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沈從文是怎樣煉成的——王曉陽讀《沈從文的前半生》

王曉陽

最早知道沈從文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大學教科書上，記得那個時期的現代文學史教材重點內容是「魯郭茅巴老曹」等，沈從文沒有像幾位大家那樣享受專章專節的「待遇」，一般只在某個章節中寥寥幾百字介紹，且評價較低。

隨著時間的推移，海內外對沈從文的評價越來越高，沈從文的知名度和地位也越來越高，甚至直追魯迅。我也先後補課式地讀了他的《湘行散記》《從文自傳》《蕭蕭》《長河》《邊城》等作品，有些震驚地發現，我的閱讀竟然遺漏了一個重要大家。至此，「沈從文何以為沈從文？」「他的那些傳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為什麼差一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問題長期縈繞我心。

最近拜讀了復旦大學中文系張新穎教授所著的《沈從文的前半生》及《沈從文的後半生》，我的這些問題似乎逐漸有了一些答案。

我們先說《沈從文的前半生》。一般而言，傳記都是從開始寫到最後。有意思的是，張新穎教授是先寫的「後半生」，後寫的「前半生」。據作者講，開始是因為沈從文的前半生大家比較清楚，「有幾種的敘述相當詳實而精彩」，沒有必要重複。也可能是在那種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後半生更有研究價值，更為吸引讀者，就像當年陸鍵東寫《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樣。

然而，當寫完「後半生」後，張新穎的想法又有所改變。他以為，沈從文的後半生重新「照見」了前半生，再看他前半生，會見出新的氣象，產生新的理解。他又「抑制不下衝動」，倒過來寫了這部《沈從文的前半生》。

《沈從文的前半生 》自1902年沈從文出生始，至1948年沈從文為悼念好友朱自清而作文終，講述其間沈從文如何從一個湘西頑童一步步從小兵成長為文學青年，再一步步成長為中國文壇舉足輕重的作家。書中敘述他的輾轉流蕩、傳奇與平常、人格「放光」與精神痛苦。

有一個說法流行已久：沈從文沒有什麼文化，既沒有讀過大學，也沒有留過學，新近出版的《許子東的現代文學課》也說沈從文「讀書少得多。」還有一個傳說更是屢見書頁報端：西南聯大時期有個牛人學者劉文典恃才自傲，十分瞧不起沈從文，多次貶低沈從文。

其實，這是對「文化」的誤解或者說把「文化」的概念限制得太狹小了。難道人生曲折的經歷，對人世、社會、自然的熱愛、領悟、思考、洞見，不是一種「文化」嗎？沈從文喜歡把社會、自然這本「大書」與「教育」這個詞相連。這個「教育」不同於舊式私塾和新式學校的「教育」，它概念既寬，影響也更根本，更深入骨髓。它是以自然現象和人生現象為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大書而進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過程。《沈從文的前半生》寫道：「沈從文兩手空空走出湘西，闖蕩更寬廣世界的時候，並非一無所有，而是攜帶著一個積蓄了豐富信息和能量的頑強自我。」

而且，就以狹小的「文化」而言，學歷不高的沈從文也並非文盲，更不是「小學文化」所能限制。《沈從文的前半生》對此作了豐富的敘述和引述。沈從文家學並不淺薄，他祖父沈宏富任過貴州提督，外公黃河清為本地貢生，任過《鳳凰廳志》纂輯，是當地有名的讀書人，四歲時母親就教他認字。沈從文在湘西從事當兵和其他流動職業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文化。書中特別提到一個細節，在隨軍移防川東的途中，他的小包袱里除日用衣物外，還有《雲麾碑》《聖教序》《蘭亭序》和《李義山詩集》。

唯其如是，沈從文從家鄉到北平謀生時才會得到當時一批文化名人學者如林宰平、梁啟超、徐志摩、胡適等人的肯定、關心和幫助，有的成為很好的朋友。他也逐漸進入文藝圈子，寫作品、編刊物，嶄露頭角。如果說沈從文被選聘到中國公學任教，可能是胡適的偏愛，那麼後來他先後進入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與眾多一流大師學者同時執教，就不能全說成是遇然和運氣。至於與劉文典相關的那些傳聞是否實有其事，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過閱讀《沈從文的前半生》，我們進一步知道，能夠從一個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大報編輯、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實際上具備有深厚寬廣的文化積澱。

