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毒品和希特勒的私人醫生丨諾曼·奧勒專訪
原標題：納粹、毒品和希特勒的私人醫生丨諾曼·奧勒專訪
關於二戰與納粹德國，歷史學家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還是有人在其中發現了「新鮮事」。
一戰後導致的社會創傷，讓德國民眾情緒低迷，面對戰敗的深重創傷，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急需某種振奮人心的新能量。魏瑪時代的人們抱怨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實，藉助毒品躲進迷幻的世界。恰逢德國製藥業迅速崛起，各類致幻劑和毒品合劑被藥品公司生產出來，以生逢其時的姿態流入了魏瑪德國的千家萬戶，柏林成為縱情享樂之城。
納粹上台之後，不僅頒布了相關的禁毒政策，還進行了社會性的禁毒運動。然而，隨著納粹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自身反而陷入了對毒品的依賴。
諾曼·奧勒（Norman Ohler），1970 年 2 月 生於德國茨魏布呂肯，知名小說家、編劇和記者。《代碼生成器》《中心》和《黃金之城》是其知名的「城市三部曲」。他編劇的《帕勒莫槍擊案》被提名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亢奮戰：納粹嗑藥史》是奧勒的第一部非虛構類作品，研究及編寫時間長達五年，其間他親赴德國和美國各處檔案館查閱史料，深入挖掘並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德國作家諾曼·奧勒在與朋友的一次偶然交談中，發現納粹德國對毒品的依賴程度遠遠超乎歷史的想像，甚至依靠毒品來發動慘烈的戰爭。當初以禁毒為宣傳而上台的納粹，最終背叛了自己的政策和意識形態，讓帝國陷入了毒品的肆虐，乃至對外宣稱絕對健康的希特勒也逐步成為了癮君子。諾曼·奧勒把這段歷史寫成了橫掃各大書榜的《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將目光聚焦於毒品與納粹德國的關係上，指出毒品戰是納粹德國作戰的重要方式，而這此前幾乎沒有得到足夠研究與重視。奧勒透露，書中內容正進行影視化改編，將由《越獄》導演執導。在《亢奮戰》中譯本出版之際，我們對諾曼·奧勒進行了一次專訪，與他聊了聊納粹德國的毒品往事。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蕭軼
在一個霧霾的冬夜，他主動談起了德劇《巴比倫柏林》，似乎並沒有驚訝於它在中國被熱議，輕描淡寫地向我們透露著下一季的劇情和進度。德國納粹時代已經被談論得夠多了，我更想知道當下的德國人會如何看待魏瑪時代。那個巴比倫年代，被茨威格認為是「世界的罪惡淵藪」：「在一切價值觀念跌落的情況下，正是那些迄今為止生活秩序沒有受到波動的市民階層遭到一種瘋狂情緒的侵襲。」諾曼·奧勒低頭凝視著手中的茶杯，略帶沉思地哀嘆著那個夾雜著放蕩與野心的年代。
的確，魏瑪共和國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藝術畫廊、最富麗堂皇的劇院、最先鋒的文化觀念、最潮流的時尚風情，乃至最大膽、最自由的夜總會，幾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地帶。然而，作為一個在悲痛中誕生的孩子，魏瑪共和國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讓德國民眾為之自豪。因為，它的誕生和起源本身就是悲慘的和可憎的。在那個年代，人們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態度是如此的曖昧：「嫁給了它，但並不愛它。」
《巴比倫柏林》劇照。
在壓抑而放蕩的魏瑪時代，被閱讀最廣的著作是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似乎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解釋了德國為什麼會被打敗，從而也解釋了工業主義導致的社會巨變、都市人口的劇增和無根無垠的無產階級的異化。在這本書之後，次年的斯賓格勒再度發表了聳人聽聞的《普魯士主義和社會主義》，呼籲一種無階級的民族的社會主義，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被改編成廣為傳頌的民族主義宣傳文本。甚至，作為魏瑪憲法起草者的馬克斯·韋伯也在去世之前坦承，寧要強人統治下的平民民主，也不要軟弱腐敗的議會民主。
