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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吏民】范仲淹外孫滕元發:文經武緯,在在生輝

原標題:【將相吏民】范仲淹外孫滕元發:文經武緯,在在生輝


滕元發(1020—1090年),初名甫,字達道,浙江東陽人,北宋中後期名臣,在神宗、哲宗兩朝,均有積極貢獻。天賦特高,文武兼備,時賢嘆奇。《宋史》本傳稱其「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初入仕,名將孫沔「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遂「授以治劇守邊之略。」才既奇,志更高,忠誠報國,欲大有為,卻時運不濟,仕途坎坷,頻遭重挫,滕元發初心不改,愈挫愈奮發,文經武緯,在在生輝,立朝,守邊,撫民,足跡所至,皆有感人過人之行。



蘇東坡崇仰的偉人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八月,貶官黃州五年的蘇軾,在由黃州赴常州途中,在長江邊的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金山與滕元發相會。其後,蘇軾在給友人賈收的信中,動情地描述了兩人相會的情景: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個沒興底張鎬相公!……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昕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浩蕩長江之上,一葉小小的扁舟,無畏無懼,衝風破浪,迎面駛來,已讓人驚駭之餘,頓生敬仰,從小舟中走出的人物,更有如天神,高大魁梧,儀態巍然,英氣浩然,尤令人於敬仰之餘,熱血賁張,精氣神隨之聳然挺拔。蘇軾眼中的滕元發,不僅是偉人,而且是橫空出世,難得一見的偉人!


這偉人的襟抱才具更是了得,如同杜甫所歌贊的張鎬,一旦為時所用,便能挽狂瀾於既倒。蘇軾所引詩句,出自杜甫名篇《洗兵馬》。杜甫將張鎬比作漢朝張良,盛讚其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的「扶顛」定亂之功。張鎬是唐朝玄宗、肅宗之際名臣,原本布衣,「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經蕭昕之薦,出將入相,頗多貢獻,《舊唐書》稱讚他「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為人亦鮮矣!」特別是定策收復兩京,並順便杖殺害死詩人王昌齡的濠州刺史閭丘曉,最為人稱道。蘇軾心中的滕元發,不僅是偉人,而且是拯得了民,救得了國,為時代急需的偉人!



然而,這偉人卻是個「沒興底張鎬相公!」時運不濟,不能像張鎬一樣,風雲際會,做「帝王師」,以曠世德才,建曠世奇功,竟然長受冷落,幾乎成了「窮谷病叟」。蘇軾不禁為之悵然。



科場奇才


滕元發超人的文武之才,既得之天賦,更得之深厚的家學淵源。他是范仲淹的外孫,從幼年起,就生活在范仲淹身邊。范仲淹發現他的文才敏捷過人,更愛之如子,讓他和幾個舅舅一起學習,並親自「教以為文」。滕元發得天獨厚,很自負,在舅舅們面前常恃才好勝,舅舅們都寵讓著他。范仲淹知蘇州,也把他帶在身邊,並讓他從蘇州名儒胡瑗受教。胡瑗有幾千學生,滕元發的文章經常被評為第一。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滕元發和舅舅范純仁一起考進士,省試的時候,甥舅倆皆中選,主考官宋祁「奇其文,擢為第三人」,滕元發的名次遠超范純仁。但殿試的時候,范純仁考中,滕元發卻落了榜。原因有兩說,一說是因其有首詩「聲韻不中法」,一說是因為「犯諫」,詩文內容觸犯了皇帝。宋祁為著名文學家、史學家,並以「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名句,轟動當時文壇,至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雅稱,詩文造詣極高,豈會連詩的聲韻錯誤也看不出?身為主考,更豈敢將犯了如此低級錯誤的考卷,送皇帝終審?所以,說滕元發是「以犯諫見黜」,當屬實情。


滕元發決定再考,且信心十足。四年後的皇佑五年(1053年),他與好友鄭獬、楊繪一起進京應試,「自謂必魁天下」,穩拿狀元。他與二人笑約,若所言不驗,願受重罰。結果鄭獬考了第一,楊繪第二,滕元發第三。兩人要他兌現罰金,滕元發幽默地回答:你們一個佔了第一,一個佔了第二,「吾安得不居第三?」三人不禁放聲大笑。滕元發這次的應試詩作,也真夠水準。《宋詩紀事》輯有其御試詩和省試詩中被時人傳誦的名句,均警策而氣象博大。尤其是他的省試詩,被學者劉攽稱之為省試詩中「最為警策者。」


