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2018》：我在印度賣手機 見證金立下沉OV崛起

騰訊《潛望》 作者 卜祥

這個世界會好嗎？

站在2018與2019的分界線上，回憶這一年中所經歷的跌宕起伏，相信我們當中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即使我們不相信8字頭年份的魔咒，但這一年商業世界所發生的變化也足以讓我們印象深刻。

在高速增長車輪停下時，並沒有人聽到剎車的聲音。年初中國科技公司股價幾乎都攀上高峰，年中時蘋果、亞馬遜也都超過了萬億美元的市值，但是到了2018年最後的幾天這一切都成為了泡影，暴跌只是發生頻率的問題。

失去了資金，新技術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從年初三點鐘區塊鏈微信群層出不窮，發幣、上交易所、炒幣成為最賺錢的方式，到下半年區塊鏈從公司到投資人和媒體全部灰飛煙滅，中本聰當初會想到技術會讓人們這麼瘋狂嗎？

要麼上市，要麼滅亡。創業公司是資金的另外一塊晴雨表，在很難獲得下一輪融資的情況下，它們都選擇了上市，無論是估值大幅度下跌，還是犧牲一些短期利益，至少需要活下去，才有翻盤的可能。

這一年，我們不停地討論消費究竟是升級還是降級，五環內外人們的工作和生活，以及這個國家的未來命運。

最後，《潛望》記錄了四個普通人在2018年的故事，他們是在抖音上工作的網紅，在印度打拚的中國手機人，拼多多上賣貨的中小業主和區塊鏈從業者。

2018年10月印度排燈節期間，Realme手機員工郭超與印度同事喝著威士忌，慶祝印度市場三天手機銷量100萬台的時候，遠在中國深圳的同行、金立員工黃琦發現該發的工齡買斷收入沒有如期到賬，盤算著難道真要走上勞動仲裁那一步？

郭超之前是OPPO駐印度渠道專員，2018年5月份，Realme從OPPO體系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年新興手機品牌推向海外市場的時候，郭超選擇加盟。

Realme創始人李炳忠搭建種子團隊時，給他打了一個電話，肯定了他過去所做的成績，然後邀請他加盟Realme。整個電話持續幾分鐘，通完電話後，「能得到肯定當然很高興，」郭超決心加入。

這一決定將他推上了14人海外團隊的管理者崗位，團隊中包括12名印度當地人。在他眼中，一個新創建立品牌，半年時間，三天里賣到100萬，是一個超過所有競爭者包括小米印度在內的新紀錄。

「我覺得在海外一定要建立一番事業。在印度一年多了，我發現印度市場潛力非常大，新公司給我的崗位很有吸引力的，從各方面講都值得我留在這裡繼續奮鬥。」郭超說。

黃琦之前所在的印度金立公司，因為受中國總部金立公司現金流危機波及，於2018年七八月份轉讓品牌運營權給印度當地四大手機廠商之一Karboon。耕耘多年之後，2018年，金立在印度名存實亡。

年過三十歲的黃琦打算休息一段時間，再看看新的工作機會。他在面試時要面對不可或缺的環節，向人一遍遍解釋金立為什麼忽然倒下。

2018年，涌動著一場經濟與商業上的大寒潮，它嚴厲、肅殺，它優選劣汰，它已經開始卻不知道何時結束，影響無遠弗屆，哪怕遠在印度工作的中國小人物，生活軌跡都已發生變化。

遺憾離場

2017年春天，黃琦參與了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掀起的廣告、渠道大戰。金立作為較早來到印度市場穩紮穩打的廠間，在當時不得不變得更激進一些。

印度是一個片神奇而有想像空間的14億人口大市場，正處於智能手機爆發期。截至2017年2月21日，印度電信運營商Jio只用170天時間，就獲得1億4G用戶。

黃琦為此被金立從奈及利亞調到印度，駐紮在新德里，每天出門就能看到黃牛、黑牛在柏油路上遊盪，看著不關車廂門的破舊公交大巴。他想著怎麼樣向這些人賣出更多金立手機。

競爭直接反映在手機店門臉廣告牌上，「以前99%以上的手機店都願意免費掛三星的牌子，因為三星手機品牌大，三星如果願意幫店主免費做一個新門頭牌，店主會非常高興，不收錢讓三星掛上門牌。」

黃琦告訴騰訊《潛望》，「我們金立的人後來說幫他們換，零售店老闆也沒有什麼意見，因為關係好，換就換了。」

但是，OPPO和vivo公司（簡稱OV）的人過來後，改變了操作慣例，過去免費的資源，因為OV而有了價格。「OV直接告訴店主，我幫你做新門頭，有我的形象Logo，加你的店名字，店名字很小放在右下角，每個月給你一定數量的錢，或者給你更多錢一年不準換。」

黃琦感受到金立被OV拉著一起向中高端進軍，這一波操作國內手機廠商砸下了以億計的真金白銀。很快他發現這裡有問題，印度人消費水平上漲並沒有預想中上漲得快。

「金立不應該跟著OV高舉高打去搶廣告、代言人等等，一年花了很多營銷費用。我們當初應當做精準營銷，學習小米或者一加，而不是大張旗鼓地，可能會活得更好，那麼銷量沒有OV那麼大，但是盈利能力上沒有任何問題。」

2014年和2015年金立印度贏利，可以向金立總部輸血，到2016年和2017年，印度投入加大，金立需要總部投入。當2017年底金立因歐菲科技公告欠貨款之後，金立中國很快進入休克狀態，金立印度缺血收縮以至最後被總部剝離、變賣，已是必然。