當歷史的屈辱被當做悲情的敘事時，終究會有反彈的那天，一切都在世界的沉默中暗流涌動。當人們吸食著恥辱與繁榮的合劑時，往往會異化出時代的怪胎：人們紛紛開始卸下歷史的負擔，將厚重的鎧甲武裝在身，飲下異變的毒鴆，向舊秩序進行宣戰，企圖通過創造另一種秩序來埋葬一個舊時代。保羅·約翰遜在《摩登時代》里如此描述德國民族在戰敗屈辱後的精神嬗變：「條頓人繼承了希臘貴族的理想和羅馬人對正義的熱愛，並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他們自己的英雄主義和堅韌剛毅的品質。」
諾曼·奧勒的好友湯姆·提克威將《巴比倫柏林》的時間設置在魏瑪憲法第十年，一列火車向柏林駛來，打破了柏林人瘋狂放蕩的迷醉生活。這列火車載滿了足以殺死整座柏林城的毒氣，然而車身卻是黃金製造，像極了那個時代的肉身——金碧輝煌的盛世幻象里埋藏著摧毀時代的毒藥，人們沉溺於嗑藥帶來的迷幻和刺激，因為它能夠輕易地將歷史的恥辱和生活的假象拋諸腦後。
隨著巴比倫城的轟塌，潘多拉魔盒釋放出所有的毒氣，侵蝕著每一個人的生活。魏瑪時代的沉淪放蕩，終於被納粹時代的激進亢奮所取代。最終，載滿毒氣的黃金火車，換成了載滿了猶太囚徒的鋼鐵列車，朝著隨時拉閘施毒的集中營駛去。當年從魏瑪時代嗑藥而來的德國國民，幻覺般冷靜地放行和遠送著那些列車向著不知名的遠方駛去，就像諾曼·奧勒的祖父當年那樣。而當年為了逃避生活而嗑下的嗎啡，換成了為毀滅世界的柏飛丁——這正是他筆下的主角。
在他那本充滿爭議的《亢奮戰：納粹嗑藥史》中，希特勒也好，老百姓也罷，整個德國依舊遭受著毒品的肆虐。只是，魏瑪時代的毒藥讓人沉迷於紙醉金迷的盛世幻覺，納粹時代的毒藥卻讓人清醒於改寫歷史的亢奮情緒。在橫掃歐洲大陸之際，納粹希望創造不滅的神話，意圖通過毒品來控制軍人的意志，以超級戰士的毀滅姿態奪取著他國的領土。以優雅幸福為生產理念的梅賽德斯-賓士發動機，最終也被安裝進了厚重的坦克，碾壓過戰火紛飛的歐洲大陸；也被裝配到了兇猛的戰鬥機上，橫掃著斷壁殘垣的歐洲城池。甚至，為了保持勝利的神話，希特勒也不得不求助於私人醫生注射的毒品。在戰敗已經寫就的掙扎年代裡，希特勒依舊通過毒品藥物向世人和軍隊展示必勝的信心。而那些吸食著毒品的士兵們，則用自己的肉體充當著神話的炮灰。如果說，賓士是納粹軍隊的物理引擎；那麼，部隊配發的柏飛丁藥物則是納粹軍隊的精神引擎。
《亢奮戰》
作者: [德]諾曼·奧勒
譯者: 強朝暉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0月
儘管，納粹上台之前對魏瑪時代的吸毒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甚至藉助頒布的禁毒法令，展開了禁毒運動。在禁毒大業的過程中，還因吸毒人員的信息登記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國家監控體系，並將毒品問題與種族問題結合起來，發展出了針對毒癮遺傳的種族絕育政策：「從種族衛生的角度出發，我們應當考慮採取措施，制止嚴重毒癮患者的生育。」然而，隨著納粹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自身反而陷入了對毒品的依賴。崇尚「純潔」的納粹最終背叛了自己的政策和意識形態，讓帝國本身陷入了毒品的肆虐……
然而，在與諾曼·奧勒的談話中，話題並沒有過多地落在他那本關於納粹嗑藥史的《亢奮戰》上面，因為他在書中已經寫得足夠清楚了。何況，這些天的三城演講也足夠讓他自己對這個話題產生疲勞了。在我看來，較之於藥物性的吸毒，更可怕的是精神性的吸毒，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就像納粹取代魏瑪，時代的病人仍舊處在病中，只是換了一種疾病，也換了一味葯而已。因為《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的發行，諾曼·奧勒馬不停蹄地奔走於世界各地。曾經同樣是記者的他，或許更願意在歷史的陰影下，去觀察和談論當今時代的動蕩與不安。