當然，深厚寬廣的文化積澱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學者教授，還不足以成為一個著名作家，或者說，造就作家沈從文還有許多其他要素。

沈從文能成為一個著名作家，首先是與他豐富而獨特的經歷有關。他出生的地方雖為偏僻之地，卻是湘西中心，往往得風氣之先。這裡苗族、土家族、漢族雜處，歷史文化、風俗習慣、日常活動往往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在異常美麗而幽靜的自然環境之中，極其平常地上演著人類的各種行為，以至於自然的光、影、聲、色，與殺人印象混合疊加，一併成為沈從文童年、少年記憶的主要部分，而童年、少年的記憶往往成為作家寫作的重要題材。

和大多數頑皮兒童一樣，小時的沈從文也逃學，為逃避懲罰，他「根據各種經驗製作各種謊話。」被罰跪時，他往往開始想像各樣動人的事物。他從小對自然、社會這本「大書」產生出強烈的興趣與衝動，身心親近自然。同時，他對日常人事和生活現象興趣濃厚。上學路上喜歡觀察小鋪面、小作坊，留心民間手藝。

想像力和觀察力，這都是一個小說家的重要素質。特別是在當兵的那段時間裡，隨著部隊的不斷移防，沈從文沿著家鄉那條河流多次在兩岸或者上下游移動，觀察了各種自然與人事，聽到了各種傳說與故事，這成為日後他創作中主要抒寫的題材。

其次，沈從文對自然、對社會、對人充滿了感情。他的文學老是寫家鄉那條河，他太愛它了。在《湘行書簡》中，他寫道：「我讚美我這故鄉的河。我倘若還有什麼成就，我常想，教給我思索人生，教給我體念人生，教給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個人，卻實實在在是這一條河。」

沈從文寫的都是很普通的、別人忽視的、遺忘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品，從普通人的日常的生活，展現故鄉湘西，文字明凈、節制，語氣親切、舒緩，有溫暖的幽默，有寬厚的悲憫和愛憐。更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沈從文寫了別人沒有寫過的這麼一些人，而在於，沈從文筆下這些人不是作為愚昧落後中國的代表和象徵而無言地承受著「現代性」的批判，他們是以未經「現代」洗禮的面貌，呈現著他們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這一點恰恰與五四時期主流文學的敘事模式區別開來，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啟蒙，在許多文學敘事模式中，作品中的人物大多處在被啟蒙的位置。但沈從文沒有跟從這個模式，他作品的敘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起來，並沒有處在優越位置上，相反這個敘述者卻常常從那些愚夫愚婦身上受到「感動」和「教育」。而沈從文作品的敘述者，常常又是與作者統一的，或者就是同一個人。

第三，沈從文對文學非常執著。在《湘行書簡》中，沈從文說：「我希望活得長一點，同時把生活完全發展到我自己這份工作上來。我會用我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慢慢地，這個心思變為一種自覺的選擇，就成了沈從文反覆強調的「責任」。這個責任感，沈從文顯然是越來越自覺的，並逐漸擴大到更廣的範圍里去。

1980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說：「許多人都比我機會好、條件好，用一種從容玩票的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寫點什麼，讀點什麼，到覺得無多意思時，自然就停了筆。當然，也有覺得再寫下去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終於為革命而犧牲的。也有些人特別聰明，把寫作當作一個橋樑，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是一個死心眼笨人，始終相信必需繼續學個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達到一個成熟境界，才可能寫出點比較像樣的作品。」

本書最後一章名為「北平：一個有『悲哀分量』的背影。」沈從文的好友朱自清去世，各方悼念文章很多，沈從文也寫了《不毀滅的背影》一文悼念亡友，特意肯定朱自清的「常人品性」「偉大平凡」。他說：「一個作家的偉大處，『常人品性』比『英雄氣質』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習慣前，卻常常只注意到那個英雄氣質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質實品性。」

此話雖不能解讀為沈從文夫子自道，但若說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投射，恐怕也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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