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父親生前最愛說的一句話＂總理是個偉人＂

原標題：舒乙：父親生前最愛說的一句話＂總理是個偉人＂

我記得我父親老舍和周恩來是同一輩人。很多人問周恩來高壽，周恩來一般這麼回答，他說：「我和老舍、王統照、鄭振鐸同庚」。

周恩來喜歡同文藝界的人士交朋友，和其中的很多人是生死之交。我父親與周恩來相識是在武漢。那時抗戰剛剛開始，要組織一個文藝界抗戰組織。根據現在了解的情況，是周恩來找馮玉祥商量，到底全國統一戰線文藝家的組織由誰挑頭比較好？周恩來建議不要讓郭沫若和茅盾出面。最好另找一個人，這個人黨派背景比較弱，但要非常愛國，文學上又很有造詣。馮先生是一個特別熱心的人，就推薦了我父親，說他一個人拎著一個小箱子剛由濟南逃出來抗戰，而他的家小又留在濟南。是否可以請他出來主持這個事情？周恩來欣然同意。1938年3月，在武漢成立了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是現在的文聯和作協的前身。

大家一致推薦我父親擔任總負責人，當時不設主席，設立了一個總務部，主要是怕國民黨當局派人搶佔這個位子。總務部對外代表文聯，對內管理會務，大家選舉他。從那時候起，由他連任這個職務，一直到抗戰結束。

成立大會在武漢總商會舉行，周恩來出席並作了一次講演。講演非常生動。我父親對成立大會還有記述，說周恩來講演時，突然提出他要早一點退席，說是自己的父親也由鄉間逃出來了，今天就到武漢，他要去接他。這件事說明全國的老百姓都受到日本的侵害，全國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據我所知，這是我父親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寫到周恩來。

由那個時候起，我父親就非常崇拜周恩來，一直到解放後變成他最崇拜的一個人，最喜歡的一個人，提到的次數也最多的一個人。其中一個比較有影響的事情是，周恩來召喚我父親從美國回國。我父親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與曹禺先生到美國講學去的時候，周恩來還在重慶。我父親去同周恩來告別同時請示他：我們該不該去？去了注意什麼？周恩來搞了一次小型歡送會，請了許多人給他倆送行，還講了許多話。

我父親走了以後，國內進行了解放戰爭。到1949年6月，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文藝大軍會合在北平，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推選第一次文代會的主要領導人時，周恩來就講，現在缺一個人，這個人是老舍先生，他在紐約，咱們想辦法把他請回來。

在周恩來的授意之下，當時大概有二三十位知名文藝家，都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就聯名寫了一封信，邀他回國。這封信通過地下黨的關係轉到紐約，送到我父親手裡。

我父親接到這個邀請以後，立刻回國。當時他患有嚴重的坐骨神經痛，剛剛開刀。他忍痛秘密地趕回來，但沒有趕上開國大典。

我父親1949年年底回到北京。1950年年初，在北京飯店舉辦了辭舊迎新的作家會議，周總理出席了這次聚會。這次聚會是為了歡迎我父親歸國。當時我父親就住在北京飯店。周總理還上樓到他的房間去看他，兩個人敘舊，非常高興。周總理說：「你現在有了用武之地，你又是北京人了。」

因為我父親出生於窮人家庭，他對這個新的政權非常喜歡。所以，有一種狂喜的感覺，他立刻投入歌頌新政權的文藝創作中來。1950年他寫的第一個劇本《方珍珠》，送給中國青年藝術節去演。緊接著在同一年，他又創作了《龍鬚溝》。《龍鬚溝》實際上是周總理點的題，他還告訴人民藝術劇院的李伯釗，你記清了，老舍寫的這個劇本，非常生動，為什麼窮人喜歡這樣一個新的政權，通過故事告訴大家一個淺顯的道理。

我父親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很快寫出本子。寫出以後，周總理非常高興，他喜歡這個本子，就請焦菊隱出來導演，一批年輕的演員來演。這些演員現在都是有名的演員了。演出以後，效果非常好。

全國開始演這個戲後，周總理就推薦毛主席看這個戲。毛主席一般喜歡看評戲、京戲、梆子戲，看話劇比較少。但周總理還是推薦給他，說這個戲你得看，這個戲好。所以在中南海為毛主席、朱老總等中央領導人專門演了一場。在演出之前，周總理專門把我父親介紹給毛主席，說這個戲就是他寫的。其實我父親和毛主席在延安見過面的。這個戲最後使我父親榮獲了「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周總理是極力支持這個戲的。他建議周揚寫一篇文章來表揚我父親。文章的題目就很有意思，《向老舍同志學習》。事後全國的大文藝家都向老舍先生學習。為什麼呢？因為老舍先生的文藝貼近社會主義的生活，貼近老百姓。

這個戲達到了它預期的目的，告訴老百姓，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很快地掌握政權，不僅掌握，而且鞏固下來，就因為它替老百姓辦事。周總理看到這個價值，就大大地表揚他。