在當今，全球右翼的全面盛行，暗流涌動的時代情緒就像是另一種亢奮的精神性嗑藥。儘管歷史無從假設，規律也沒法歸納，歷史屬於偶然的創作，但年輪的碾壓下仍然會有敗筆的襲來。早些年間，就有西方政治學者將現代世界的本世紀10年代稱之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翻版世界。如同平行世界一樣，在經濟受挫的年代裡，在國家競爭的鏖戰下，歷史的教訓往往並不足以潑醒亢奮的人類，混雜著民粹與強權的克里斯瑪模式，不僅讓民眾盲目追隨，甚至連知識階層也如魏瑪時代中後期的學術共同體一樣，通過印刷出版和媒體傳播構建了民族主義神話的溫床，亢奮地呼喚著某種精神的復活，趨之若鶩地翻印著歷史的頁碼……
只是，在當今全球局勢下的某些國家，既有著魏瑪時代般為了逃避而嗑下致幻的毒藥，也有著納粹時代為了前進而嗑下亢奮的毒藥。在那裡，空氣中混雜著致幻與亢奮，像是漫天的霧霾一樣吹之不散，一切都塵埃未定……
納粹德國統治下的個體責任
新京報：據說你與祖父在歷史態度方面存在著衝突？
諾曼·奧勒：祖父是一個好人。他在納粹德國時期的所為，我在很小的時候一無所知。在我12歲的時候，在學校了解到了納粹的歷史，就回家問祖父是否曾經參與了納粹的罪行，他坦誠地承認了。但是，祖父不太能直面這段過去的歲月，所以他從來沒有仔細地檢討過自己做過哪些錯事。當我問他的時候，我們在花園裡一起玩桌游，他沒有立馬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從座椅上起身，走進了房間。待他返回花園的時候，手上拿著一個信封。他說：「這是給你的，但我不想談這件事了。這些物件也不能留在房間里了。」他給我打開了信封，裡面是他的納粹黨員證、小冊子和納粹胸針。他做了一個手勢，暗示我應該自己去了解。這對12歲的我來說，實在太過沉重了。我想，就是從這個時候，我自己開始漸漸有了政治意識，也開始對寫作產生了興趣。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你祖父的行為及其事後的討論態度？
諾曼·奧勒：在我看來，一方面他自己肯定會感到非常羞愧，因為他身邊的每個人都說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但他永遠也不會承認和直面這些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和納粹一樣，都持反共立場。所以，對他而言，（他認為）也有好的地方。
祖父說，當納粹執政的時候，德國的一切都那麼的井然有序，每個人都感到非常安全。我認為他描繪了一幅非常錯誤的景象，但這樣的想法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人中很常見，他們不認為希特勒犯了大錯。但是呢，我父親總是批評祖父，他不相信祖父所講的故事。我認同父親的觀點，祖父所講的故事洗白了自己的過去。
新京報：聽說你的祖父曾經親手送過一列滿載猶太人的火車開往集中營？
諾曼·奧勒：是的。祖父說，當他看見滿載猶太人的火車駛過時，他什麼都做不了。當然，在獨裁者統治的年代，想要做一些不同事情的確很難，但我覺得祖父依然需要為自己的不作為承擔責任。而且，他自己就是納粹的一分子，當時在納粹德國的鐵路系統工作。他的工作任務就是保證納粹的火車正常通行，他從來沒有放棄這份工作而選擇離開。所以，他是典型的所謂「納粹德國機器上的一枚齒輪」。
諾曼·奧勒與《亢奮戰》中譯本，在長城留影。
新京報：那麼，你是怎麼看待極權統治下的個體責任呢？
諾曼·奧勒：當時的狀況非常艱難，因為極權政府非常殘暴，任何反對政權的人一旦被發現，要麼當場被殺害，要麼被送進集中營。在那個危險的時代里，為了明哲保身，很多人成為了極權體制的一部分。但同時呢，這些人仍然需要去主動承擔自身的罪責。我認為，在這樣一種殘暴統治下，更重要的是，要麼選擇站出來，要麼選擇離開這個國家。當時，很多德國人就選擇離開這個殺人的國度，還有些人做了不少反抗政權的努力，他們非常勇敢，值得受人敬仰。
這也是我近期寫作的另一本書的話題，我正在研究納粹德國的抵抗運動。去了解人們在特殊時代的不同選擇以及背後的原因，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假如自己生活在這種政權下會如何選擇，周遭的環境太過危險，想要做出明智的選擇並非容易之事，這需要非凡的勇氣才行。
新京報：據說你也因自己和祖父之間的衝突關係，想過要寫一部小說，但最終沒寫成？