進士考試特難,考中已屬不易,高中前三名更是難上之難。滕元發在五年之內兩次應試,竟連拿第三,如囊中取物,且詩文俱佳,為時稱道,真可謂科場奇才。


其實,滕元發不僅應試詩文寫得好,平時提筆揮灑,也頗多珠璣,誠如蘇軾在為滕元發寫的墓志銘中所說:「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就連宋神宗的《祭狄青文》,不到專掌「撰述之事」的翰林學士院中找學士代筆,而讓時任御史中丞,主掌紀律檢查的滕元發為之,可見其文名之盛。



廟堂相才


宋神宗是北宋中期最積極有為之君,一即位就「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欲得英偉大度之人」而用之。但神宗最先擢用的並不是今天人們熟知的王安石,而是「英偉大度」的滕元發。滕元發對此殊遇感念終生,多次言及,元豐七年(1084年)向神宗上奏,說到自己「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眾人未遇之日」,不禁涕泣。滕元發去世的時候,蘇軾的輓詞也說:「先帝(神宗)知公早,虛懷第一人。」兩宋之際學者王銍《默記》,表述得更為清楚:神宗初即位,滕元發「首被擢用」,「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


本來,宋神宗的父親英宗已發現滕元發是個難得之才,特意寫了滕元發的名字藏在宮中,正要大用,英宗就去世了。神宗因此知道了滕元發,即位召見,果然了得,不僅「姿度雄爽」,而且滿腹「開濟之資」,渾身「邁往之氣」。問到「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意深言直,切中時弊,聽得神宗不禁脫口稱讚:「天下名言也!」於是立即委以要職。滕元發也盡心儘力,一展雄才。



宋神宗畫像

三知開封府,英明斷獄。當時開封府積案特多,監獄裡關滿了涉案待判之人。滕元發一接手,很快就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頗受稱道。府民王穎有金被鄰婦藏匿,王穎告到府里,幾任知府都沒判了。王穎氣得生病,駝背拄杖,又向滕元發申訴,滕元發一問即明。王穎拿到失金,激動不已,挺身向滕元發致謝,駝背居然隨之變直,拐杖也不需要了,整個開封府都為之驚異。


任御史中丞,力阻不正之風。宰相任命自己的兒子主管職掌收理臣民章奏的登聞鼓院,遭諫官反對,神宗卻批評諫官不懂朝廷之事,說登聞鼓院不過負責傳達而已,宰相任命自己的兒子主管,有啥不可?滕元發不同意神宗的看法,他問神宗:假如有人狀告宰相,讓宰相的兒子向宰相傳達,合適嗎?而且,天下臣民見宰相的兒子在登聞鼓院,還敢來這裡反映朝廷政事嗎?神宗頓時明白過來,否定了宰相的錯誤任命。


這期間,滕元發還對改進朝廷運作機制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議。北宋官制,中書省統政務,樞密院統軍務,上朝奏事,一先一後,所言互不相知,導致朝廷政令軍令常常互相矛盾,讓地方和部門無所適從。神宗初年,在對西夏邊務中,就出現了同一件事,政令、軍令截然相反的荒唐之舉。滕元發向神宗指出:「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建議命中書省和樞密院加強溝通,必須在意見一致後再做決定。神宗採納了他的意見,朝廷的決策水平和施政效率明顯提高。這在宋朝官制演進史上意義重大,故為陳茂同先生《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論及。


滕元發深得神宗信任。任御史中丞期間,監察御史里行唐淑問「力數其短」,神宗認為唐淑問是「邀名」,下詔將唐淑問貶為復州通判。滕元發向神宗諫言頗多,吏部郎中劉述不知,在神宗面前說滕元發身為言官,卻「無所發明」,順便又揭了滕元發幾個隱私。神宗當即反駁說:滕元發「遇事則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又告訴劉述:滕元發「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宋神宗視滕元發為肺腑,與其無話不說,直掏心窩。一次決定將滕元發的摯友楊繪由諫官調任侍讀,怕楊繪產生誤會,就將自己的良苦用心告訴滕元發,並托滕元發向楊繪解釋。甚至連皇室百餘年間一直諱莫如深的太宗北伐慘敗的真相和細節,也對滕元發流淚痛訴。


據洪邁《容齋續筆》,宋朝除用執政(副相),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宋神宗正是循著這一慣例,在讓滕元發相繼擔任知開封府和御史中丞後,緊接著讓其任翰林學士,又欲命其為三司使,想很快將滕元發擢升為副相,直至宰相,主持朝政,輔佐自己實現「中興」之夢。但就在此時,仕途厄運卻突然砸向滕元發!