從這以後，周總理經常給我父親出題：「你要寫個什麼」。這個成了我父親的口頭禪，說，周總理又給我點題了，讓我寫個什麼什麼。他差不多一年寫兩三個，他進入自己的創作旺期。

在「三反」、「五反」時，周總理給他點了一個題，說：你要配合「三反」、「五反」寫一個話劇，這個話劇很需要。這個題目很難，一般地講，寫作的時間與所寫作的對象，要拉開一定距離，而這個「三反」、「五反」運動剛開始，周總理就給他點題了。所以他寫得很苦，大概前後重寫了10次。相當於寫了10個劇本，整個劇本的手稿大約兩打厚，現在《春華秋實》手稿摞起來特別厚，的確相當於寫了10個本子，用了10個月，費大勁了。

經過10個月，「三反」、「五反」運動就結束了。周總理就把他叫來，說，我要給你詳細地講講我黨的政策，你再改一遍。我們黨已經形成完整的一套周密的政策，這些你還不懂。

周總理非常細緻，他事先到劇院把這個戲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後，把導演找來，把主要的演員找來，把次要演員也找來，個別談話。他問演資本家的演員：「你演這個戲，自己感覺怎麼樣？別不彆扭？」小演員說：「有點彆扭」。他就收集了這些反映回來，說，這個人物不行，那個人物不行，那個人物應該怎麼改，我們的政策是怎麼回事。包括很多細節，穿什麼服裝，用什麼道具，還有音響，他都在行。

有一次，我父親給人藝寫了一個戲叫《女店員》，歌頌在「大躍進」中家庭婦女走出家門離開鍋台，到社會上去服務，當了售貨員，氣象很新。這麼一個喜劇，那天正好是三八婦女節，周總理帶著財政部長李先念去看，說這個事是你們財政的事。看完以後，很喜歡，說今天得照相。上台照相的時候，他不坐在中間。他說：「今天是三八婦女節，把戲中的幾個老太太找來坐在中間。」他跟李先念、導演、編劇全在邊上，合了一影。

《茶館》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戲，當時是很有爭議的，幸虧周總理出來，保了這個戲。因為當時「左」的思想已經出來了，看不上這個戲，覺得這個戲懷舊呀!沒有紅線呀!沒有革命呀!不喜歡。但是演員喜歡得很，觀眾喜歡得很，文藝界藝術家喜歡得很，就請周總理看。周總理稱讚這是一部好戲，尤其是第一幕，第一幕是精品。這個戲的價值在於告訴年輕人，舊社會是多麼可怕，這是很好的一堂課，而且寫得極其生動，特別好。

這個戲第二度演出的時候，國內形勢已經很嚴峻啦!也是周總理出來，說一句話，改一改還是可以演的。才沒有被「槍斃」。

「文革」的時候，這部戲整個被否定了。「文革」初期，我父親受到嚴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盡了。這個事來得太突然，一天之內發生的事情。

我記得，那天清晨我們就得到這個消息，他失蹤了。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我和大妹妹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我就在衣服裡面套了我父親的血衣，我要告訴周總理，我父親受到嚴酷的摧殘，情況非常緊急。我就到接待站去遞這個消息，要讓周總理很快知道家裡發生的大事情。負責接待的人看了以後，說：「你放心，我們立即把這封信轉交給周總理。你先回去等我們的消息。」我還沒到家，媽媽就接到電話：「信收到了，周總理對這件事表示極大的關注，不要太著急，我們正在想辦法找。」當時我正在回來的路上，到家時我父親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的樣子，周總理對當時的秘書長周榮鑫說：「你呀，想辦法到老舍夫人家去看一看，看看他家怎麼樣？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幫助。你呢，必須代表我去對她表示慰問。」

當時的形勢十分嚴峻，基本上把我父親打成敵人，家裡完全被抄，完全破滅了。周榮鑫沒有敢來，不方便。這樣，周總理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找到了王崑崙副市長。王崑崙與周總理非常熟，跟我父親又是好朋友，都是在重慶那個時候的老朋友了。周總理問他：「老舍先生不在了，你是否知道？」王崑崙正好是最後一位留下來的北京市領導人，他當時算是一個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全部都被整垮了。他說：「我知道，我有一些耳聞。」周總理對他說：「好，你晚上到我家來，一定來，我要跟你詳細談一談。」夜裡，王崑崙見到我母親，把這些情況詳細說了。他就說：「你呀，把你所知道的老舍死的情況，詳詳細細地、原原本本地告訴我，我對這件事情正在進行調查。我還沒有調查清楚，你既然是一個當事人，當然，我希望你把情況真實地告訴我。」