諾曼·奧勒：當我了解到《亢奮戰：納粹嗑藥史》談論的故事時，我感覺這才是我真正想要寫的東西。另外，我也更傾向於非虛構的寫作，因為相比於小說的創作，它不會受到太多人為因素的影響。在處理納粹歷史方面，我也越發感覺，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比虛構出來的故事更值得我們去書寫，這就是我改變主意的原因。
新京報：在了解你祖父的人生後，你們在往後的生活中是否會發生某些衝突呢？
諾曼·奧勒：我的祖父曾經居住在東德。後來，他為了逃離東德政權的統治，於是前往西德居住。因為祖父出生在東德，在那邊有很多親戚。在很小的時候，我每年都和祖父坐火車前往東德探望他們。當我們跨越邊境，從西德來到東德的時候，總是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衝突。當東德的邊境守衛質問我們要去哪裡的時候，祖父回答說我們去開姆尼茨，這是他出生的城市。但當時開姆尼茨被改名成了卡爾-馬克思城，守衛說沒有一個地方叫做開姆尼茨。祖父就掏出他的護照，向他們展示自己的出生地，並說這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守衛因此不喜歡祖父，每次過境也都會發生這樣的爭執。但除此之外，我其實內心挺樂意前往東德探親的，能夠了解不同政治體制下的社會文化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當然了，當柏林牆倒下，國家重新統一的時候，我也感到莫大的喜悅。
歐洲並沒有衰落，但需要尋求共識
新京報：如果沒算錯的話，柏林牆倒下時你正好19歲，當時你在做什麼呢？
諾曼·奧勒：當時我正在西德上學。當新聞傳來的時候，我問老師能不能去看看，老師當時就允許了。我就立馬跑出學校坐上自己的車，開了九個小時到達了柏林。柏林牆倒下的過程，大概就用了一天的時間，場面非常震撼，至今令人難忘。我當時站在平台上，注視著東德士兵操作著施工機器去拆除柏林牆的牆體。當牆體倒下的時候，周圍的人群都在歡呼。人們在牆體兩側自由地穿梭著，突然一位年輕女士站在我的身邊。她當時18歲，比我小一歲，我以為她是西德人，結果她就是剛剛從東德過來的。我就在不經意間第一次認識了一位素不相識的東德人。柏林牆的倒下，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柏林牆。圖片：視覺中國。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今天的世界是否有新冷戰回歸的氣象？
諾曼·奧勒：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情。也許，看當今世界的局勢，新冷戰的苗頭已經出現了。但我想說的是，無論如何，還是別期待新冷戰的到來吧！
新京報：你剛才也談到德國老一輩對納粹的懷舊情緒。如今世界範圍內的右翼力量崛起，人們是不是有一種嚮往強人政治的社會情緒？
諾曼·奧勒：在我看來，民主是一個非常脆弱的概念。民主容易被經濟發展中的挫折所摧毀，尤其是在政權趨於腐敗的時候。資本主義讓企業獲得了非常大的社會權力，這也會影響民主程序。人們對當下的民主政治體制喪失了信心，所以他們會投票給民粹主義的領導人，即使他們不那麼民主，但這讓社會問題變得越來越糟糕。就我的觀察，西方正處在艱難的時刻，越來越向右翼勢力靠攏，越來越向資本力量投降。我對西方世界的民主前途感到非常的擔憂。我不得不說，對於當下的全球局勢，我抱持著悲觀的看法，九十年代的全球世界看上去比現在要好得多。
新京報：在當今的全球局勢下，你會如何評價默克爾在歐洲的作為，以及她對德國的作為？
諾曼·奧勒：默克爾是德國保守派的領袖，但實際上，她的作為很偏向左翼的自由派。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甚至連她自己都可能沒注意到這一點。她突然提出了非常偏向自由派的政策，這讓所有人都很吃驚。她所作的最大的決定，是2015年的移民政策。她說戰爭中的敘利亞帶來了非常多的難民，而我們德國很富裕。德國人知道成為難民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因為很多德國人在二戰期間也經歷過那樣的逃難。
所以，默克爾說，我們需要幫助這些中東難民。在一開始，大多數德國人支持她的決定，但後來發生了幾起惡性的社會事件，被接納的難民在德國製造了犯罪事件，這就破壞了德國的社會秩序。右翼媒體對此大做文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對接收難民。默克爾想賦予歐盟更多的人性關懷，卻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如今，遍布歐洲的右翼政黨非常強勢，默克爾正在失去她的權力，她的政治遺產處在危險之中。