《宋史》本傳說,「滕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在君主集權專制時代,君臣關係能如此親密無間,實屬罕見。本來,人在太順的時候,就難免大意,滕元發又生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更易疏忽。宋神宗經常「遣小黃門持短札御封問事」,滕元發竟將神宗親筆寫的短札讓他人觀看,其間就有小人見神宗手札中用錯了字,便攻擊滕元發是故意「揚上之短」。對至尊如此大不敬,要放到別的王朝別的君主,非將滕元發問斬不可。雖然宋王朝祖訓不殺士大夫,神宗又屬明君,卻也未免怒火中燒,對滕元發逐漸疏遠,滕元發不僅沒能任相,還被外放到地方任職,王安石遂漸受神宗倚重。王安石與滕元發政見相左,深惡滕元發,排斥打擊,不遺餘力,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神宗曾幾次動過重用滕元發的念頭,都被王安石駁回。熙寧八年(1075年),滕元發的妻弟又被人告「謀反」,以「大逆」罪被凌遲處死,政敵藉此對滕元發大加攻擊,宋神宗對滕元發的顧憐之情也因之大減。



「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蘇軾《滕達道輓詞》)蘇東坡衷心崇仰的偉人滕元發,徒懷唐·張鎬、漢·張良一般的傑出相才,在那個急需真才大才振興國家的時代,卻因了體制和個人的某些原因,滿腹經綸不得大展,只能給杜甫的浩嘆「志士仁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作一次愴然迴響!


但滕元發不氣餒,才不得大展,那就小展,無論任職朝廷,還是地方,他都儘力而為,把政務、軍務做到最好。


安邊將才


滕元發任御史中丞時,參知政事吳奎就曾向宋神宗推薦滕元發可以為帥,稱讚滕元發「不唯將略可取,至於軀幹膂力,自可被兩重鐵甲。」到邊郡任職後,滕元發傑出的將帥之才,立即派上了用場。


熙寧三年(1070年),滕元發知定州(今河北定縣),該州與遼接壤,是宋王朝北方軍事重鎮,遼兵時有小騷擾,百姓常懷驚恐。滕元發到任,首先安定人心。上巳節這天,他和僚屬在州城郊外設宴相賀,正飲酒間,忽然有人報告,說是遼兵入侵,百姓奔逃。將吏聞之大駭,請滕元發立刻發兵應對。滕元發看出,這是一場自我虛驚,故穩坐不動,笑道:「非爾所知也!」一邊繼續飲酒,一邊派人曉諭正逃跑的百姓:「吾在此,虜不敢動。」令其各回各家,該幹啥幹啥。第二天問明實情,果如滕元發所料。一場由自我驚嚇可能導致的邊地事故,被滕元發睿智、穩重的大將風度,輕而易舉避免了,「諸將以是服公」。遼臣楊興公是滕元發的異國知音,得知滕元發在定州,也頗欣慰。


好個「吾在此,虜不敢動。」民心定,將心服,郡境安,宋神宗特詔褒獎滕元發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滕元發因建堂紀念,堂名就叫「安邊」,以明心志。


接著,滕元發就著手加強邊防實力。他上奏朝廷說:中國軍隊之所以常常顯得比「夷狄」少,沒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兵民分離,軍隊有定數,民則不會作戰。而「夷狄之俗,人人能斗擊,無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所以常打勝仗。河北州縣靠近山谷的地方,民間有獵戶,還有自發成立的弓箭社,習慣射獵,和「夷狄」本就一樣,他建議學習少數民族政權兵民合一的做法,組織邊界地區願意學習弓箭的公差和百姓建立弓箭社,由長吏組織訓練,以便危急時禦敵之用。滕元發的建議,和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近代思想家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同一思路,且有立竿見影的操作性,朝廷當即從之,有效地增強了邊防實力,所以後來元朝修《宋史》,將之載入《兵志》。


滕元發在定州嚴肅軍紀,敢於碰硬,制裁了擅干軍事的皇帝親信。據徐度《卻掃編》,北宋於諸路帥司設走馬承受兩名,一為使臣,一為宦官,皆皇帝近習,「每季得奏事京師」,「凡耳目所及皆以聞」。一些不良之輩遂威福自任,漸與帥臣抗禮,而挾制州縣,無所不至,於時頗患苦之。《續資治通鑒長編》載: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定州路走馬承受任端「嘗呼集諸軍校有所戒諭,而不以聞其帥。」滕元發立即以任端「侵預軍政」上奏,神宗下詔嚴懲了任端。


