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良，為何被評為近現代畫家「三座大山」之一？

關良 《唐僧與悟空》

2018年香港蘇富比秋季拍品會拍品

多年前曾聽業界的朋友有如下評論：從文化和寫意精神來看，近現代畫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齊白石的花鳥；一座是黃賓虹的山水；一座是關良的人物。或許很多人會質疑這樣的提法，但在筆者看來是頗有道理的。本文將從多個角度嘗試對關良藝術進行相對深入的介紹。

我們先從歷史評價開始，藏家朋友在解讀上文中的歷史評價時，應該留意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文化，一個是寫意精神。

第一，這裡提出的文化概念是意有所指的，即紮根於深厚的傳統文脈的沃土之中。關良所表現的京劇堪稱國粹，齊白石、李可染、李苦禪、葉淺予等一流大家無不深通京劇。梅蘭芳、新鳳霞是齊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與蓋叫天是好友；李苦禪甚至曾以武生表演而馳名……可以說京劇與中國傳統人物畫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是能夠充分代表中國文化精粹的藝術門類。相比於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無論是街頭巷尾的平凡生活、還是少數民族的平凡生活，軍旅生活等題材，雖然更有現實意義，但從文化的內涵來看，不及以京劇為題材的作品。

關良 《德國風景》

2013年保利香港春季拍賣會拍品

第二，提到寫意精神，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簡潔，也就是蘇東坡所說的「筆才一二，而像已應焉」，是高度的概括並極具典型性。那麼寫意精神對應的就是受到西方素描體系影響，以比例、結構、解剖的準確性為重要參照，特別是依靠模特寫生為重要手段，以西方的素描為基本造型基礎的一套體系。

這樣來看，二十世紀的徐悲鴻、蔣兆和、黃胄等大師，他們的貢獻雖然卓著，但就自然被歸入到另一個系統當中。以「徐蔣體系」培養而成的一大批畫家講求刻畫的深入、造型的結實、敘事性強、擅於表現宏大場面、反映勞動人民的形象，這就又與中國傳統的寫意精神有一定差別。因此，我們很難說關良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優秀的人物畫家，但他絕對稱得上人物畫最具寫意精神的畫家，且獨具民族特色。

關良 《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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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關良的藝術履歷，只要舉出兩個事例便可以抓住他一生藝術之路的肯綮。1917年隨兄東渡日本，師從畫家藤島武二，後又轉入「太平洋畫會」，師從中村不折先生學習素描和油畫，尤喜愛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繪畫風格。後印象派的風格一直成為他日後作品的潛在藝術因子。

1942年關良在四川成都舉辦了個人畫展，並引起美術界很大反響，好評如潮。當時的文藝界領袖郭沫若在觀賞他的戲曲人物畫後，認為是古今奇作，並撰文《關良藝術論》向社會介紹和讚揚他的繪畫藝術，茅盾等文藝界的大家為之題詞稱讚。後來任教於重慶國立藝專。這是他作品第一次亮相後業界的反饋，也可以代表整個文藝界對他的定位。

關良 《繁花吐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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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很多人也喜歡京劇，畫京劇。但是這門傳統藝術是高度濃縮的表演門類，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長期的觀察和訓練，才能捕捉到最典型、最有表現力的一刻。關良之所以能夠將京劇的味道表現得如此準確而有張力，正是得力於他「半個專家」的經歷。關良小時候在南京，愛到"兩廣會館"看京劇，這就註定了他一生玩京劇、畫京劇。他不是一般的票友，而是拜師學戲，買回髯口、馬鞭、靴子，吊嗓子、擺功架……當愛好變成了痴迷，他對京劇的理解自然要高出同輩。

關良 《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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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關良在日本接受了正規而嚴謹的寫實訓練，雖然取徑日本而遠溯歐洲，但畢竟是另外一套體系。而他在日後漫長的藝術實踐中卻選擇了最為純正的中國傳統藝術之路，這個問題值得研究者關注。在筆者看來，一方面他東渡日本之前，已經奠定了一定的傳統基礎，並有濃厚的傳統情節，包括戲劇，石刻，書法，和各種民間藝術形式。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藝術之所以屹立於世界藝術之林的原因——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和不可替代性。

關良 《孫大聖》

2014年上海天衡春季拍賣會拍品

此外，關良開闊的視野，讓他可以在東西方兩個維度中思考，他能夠正視兩種文化的長處與短處，並進行有益結合。他的油畫明顯受現代派影響，不僅在技法形式上，主要還是在理論和觀念上的。他說:「我們若是認識了現代繪畫的理論與現代精神的話，那時是絕對不會誤解現代藝術，毒罵現代藝術的。一個畫家是要有充分的教養的，尤其是在現在來說，不然他是一個工匠。」這話很溫和地批評了那毒罵現代藝術的大畫家。關良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好先生，完全沉醉在藝術世界裡，他的畫里表現的，就是他所有教養的總和。

原文作者：楊艷麗

原文來源：《收藏投資導刊》2018年12月總第190刊《這幫流氓藝術家，我就是看不慣！》

（因篇幅問題，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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