新京報：那麼，你現在支持默克爾的政策嗎？
諾曼·奧勒：我從來就不支持默克爾。因為她來自保守派，而我更贊同綠黨，也就是德國現在的第二大黨派。在我看來，綠黨提出的社會方案更加吸引人，也包括應對環境問題的方案。默克爾不是我的菜，但我經歷過默克爾之前的保守派政府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他比默克爾糟糕多了。但是，我仍然認為她允許難民入境是非常對的，因為我們德國在出口武器，所以應當對敘利亞戰爭負責。如果那邊的人民受到了戰爭的影響，我們的確需要去幫助他們。而且，難民不一定會成為德國的全國性問題。以前希特勒害怕外國人，這是非理性的恐懼。難民不會搶走我們的錢，也不會搶佔我們的工作，這只是社會溝通和社會組織的問題而已。也許，默克爾在這些方面犯了錯，但總體上她對難民的態度是正確的。
2018年12月，默克爾在歐盟冬季峰會上。圖片：視覺中國。
新京報：我知道你也做過記者，在你的觀察中，德國是否也會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陷入右翼化的社會泥淖？
諾曼·奧勒：這是極有可能的。就在最近，默克爾辭去了保守黨主席的職務。在保守黨內部也有一場激烈的鬥爭，其中一方就是極端右翼的代表，我本以為他會當選。現在當選的是默克爾的支持對象，也是一位女性，被稱為默克爾的2.0版本。她可能會是下一任德國總理，她相對地持中間立場，我認為她不會是一個政治壞蛋。但由於她不來自右翼，這會讓右翼政黨獲得更多的選票。大概15%-20%的德國人會支持右翼上台，他們每天只會看電視，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當然，右翼要成為第一大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希特勒就成功了，所以誰知道呢？
新京報：現在英國正在推動脫歐，你又怎麼看待？
諾曼·奧勒：對於英國來說，我認為這是個悲劇，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觀察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體系如何自我傷害，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英國人公投脫歐，是由於害怕難民湧入。英國人說，我們不喜歡難民，所以我們離開歐盟吧，離開歐盟會讓我們生活得更好。現在，他們也終於知道政治非常複雜的，難民不會成為他們的問題，而經濟也正在走下坡路。我不同意歐盟的很多做法，但我不會說我們脫離歐盟吧。我經常看BBC的脫歐動態，這件事情很令人著迷又困惑：我不知道英國人在當下應該怎麼辦，我覺得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新京報：你是否認為當今的歐洲正處於整體性的衰落？
諾曼·奧勒：我不這麼認為。歐洲整體處在民主的框架中，而民主總是很吸引人，因為我們喜歡自由言論的權利。的確，很多國家正在往錯誤的方向前進，比如匈牙利、波蘭、義大利等等，但我還是為自己是一個歐洲人而感到自豪，為能夠享受歐洲的文化遺產而感到驕傲。七十年代的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說過，我們要敢於嘗試民主制度。我認為，這是一句非常棒的政治宣言，值得很多政治領導人去學習和借鑒。與其杞人憂天，為了社會安全而過度擔憂恐怖主義，不如向外界敞開心胸，展示我們的民主制度，實踐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我們需要建立共識，去深入了解究竟怎樣才算是自由的社會。因為世界的一切都在變動，而我們不能在原地踏步。
毒品在戰爭中的作用，未得到足夠重視
新京報：我看毒品政策是德國大選時的一大爭議，在你看來，毒品政策應該是怎樣的？
諾曼·奧勒：總體來說，德國也加入了美國的行列反對毒品。大多數的毒品在德國都是不合法的。幸運的是，我們的法律部門沒有像美國那麼嚴厲。我認為，吸食毒品不應該被當作是非法的行為。人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當更多的人認識毒品後，吸食的人反而會減少。因為毒品是非法的，所以質量沒有辦法得到保障，很多毒品製作於私人作坊，這反而給吸食毒品的人帶來更大的危險，這是非常弔詭的情形。
