘，以讀書修身為本，於易經、中醫、佛學等常有心悟。

[1] 《論語》，見《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2] 項穆《書法雅言》，《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72頁。

[3] （日）上條信山《儒道的世界觀與書法》載《書法家》1986年第2期。洪惠鎮譯。

[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5]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11頁。

[6] 揚雄《法言》，見《諸子集成》上海書店，1986年7月版，14頁。

[7] 朱長文《墨池編》卷九《續書斷》，《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278頁。

[8] 郝經《陵川集》之《移諸生論書法書》，《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174頁。

[9] 項穆《書法雅言·心相》，見《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79頁。

[10] 項穆《書法雅言·書統》，見《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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