金立印度錯失了自救機會。「營銷費用沒有減少的情況下，銷量沒有拉起來，對公司打擊比較大。」黃琦感到無力。

他已經注意到，印度消費者整體上「追求性價比。」消費力不足的印度市場，一旦有分期，手機銷量就會上漲。這刺激了分期付款公司在印度業務火爆，印度本土金融分期公司相互競爭，甚至引來了中國捷信。

小米公司（印度）也與印度網貸平台 ZestMoney 合作，允許買家在無信用卡情況下按月分期付款，在小米公司網站 Mi.com 購買小米產品。競爭如此激烈，一款手機產品，甚至在設計之初，已經與金融產品方談好細節。

而且，本來金融分期手續需要貸款方去承擔，競爭導致品牌商搶著去給墊付手續費。只要有人想買手機，拿上證件，簽幾份協議，零首付、零手續費，就可以把新手機帶走。

降維生存

這一切，基本上已與黃琦無關。金立印度於2018年7月份賣給印度當地人之前，他就從印度回到深圳，在金立海外市場部任職，偶爾去東南亞一些國家出差。公司業務整體萎縮形勢下，事情已經不那麼多。他有了更多時間陪家人，按時接送孩子，彌補前三年在海外工作虧欠。

2018年寒潮，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更精幹的團隊，找到更省錢而精準的辦法，才能在挑剔的印度市場上活下去。

過去兩年，品牌拉升，營銷大戰，渠道爭奪，OPPO、vivo和金立發布手機新產品，每一款產品都是配置稍微調整一點，價格提升200到300塊人民幣。

2018年一個明顯標誌是，這種打法不再吃香，代之而起的是小米那種以低營銷費用+極致性價的打法贏得市場。

黃琦留意到源自OPPO的Realme橫空出世：「小米打法把原來OV和金立建立起來的零售體系衝擊了一波。OPPO又搞了一個品牌realme來搞小米。」

小米印度模式本質上薄利多銷。金立給零售商8個點左右毛利，小米只給4至6個點毛利。「原理上來說是價格戰，把整個產業鏈進行再整合。以前小米把產業鏈每一個商家配件價格拉低了。Realme又在原有的供應商基礎上又刷了一遍，讓大家再做一些更具性價比配件，整合到一起。」

從7月至11月中旬，Realme郭超為此忙得馬不停蹄。因為國內有結婚一年左右的妻子，有時國內需要開會，郭超去香港坐國泰航空CX694/695，來回奔波於中印之間。好在從OPPO到Realme，公司換了一個靠機場更近辦公地點，上下班有班車，「交通比較方便，不用像國內坐地鐵。」吃飯也有請來的中國師傅做菜，還經常換。

就連搬家，個人物品，也是郭超打完三個包之後，由公司請的搬家公司直接拉走。郭超把更多時間放在工作上。

他的工作內容發生了很多變化。之前，他做運營，拿到現成手機，想著怎麼賣給消費者。現在，整個從產品的設計、規划到最後生產出來，然後再最後賣給消費者，作為銷售負責人，他都要給出一些反饋和產品定位判斷。環節變得更多了。「很多東西從零開始第一次接觸，要重新學習。」

對郭超而言，時間感覺不夠用。這一段時間壓力特別大，成長也最快。幾乎每天工作至晚上8：30之後，夜裡1點以後睡覺，早上7：30到8：00起床。與國內家人溝通時間減少，主要是周末和家裡視頻微信通話。

好在妻子利用假期，從深圳來到印度看望他，郭超抽空陪她去了泰姬陵。還在當地找到一種叫Butter Naan的烤餅，成為小夫妻倆於異國他鄉為數不同的共同喜歡的美食。

加點趣味

郭超理解的印度手機消費者特性，要低價只是一方面，還有追求性能和設計另一面。Realme想設計區別於同價位的其他品牌。

比如Realme 2 Pro，曲線上尋找變化，設計團隊希望能有紮實手感，配備了像玻璃的材料，邊緣外，塗有啞光黑色，再以面板陰影，營造一種「黑海」效果。「Realme繼承了某些OPPO的基因， OPPO品質在印度市場有認知度，所以Realme進入市場有一個快速拉升。」

郭超自豪於亞馬遜印度和電商Flipkart上，相同價位段產品，Realme產品評分都排在前列。從749元至1700元，Realme在印度大致分三個檔位。小米在印度最低價位打到400多元人民幣。

當排燈節Big Billion Days期間，郭超在公司，看著屏幕上不斷上跳的銷售數據最終越過100萬台的時候，他與團隊們歡呼了起來。「從那一刻開始充滿了自信。」他說。隨後，他和同事們去了公司樓下酒吧慶祝，「印度人比較喜歡喝酒跳舞。」

郭超喜歡一種叫Johnnie Walker的烈酒，啤酒沒味道。在印度生活，排滿日程的工作之外，中國人休閑時，需要找到一些自己的樂趣。「我跟同事聊天說，這裡的生活要自己去創造。」

比如，當地人不喜歡打籃球，中國人也不多，需要自己先找了一個小區籃球場，再通過朋友約中國人，定日子，然後慢慢把那裡變成每周一次的中國人打球場地。

對郭超而言，印度征戰路途還漫長，下一次舉杯相慶仍要靠雙手去爭取。他通過朋友知道原先金立手機中國人很多已經撤回國內，市場競爭就是這麼殘酷，能者與強者才能生存。

黃琦12月份通過微信向騰訊《潛望》轉來一篇金立前員工去深圳申請勞動仲裁的報道，12月4日、5日，共有244人申請了仲裁，涉及金額總計超過2800萬元，平均下來，金立欠每位員工逾11萬元。

黃琦在金立已工作10年，按N+1方案，可以拿11個月賠償，但是在要領賠償的第一個月份，就出現了拖欠，這實在不是一個好消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