毒品政策的制定，不是為了促進大部分人的健康，而是權力的控制方式。這是毒品戰爭導致的惡果，我們必須趕緊改變這一現狀。毒品戰爭危害到了南美地區的人的生活，但這並沒有讓人停止吸食毒品，特朗普總統沒有意識到這點。
納粹軍隊。
新京報：在《亢奮戰》這本書中，你談到了毒品之於納粹的影響。是否想過，自己會因為對於毒品單線線索的歷史追尋，從而導致自己對納粹與毒品之間的問題進行了誇張或者擴大化呢？
諾曼·奧勒：對於這個的問題，我認為不存在誇大之說。關於納粹的其他很多方面，我在書中的確沒有涉及。但我在書中談到，如果僅僅認為納粹是由某個單一原因而造成的，這是非常不正確的想法。比如，與法國的戰爭中，德國士兵需要在三天之內穿過大山，毒品給他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你不能說，德國打贏了這場仗完全是因為毒品。
戰爭是非常複雜的現象，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其中扮演著某種角色。對於納粹德國來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他們是第一支讓坦克與飛機同步作戰的軍隊，這在當時是全新的作戰方式。此外，冰毒也為納粹德軍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所以，你不能說納粹的興起是由於吸食毒品，或者說納粹打贏了最初的戰爭是因為毒品的緣故。
你可以看到的是，毒品在這場浩蕩的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你需要仔細地觀察毒品在各方面的表現。我沒有試圖去做歸納性的表述，也沒有得出很多的結論，我沒有設定任何的寫作議程。但我認為，《亢奮戰》中有非常多的細節，只是在考察事實，描述現象，去呈現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諾曼·奧勒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後，在光華路碧水禪茶館裡學習中國茶藝。他說，自己不喜歡英國茶，更喜歡中國茶；在柏林時，也會常去中國茶館喝茶。
新京報：納粹上台之前的魏瑪時代，德國人吸食毒品是為了逃避一戰的恥辱？
諾曼·奧勒：這是一個主要理由，但也有其他一些很現實的原因。在一戰時期，德國有成千上萬受傷病重的年輕人，他們需要嗎啡來減輕痛苦，所以後來很多人沉迷於此。魏瑪共和國允許人們購買嗎啡，因為很多人是戰爭的受害者。人們在柏林的各種場所注射嗎啡，吸食各種各樣的毒品。納粹非常反感，他們說這種現象必須杜絕。
新京報：但納粹是一個崇尚純潔的軍政黨派，畢竟他們宣揚種族純潔化，他們為何也從全面禁毒走向了毒品泛濫？
諾曼·奧勒：納粹運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從意識形態上來看，納粹反對現代化。當納粹在1933年掌權後，他們說柏林都市生活的混亂將會被終止，一切都會重歸秩序。納粹來自於鄉郊和農村，希特勒就出身於奧地利的小農村。他們討厭波西米亞人，討厭知識分子。這些主張是與現代化發展相違背的，但納粹也想同時實現社會的高速發展，因為德國是歐洲大陸最大的國家。所以，納粹很快讓自己適應了那個時代。
儘管，納粹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毒品控制法，當德國公司在1937年製造出最強效毒品冰毒的時候，納粹並沒有去干預，他們允許毒品流入市場讓人們自由購買。這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典型運作模式，而更接近於現代社會的自由市場模式。此外，國家社會黨也不完全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黨。在1932年希特勒還不是德國領袖的時候，他邀請了德國大公司的CEO在杜塞爾多夫召開秘密會議，向這些企業透露，國家社會黨的「社會」二字只是為了更容易被外界接納。