王崑崙曾經到了孔廟，看到過殘酷鬥爭文藝家的情況，但他不敢出面，也無法阻止當時的這種場面。他遠遠地看見，非常焦急。當時，受傷最重的是我父親。王崑崙把所看到的情況以及後事的情況都跟周總理講了，大概給周總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從那以後，我們家就慢慢地感到有一隻巨大的手，在後面支撐著這個破碎的家，人員的待遇，包括財產，包括存款，包括我媽媽自己的情況，實際上是周總理在一點一點地保護著我們。

但是，我父親之死，在周總理的心裡留下非常大的陰影。他覺得遺憾，他沒有來得及保護我父親。所以大概在我父親去世以後的一個禮拜，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社論出來：《要文斗不要武鬥》。

我父親之死這件事經常在周總理心中浮現，到他晚年重病的時候，1975年，他在北海三○五醫院養病，8月23日這天，他走到北海邊上，對著湖水默默沉思了一陣，他突然問旁邊的醫護人員：「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醫護人員想一想是8月23日，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他說：「總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周總理說，我來告訴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有點耳聞，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訴你。」他非常詳細地講了我父親去世的經過。

這些經過，顯然是他經過調查得來的。由此可見，我父親在他心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過了幾年，周總理去世了，「文革」也結束了，經過鄧小平同志批示，我父親在被迫害的文藝家當中很早得到了平反。因為鄧小平同志說過：「像老舍這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

1978年6月，在很隆重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上，鄧穎超來得最早，她提前半個小時就來了。到了以後，把我媽媽和我們幾個孩子召到一起談話，她講：我今天是故意提前半個小時來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恩來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對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示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這件事。所以我今天來是代表恩來同志來的，如果他活著，他肯定提前來，他肯定對這件事情表示悲痛。她說：他對老舍先生非常尊重，他們倆之間的友誼非常深厚。所以老舍的死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他覺得，老舍先生的去世是文學界一個重大的損失，他覺得沒有保護好老舍先生，他自己覺得非常內疚。

他們之間這種深厚友誼，我在父親生前多次談話當中也能夠體會出來，他很愛說的一句話是：「總理是個偉人。」他每次跟周總理談過話以後，總是召集全家在一起，來講一遍周總理講了什麼話，周總理對他有什麼指示，要他做什麼事情，非常興奮。每次都是這樣的，看得出來他是由衷地佩服周總理。

我記得，郭沫若、梅蘭芳等入黨的事對我父親影響很大，他也表示了強烈的願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周總理就到我家裡來了，跟他長談了一次，大概有整整一個下午，談的內容，沒有透露出來。但是從那以後，我父親就不再提入黨的事了。

所以，我想周總理跟我父親之間的友誼不是一般的，的確像周總理對別人說的那樣：我跟老舍一般大，我們都屬狗的。他用這種比喻來說明他同文藝界的關係。

我父親的職務很多，有一個職務是中朝友好協會副會長。在抗美援朝時，他同賀老總到朝鮮慰問過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賀老總是團長，他是副團長。到了那兒，他就被志願軍感動了，就對賀老總說：「我要住下來寫本小說，寫志願軍，你看可以嗎？」賀老總說：「可以，我要給志願軍司令部打聲招呼，讓他們照顧你。」他就下了決心，真的寫了一部小說，寫上甘嶺的事，這部小說叫《無名高地》。

那時，朝鮮客人很多，大家都喜歡喝酒。有一次他醉了酒，回來很晚，這件事叫周總理知道了，第二天就批評他。我父親回來，頭一句話就跟我媽媽說：「今天被批了一頓，總理批評我了，昨天晚上醉酒，總理批評我了。」從那以後，在外交活動上喝酒他就很小心了。有錯，周總理就批評他，周總理對他關心無微不至。

有一次，我父親有一點感冒，我媽媽就給他一點葯吃。後來，被周總理知道了，周總理見了媽媽，嚴厲地批評她：「你怎麼敢自己動葯，他是國寶，他生了病，你要送他進醫院，你不能自己來。」當時我媽媽很委屈，可是周總理還是說：「這不行，你第一要報告我，第二要送他進醫院，我們大家要很好地保護他，愛護他。」

我覺得，我爸爸在「文革」中憂心忡忡。有一次他自己吐血了，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去以後，他非常想見周總理，但是他考慮到周總理太忙，情況又非常複雜，他沒有說話。他去世後，我們才發現他枕頭旁邊有一個小學生用的小本子，上面寫了一句話：「總理你不要來看我。」他實際上很想讓周總理來，兩個人再進行一次掏心窩的談話。他絕對把周總理當成最貼心的人。

對我父親來說，發生了天大的事，最大的事，最難辦的事，主心骨都是周總理。當然他最後的信息是沒有發出去，周總理不知道，他突然就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一個大的悲劇，他跟周總理之間的友情突然斷裂，對他來說是重大的悲劇，這悲劇果然壓在活下來的周總理身上，導致他重病的時候，他的思緒很容易回到我父親身上。

我覺得我父親和周總理之間是生死之交，是值得長久地流傳下來。

周總理是歷史巨人，也是我父親的最大知音，是我們一家人的恩人。

(作者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老舍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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