滕元發又歷知邊郡真定、太原,「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在太原治績尤為突出。太原府領河東路,北臨遼,西北臨西夏,肩負著兩個方面的邊防重任。軍事上設十二將,四將負責北方防禦遼,八將負責西北方防禦西夏。舊制,防禦西夏的八將,四將值勤,四將休息,按時輪流。滕元發赴任的當年秋八月,邊防報警,請求八將皆上防秋。滕元發不同意,他料定敵軍不會大出,分析道:倘若敵軍合力來犯,以我軍現有實力,即便八將齊上,也頂不住;若其不來,四將足夠了。被派執勤的將吏們很害怕,向滕元發力爭。滕元發不為所動,指著自己的脖子說:「吾已舍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敵軍果然未動。太原府及其所領河東路,當年因此一項,節省軍需十五萬。《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元佑五年(1090年),中書舍人王岩叟向哲宗盛讚滕元發,稱其「在河東頗有顯效,為士大夫所稱」,特別是「能為探報,不遣防秋人馬,得帥臣體。」指出:河東路以往每年防秋之費,數額甚大,歷任帥臣怕擔風險,在斷定無事之年,也不敢減少防秋之兵。「元發獨能不遣,為國惜費,其利甚博。」這是因為滕元發能「明見事機,以身任責,故為之不疑。」所以「眾論莫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略。」


元佑五年(1090年)二月,宋王朝將四個邊寨劃歸西夏,其中葭蘆在河東。交接過程中,滕元發嚴防敵軍偷襲,特命部將保護寨中吏民遷出,「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失。」西夏得寨後,又欲多佔土地,滕元發怒曰:「兵有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接連九次上奏朝廷,寫了幾萬字的奏章,力勸朝廷阻止。「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


滕元發雖長期任職地方,卻始終關注著國家大局。元豐四年(1081年),他在安州太守任上,得知神宗欲大興兵伐西夏,遂上《論西夏書》,極言其不可,與當時任同知樞密院事孫固基本一致。神宗不聽,五路發兵攻西夏,先被敵軍決黃河淹壁壘,「兵將凍溺、餓飢,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後又被大破於永樂城,自大將徐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敗報夜至,第二天早朝時,神宗當著群臣之面失聲痛哭,宰相、副相不敢仰視。神宗對孫固說: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今悔無及矣!據《邵氏聞見錄》,這次盲目興兵導致的慘敗,對宋神宗打擊極大,「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一代英主,竟因此喪生。


「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蘇軾《滕達道輓詞》盛讚滕元發有范仲淹、孫沔的大將器局、安邊韜略和以之雄起國威的抱負。滕元發生平也的確以此自許,這在他的《結客》詩中,表現得尤為充分:

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


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


北閣芒星落,中原王氣高。


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可惜一代軍事奇才、大才,竟不為將才、帥才極其稀缺的時代所用,造化弄人,時運誤國,以至於此,令讀史人徒喚奈何!



撫民賢才


滕元發的才幹是多方面的,不僅在軍事上遠超時輩,政務上也出手不凡。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秋七月,河朔一代地大震,涌沙出水,城池房屋多壞。時任御史中丞的滕元發,受命為安撫使,前往指揮抗震救災。此前,當地官員都住在室外的帳篷里避震,百姓本來就很恐懼,見官員如此,也紛紛棄家而躲進倉猝搭起的草棚里,既不安全,又易患病,日子長了,還會引起更大恐慌,不利救災。滕元發到,首先穩定人心,在了解實際震情後,他獨卧屋下,大義凜然地宣告:「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百姓見朝廷大臣如此鎮定負責,就也回家居住。人心定,大局穩,滕元發「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查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整個救災工作有條不紊,順利進展,河朔遂安。


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閏二月,滕元發由知揚州調任知鄆州,一到任,就發現鄆州當年會鬧饑荒,立即向淮南借了二十萬石米以為賑災作準備。果然,當年不僅鄆州,而且京東、淮南都發生了大饑荒。滕元發預見到將有大批流民逃難到鄆州城,倘若安置不好,會引發大疫情,對流民和鄆州本地造成大災難。於是先在州城外勘察好一塊軍隊廢棄的舊營地,以作流民安置點,接著又召集城中富民,動員其參與救助。滕元發推心置腹,告訴富民們:「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並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富民們深受感動,熱情捐獻財物。在滕元髮指揮下,鄆州城外,一夜就用席子搭建起二千五百間流民救助屋,井、灶和日常生活用品也一應皆備。不久,大批流民就洶湧而至,滕元發沉著應對,以軍法進行管理,按次序為其分配住地,安排生活。「少者飲,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整個流民住地井然有序,「民至如歸」,一派靜穆祥和。哲宗派工部郎中王古來視察,見其「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驚奇不已,因畫圖奏上,哲宗特下詔褒獎。據統計,有五萬流民因此免於死難。


蘇軾在給滕元發的信中,稱頌滕元發「聲望隱然,雖未柄用,坐鎮一方,猶足以攜持人心」。誠非虛譽。


【作者系《漢中日報》前副總編】


責任編輯/謝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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