所以，國家社會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現象。他們非常狡猾，很善於適應各種環境。當他們上台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他們一年半後就會下台，沒有人想到他們能夠掌權十二年之久。納粹不是有意識地利用毒品，只是毒品業碰巧在當時興起，納粹也沒有去干預阻礙。他們沒有說因為自己是「純潔」的，所以不能去碰毒品。從意識形態來看，納粹離現實操作的距離比較遠，但在實際運作中他們又非常務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當時吸引了那麼多人，因為納粹有太多的面向了。
新京報：當時其他國家的軍隊，是否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藥物作戰呢？畢竟毒品作戰給納粹戰爭提升了這麼大的效率，是否也會為了反擊而……
諾曼·奧勒：有一位波蘭學者Lukasz Kamienski，他在閱讀了我的《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後，寫了另外一本著作Shooting Up。在那本書中，他考察了全球歷史中關於戰爭的記錄，似乎所有時期的軍隊都會試圖為他們的士兵提供各種類型的毒品，吸食毒品會讓士兵更嗨更勇敢，不再懼怕戰爭的危險。這些毒品，有些時候只是煙草，有些時候就是酒精。比如這位波蘭學者就提到，英國海軍從中世紀就開始飲用朗姆酒，他還特意考察了一個英國海軍士兵一天能喝多少朗姆酒。
Shooting Up
作者: Lukasz Kamienski
版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年3月
納粹最早使用官方製造的強效毒品冰毒，這對於全球的軍隊毒品史來說是件新鮮事。有很多對德國飛行員的採訪，他們說等飛過英吉利海峽看到英國時就吞下藥片。半小時後，他們變得特別清醒，然後就投放炸彈。這就是如何在戰略上成功地利用毒品。1940年，英國BBC首次報道了德國飛行員吸食毒品的新聞，英國空軍部門檢測了冰毒，認為這種毒品對英國飛行員過於強效。他們建議使用藥效較弱的安非他命，這後來被盟軍廣泛地採用。
美國人也從德國那裡學到了很多，包括毒品的使用經驗，以及審訊的手段。在朝鮮戰爭中，美國首次使用了安非他命，讓他們的飛行員在飛行過程中更加專註。我也很好奇中國的飛行員會使用什麼樣的藥物，因為安非他命被證明對飛行員很有幫助，飛行員可能需要在空中飛行12個小時，但到達地面就可以倒頭大睡。所以，毒品本身是中性的，你可以用它來殺人，也可以用它來享受。
《亢奮戰》將改編電影，正在打磨劇本
新京報：在《亢奮戰》中，你特別書寫了希特勒與私人醫生莫雷爾之間的故事。在你看來，獨裁者和他們的私人醫生之間，是一種怎樣的依附關係？
諾曼·奧勒：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的確有點困難。因為我沒有研究過其他獨裁者和私人醫生之間的關係。但我知道，蘇聯的獨裁者斯大林擁有一支訓練精良的醫生團隊，當他身體出了狀況，他就會依賴於他們，信任他們是最好的醫生。然而，希特勒討厭專家，他不喜歡讓技藝高超的醫生們掌握他的身體狀況，他也不會在醫生面前脫下衣服。他只信任唯一的一個私人醫生莫雷爾。希特勒時常會對莫雷爾說自己感到不舒服，最近壓力如何之大，等等。有些時候，希特勒並沒有得什麼大病，他只是希望莫雷爾能夠改善他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在莫雷爾和希特勒之間，保持了這麼一種特殊的私人關係。
在一個獨裁政權中，私人醫生擁有非常大的權力。當一個國家完全依賴於領袖的時候，領袖的健康就變得空前重要。這就是為什麼納粹德國的日常問候語是「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當你在納粹德國找到一份工作，和同事打招呼的時候，就要說「希特勒萬歲」，這是納粹德國的法律。莫雷爾也意識到自己處在這個關鍵的位置上。他在日記中提到，他的很多病人和朋友給他寫信，大意就是說，德國的命運全繫於他一人之手。莫雷爾對他的工作感到自豪，但同時也很害怕。因為一旦犯錯，他可能會毀了整個納粹德國。
新京報：但同時，獨裁者也會對私人醫生保持警惕……
諾曼·奧勒：那是當然。私人醫生和獨裁者的關係太近，往往也會讓周邊的人更生疑慮，因為他們無從判斷醫生給領袖注射的針管里究竟是什麼藥物。希特勒的秘書每個月初都會詢問莫雷爾，讓他告訴自己這個月給希特勒的處方是什麼。但希特勒卻說，沒人有權知道這些，這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終極秘密。希特勒站在所有人和莫雷爾之間，他可以對一切都不信任，但必須相信自己的私人醫生。而莫雷爾確實也很忠心於他，完全按照希勒特所說的去做。
新京報：我們習慣了對納粹德國大談特談，似乎往往忘記魏瑪時代。你怎麼看待德國的魏瑪時代呢？
諾曼·奧勒：魏瑪時代非常迷人，我願意生活在那個時代，去見證那段瘋狂的歲月。魏瑪時代的結局令人憂傷，希特勒的崛起摧毀了一切。在20世紀的這段瘋狂歲月里，柏林是當時世界上文化氛圍最濃厚的城市。林林總總的新型觀念，旋繞在柏林上空。有一部電視劇《巴比倫柏林》，就是描繪那段時期的德國，實際上就是由與我合作的電影公司所製作的。那段時期的柏林，的確存在著令人著迷的地方。
《巴比倫柏林》（2017）劇照。
新京報：說到這，想起你這部《亢奮戰：納粹嗑藥史》將由《越獄》的編劇改編成電影？
諾曼·奧勒：你真是做了非常詳細的資料調查。我是這部電影的執行製片人，雖然這更像是個榮譽頭銜，沒有太多的權力。上周我得到了製片方的消息，問我是否願意做第一個閱讀劇本的人。所以，在來中國之前我就讀完了劇本，並給他們提供了相關的修改意見。就在今天，我得到了他們的答覆，他們很認同我的看法。我們會繼續對劇本進行討論，但可能還需要很多的時間，因為劇本是電影中最重要的部分。德國裔美國導演比利·懷德（Billy Wilder）曾說，拍電影有三件事最重要：劇本、劇本和劇本。所以，我們可能會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去研究和商議這部電影的劇本。遺憾的是，這部電影短時間內還不能問世。
電影是我第二喜歡的藝術形式。然而，問題在於，電影的組織籌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會把它搞砸，比如現在的好萊塢。好萊塢的體系已經陷入了僵化，他們因為害怕犯錯誤，導致思想不夠開明。這是因為製作一部電影的費用非常昂貴，人們總會做出比較安全的選擇。但你很難用電影的形式去講述希特勒的道德故事，這和好萊塢的電影類型完全不同，電影公司很難製作這種類型的電影。
他們會問：「我們能不能在電影中設置一個正面的好人角色？」但是，誰是好人呢？希特勒肯定不是，莫雷爾也不是，這個故事裡就沒有好人。實際上，根本就不需要一個好人角色。當他們說電影里需要一個正面人物時，我認為還需要不少的時間來討論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好萊塢做不了，我會在德國製作這部電影。到時候，我就自己重寫劇本。
新京報：我記得，你之前在巴勒斯坦還是巴基斯坦常駐寫作來著？
諾曼·奧勒：兩個地方我都去過。巴基斯坦我去過五次。在巴勒斯坦的時候我住在拉馬拉（Ramallah），那段時間我每天寫作，描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我也曾會面過當時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那段時間非常緊湊充實。
新京報：在來到中國之前，你最喜歡哪個國家？
諾曼·奧勒：在歐洲，我喜歡希臘。我喜歡那裡的島嶼和人民。另外，我們的文化都源自希臘，他們發明了民主的生活方式。中國人也喜歡黃金海岸，如果你在那裡買一套公寓，就可以獲得希臘的護照，我以前還不知道這件事呢。移民馬爾他也是個好主意，因為你在馬爾他不用繳稅。在德國我繳50%的稅，馬爾他只要5%。我還沒去過馬爾他，所以不太清楚那裡的狀況。
我喜歡巴西，但他們現在的總統很糟糕。我也喜歡哥倫比亞。哥倫比亞正在變得越來越好，不像以前那樣危險了，那裡的人都很友善。墨西哥也很漂亮。但較之於這些國家，歐洲的國家之間大相徑庭，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這也是我為什麼喜歡歐洲的原因。
（感謝李永博對此採訪的翻譯和整理。）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新京報記者 蕭軼；編輯：走走；校對：翟永軍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你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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